《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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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作者：李长之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
ISBN：9787201053110
版本：2007年7月第1版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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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 (1910.10.30—1978.12.13)，一位隐藏的大师，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与吴组湘、林庚、季羡林并称为［清华四剑客］。

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利津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在校期间已发表散文作品。《我所认识的孙中山》是他的早期习作。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同时参加了《文学季刊》的编委会。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在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前，即开始理论批评的写作。1936年出版《鲁迅批判》一书，产生影响。该年自清华大学毕业，遂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员。1944年主编《时与潮》副刊。1945年任国立编译馆编审。抗战胜利随编译馆由重庆北碚迁南京，主编《和平日报》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这时，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等。建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他的文学研究有深厚的中西哲学、美学、文论为基础，视界开阔，见解独到，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的评介。


[著作书目]

夜宴（诗集）1934，北平文学批评社
鲁迅批判（评论）1936，北新
波澜兴亡鉴（史论）1940，独立出版社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评论）1941，商务
西洋哲学史1941，正中
批评精神（文论）1942，南方印书馆
苦雾集（评论、散文等合集）1942，商务
星的颂歌（诗集）1942，独立出版社
韩愈（评论）1944，胜利出版社
北欧文学1944，商务
我教你读书1944，文风书局
梦雨集（评论、散文等合集）1945，商务
文史通义删存（文论）1945，文化书社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评论）1946，商务
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文论）1946，独立出版社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评论）1948，开明
李白（评论）1951，三联
大理石的小菩萨（童话集）1951，文化供应社
龙伯国（童话集）1951，文化供应社
陶渊明传论1853，棠棣社
中国文学史略稿（1—3卷）1954—1955，五十年代出版社
司马迁（评论）1956，通俗读物
《诗经》试译1956，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孔子的故事1956，上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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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而传记的中心在李陵案。后来因为论《史记》各篇著作先后的一文写得太长，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表示‘人’与‘作品’并重。但以后写作品的分析时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人格与风格也有一个共同中心，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


摘自《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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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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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自序

第一章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一 伟大的时代
二　楚文化的胜利
三　齐学
四　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
五　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
六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附录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第二章　司马迁的父亲

一　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
二　司马谈的思想之渊源
三　批评精神和道家立场
四　司马谈与封禅
五　伟大的遗命
六　天才的培养


第三章　司马迁和孔子

一 教育之效
二 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拜
三 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
四 司马迁对六艺之了解
五 司马迁与春秋
六 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所在
七 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和孔子的真正共鸣


第四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上）---无限之象征


一 从耕牧到京师受学
二 东南和中原的大旅行
三 仕宦生活的开始
四 封禅与北地之游
五 负薪塞河
六 父职的继续---司马迁之活跃与积极
七 太初历的订定和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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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中）---必然的悲剧


一 司马迁的性格之本质
二 好奇与爱才
三司马迁与友情
四 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
五 李陵案的原委
六 两个英雄的晚年


第六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的可能之可能的推测
一 缺和补
二 《史记》中可能出自斯马谈手笔者
三 《史记》中不易辨别为谈著抑迁著者
四 司马迁著述之根据与其创作时之情形
五 就著作时代上对司马迁作品之划分
六 结论和余论


第七章　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浪漫的自然主义


一 司马迁之识
二 司马迁之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三 语言学的训练 ---所谓古文
四 司马迁之读书
五 司马迁与儒家
六 司马迁之根本思想
七 司马迁和荀学
八 浪漫的自然主义
九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
十 司马迁之政治观
十一 司马迁之民间精神
十二 《史记》一书的个性
十三 史官的传统


第八章　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

一 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
二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三 建筑结构与韵律
四 句调之分析
五 司马迁之语汇及其运用
六 司马迁的风格之特征及其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第九章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

一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二 《史记》与中国后来的小说戏剧
三 司马迁之文学批评
四 司马迁之讽刺
五 总结 抒情诗人的司马迁及其最后归宿

代跋：“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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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的晚年悲剧 作者：张蕴艳


李长之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在中国学界的美学家、文论家与文学批评家。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还写了许多颇具特色的传记批评。《鲁迅批判》与《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其代表作。笔者曾对李长之横跨民国与共和国二十多年的传记批评作过分析，发现在这二十多年，当其生命在酣畅与困惑、孤独与喧嚣、欢乐与痛苦之间奔走或徘徊，伴随其生命的传记批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恰巧成为作者在不同时段的精神肖像或人格标本。


民国时期，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侧重从审美视角来品味传主的浪漫气质，赏评传主的艺术成就，通过人格与风格之互释，来体验并沉思某种生命状态，进而感悟并关爱某种人格所表征的精神高度与心灵境界，期待在追寻自我生存价值的同时，也汲取先贤的思想资源以继承并发展重在“立人”的五四传统。这种对人物心灵气质的直觉与妙悟，正可让人领略到《世说新语》的流风余韵。


而到共和国时期，李长之的传记批评则侧重从政治的视角来探察传主个体生命在国家权力网上奔突、挣扎或逃遁，通过对传主的重读来主动配合思想改造运动以期“改造旧我”。这种体现政体向心力的政治化人物评价，则可比作微言大义的《春秋》。发生在１９４９年前后的李长之传记批评的精神滑坡乃至断裂正显示了其学术人格之跌宕与趋时演化。


从“世说新语”般的审美化人格品评，到“春秋”般地体现政体向心力的政治化人物评价，从展示传主丰富的精神世界到给传主贴政治标签，过多的政治油彩委实将李长之原来纯情天真的脸涂得暧昧不清了。他走了一条当年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都走过的“思想改造”之路。曹禺、巴金、老舍、朱光潜、李健吾等，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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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当初也确实不无真诚地期望通过对这些“浪漫”传主的重读来改造旧我即主动配合“思想改造”。同时，声势浩大的而又接踵不断的政治运动当然也是迫使李不得不重读传主的重要外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俞平伯的批判，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以及对所谓“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批判……每次运动都向知识分子演示了政权的强大威力，令其联想到自身罪孽的深重。当年李长之也撰稿参与了《武训传》批判，不料引火烧身。至于他的清华老师贺麟、金岳霖等教授无不受到批判，且早早宣布放弃自己的思想体系。其恩师杨丙辰教授甚至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自由，以至李长之往往须在刊发自己的翻译作品时多署一个笔名，以便偷偷接济年迈而已无力糊口的老师。所有这些急剧世变，对他精神上、心灵上未始不是一个冲击。


但当年思想、言论气氛的萧瑟，对李长之来说，大概还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即使１９５６年的“双百方针”也并未真正解放李长之那已被僵化得太久以致扭曲的灵魂，这就像束缚多年的小脚，即使不再缠布条，可再也放不大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１９５６年应是李长之在新时局中写文章最多的一年，然其整体水准却再也比不上民国时期了。这绝不仅仅是心有余悸所致，而实在是其学术人格已经裂变。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李长之被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说动，离开南京，去北师大任副教授，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并接触了许多进步学生。闻一多在当年面对狰狞的枪口拍案而起的斗士壮举，尤其给了他深刻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先读其年谱，大受激动，时而欲泣”。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而抗战以来，他的生活一直较为拮据。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亲中风后，他就与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据说四十年代在西南，宗白华还曾帮他讨奶粉给他的长女喝。故当１９４８年国民党抢运京都学人时，很多朋友（包括梁实秋）都劝他去台湾，机票都办好了，他没去，留在了北京。有意思的是，当年陈寅恪虽与胡适同机离京飞石头城，却未留南京，而是借道沪上，直下羊城，末了在岭南大学康乐园安了家。此举正可鉴纯正学人的价值抉择：因为陈寅恪真诚地期冀离权力中心远些，以便保持清醒头脑与淡泊志向来践履其“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李长之则虔诚而热情地期盼新政权给他带来好日子。


１９４９年２月，他代表北师大教授起草‘迎接解放’宣言，后又陆续起草了‘拥护解放军渡江令’宣言、向新政协的致敬电等。４月，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又加入了教授会的干事会、师生员工执委会、合作社筹委会；其后当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副主席、文学院工会主席。７月，任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代表出席会议，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会后赴东北参观学习。”１９５０年２月他正式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１９５１年参加政协组织的西南土改工作团，并任副团长……至此，这份密集的工作日程表和复杂的干部履历表，大概已足够给我们勾勒出一个企图大展鸿图的忙碌身影了。比起沈从文，李长之在共和国初年的日子应当说还是较愉快的。一切都还有盼头：沈从文被剥夺了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资格，李长之则跻身其中；１９４９年春，沈从文因担惊受怕，精神全面崩溃，绝望，自杀未遂，李长之则持续地激情满怀，挥毫作诗，歌颂解放。


然而命运却并不如李长之所预期的那般如意，其忙碌的身影背后，已拖着一条长长的、内疚的、赎罪的阴影。他是１９５０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望穿秋水，就是没被批准，直到１９５６年，他才由黎锦熙、游国恩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而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间，也正是他以重读传主，即努力从思想史层面来“改造”自己的灵魂的日子。某种莫名的原罪感，已使其传记批评变成了一篇篇烙上耻辱印记的忏悔书，他对传主人格的把握就由复杂转而简单，由深邃趋向浅陋。民国时期，他能把传主看作真正多面的“活泼泼”的人。当年，他最不愿苟同的是，某些国人“崇拜一个人，却是往往把他变成正方正圆，像修饰一个面容，把胡须眉毛一律剃得精光似的，填到圣庙里去吃猪肉之后，就一切不问了。这样被构成的人物会伟大么？决不会的！他的精神是贫瘠的，他的生命是枯萎的，这是图案的形式而已，毫没有内容”；因为“人本来是人，人不是照着逻辑长成的。生命力的源头本来有烟、有雾，水至清则无鱼”。因此他能写孔子的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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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他写李白，也是情感丰盈得很，既含亲情、友情，又有爱情，且从不讳言李白的爱情既有情爱的成分，也有性爱的成分，甚至更偏于官能享受、肉欲，故尤喜胡姬。但到１９５１重年写李白，传主在感情造型方面已被冲淡，似已沦为唯与杜甫、汪伦保持一点友谊的“薄情郎”了。还有，该如何评价李白所特有的、居高临下、涌溢而出的豪气？李长之在民国时是极赞赏的，但到共和国时却又贬其为“流民气质”了。再则李白为杨贵妃写《清平调》在１９３７年的李长之看来，本是“很风流很脍炙人口”的事，而到１９５１年看来则又成了“参加在荒淫享乐的生活，过着糊里糊涂的日子还自以为得意”。


从情感的单一化到全然否定人生而具有的七情六欲，这能否说，是人格单向度化的典型症状呢？曾经是坚定的人性论者的李长之，至此已变得面目全非了。不妨再以重估“魏晋风度”为例析之。１９４７年李对“魏晋风度”的概括是“简约玄澹”四字的１９５２年则被加了如下阐释：它是当时士大夫，一种架子和应付人事的方式，这是在封建贵族阶级里所欣赏的一种“人格美”，同时也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做人的方法。它是由修养而得的，它的实际意义之一面是当时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一种政治家的仪表或态度，因而也是登政治舞台的资本之一。对“魏晋风度”作如此“阶级分析”，又何以能穿越时空的阻隔而聆听名士的冲天长啸，乃至欣赏他们的隗然醉态，与吟味放浪形骸背后的生命凄楚与孤独呢？既然李长之因过于“突出政治”而无视“魏晋风度”之通脱、潇洒、俊朗、闲适那一面，进而无视它对人生心境的某种解脱或玩味，所谓独立人格也就无从谈起了。


诚然，当我作为后学，而屡屡数落前辈的学术人格之异化，并非说，我竟看不到李长之的某种内心真诚，以及他皈依权力过程中所痛感的种种复杂体验。潜心阅读李在共和国时期的传记批评，我其实已经看到了被夹在文本裂缝之间的那双 痛苦而迷惘的眼睛。我体味其目光之含义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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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恐惧；二、压抑；三、失落；四、怨愤；五、羞愧、自卑、自负……容笔者依次述之。

一、恐惧。

那是某种政治高压下的生存恐惧。李长之深谙历史上“祸从口出”之惨剧。司马迁、屈原、韩愈无一不是这样的倒霉言官。早在１９４４年撰《韩愈》时，他就曾为韩愈史笔未得施展而慨叹：“韩愈知道史官是难做的，尤其在那时政治环境非常复杂，更不易下笔，所以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我想韩愈却不是真正畏祸，实在因为就是写出来，也容易为人改动，反而不能存真。他确是有先见的”。１９５２年论陶渊明，李仍认定陶渊明对“残忍政争的消极抗议”，就是一个“醉”字。“醉”者，沉默也。我们是否也可这样来体会李长之的由衷之难呢？故当李长之借重释传主来修正或表白自己的政治态度与哲学立场，这种“主动出击”的姿态背后，是否也隐含另层意思：即与其拱手让别人篡改得面目可憎，还不如自己动手，或许还能部分地保留自我呢？沉默固然是为了逃避恐惧，然而表白或许是另种沉默？但这大约是在对现状还未完全绝望时才有可能。果然，若干年后，李长之终于真的沉默了。其女儿李书曾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李长之喜欢在写作时抽烟，往往抽完一支烟，一块长篇社论就出手了。儿女劝他少抽烟，他说，你们不要干涉我抽烟，我能抽烟是好事，什么时候我不写文章了，烟也就不抽了……后来不用孩子劝，他自己主动不抽了。“文革”后，他仍沉默。有人问，李长之，你老不说话，想什么呀？！他说，我只想我的病孩子。什么叫万念俱灰？这就是。比起篡改自己，沉默未始不是一种明智的保护自己的方式。与其鸥鸦嘈杂，不如“大音希声”。吴宓在“文革”中靠改日记来为自己开脱“罪名”，虽不难令人作“同情之了解”，然在人格上，终究不够光明磊落；沈从文醉心于古代文物及服饰研究，在故纸堆中寻觅旧文化的点点温暖，倒也自得其乐；诗人梁宗岱则让诗性生命与高贵气质消磨在养猪、养鸡、种菜、种草药上，大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江上渔父的派头；陈寅恪索性是在陈端生、柳如是身上“发潜德之幽光”，“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这都无异于是某种沉默的身体语言，尽管沉默背后的价值理想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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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抑。


因为恐惧，所以压抑。

李长之在论及“再度改朝换代时的陶渊明”曾说：“因为易代，而‘触物皆非’，因为易代，而有了‘随时’和‘迷恋’的两种不同态度；这些都是非身历其境的人不能如此深切体会的”。李长之面对政权的交替，精神上也不免经历“随时”与“迷恋”的交战与抉择。

１９４１年他写孔子时曾记载孔子临死前梦殷的故事：传说夏代人的棺材停在东阶，周代人的棺材停在西阶，殷代人的棺材停在两个柱子中间，孔子梦见自己正坐在两个柱子中间，受人祭奠，于是恍悟，自己的祖上是殷人，他的死期不远了——李长之评论说：“可知孔子在潜意识里，也是常忘不掉自己是殷人的。殷是一个什么民族呢？殷是一个富有宗教情绪的民族，也就是一个以浪漫精神为文化基调的民族。……孔子之赞美周，可说乃是以一个殷人的浪漫情调而羡慕周人的古典精神的。”有意味的是，１９５６年他撰《孔子的故事》依旧说了这事，却未做任何评论。能否说，后期李长之也曾有感于自身的“浪漫”气质之逐渐沦丧乃至逼近死亡，才借抒写古典诗人的“浪漫”梦想来缅怀逝去的“浪漫”时光呢？然而他梦见的终竟是死亡。

由此似又可说，所谓“春秋”式文本近乎压抑型文本。压抑或知识者在心理上的自我压抑，可说是深入那年代之肌理或膏肓的精神顽疾。它是蠕动在历史之墙裂缝中的蛆虫。当李健吾说“思想改造”于他是一种乐趣而非苦趣，正好用来说明压抑实已吞噬了他的精神。这条压抑的蛆虫也爬上了李长之的沉重身躯，如神经网络遍布其全身。１９５７年“反右”开始，由于李“认罪态度不好”，１９５８年被点名、戴帽，再也没有发表、出版及言论的自由。此后也再没有写出好文章来。

可以说，至１９５７年，其精神生命已濒临死亡。而在这前一年即１９５６年，当李长之有幸沐浴着“百家争鸣”之春光，他又一度写得很快、很多；直至１９５７年早春，他也尚能留下一点难能可贵的温馨篇章。比如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４日刊于《光明日报》的《李义山论纲》，李竟有如此雅兴来述说李义山的爱情诗：“他写出了在爱的过程中的细致而曲折的情感——有憧憬，有希冀，有沮丧，有怨恨，有酸辛，有甜蜜，写出了年轻人的心，这是幸福的春天，而这春天又是有风有雨、气象万千、鲜艳多采的”。对古诗人艳情绮怀之艺术感受，当给人扑面带来一股早春的温润清新；然而当他认同李义山的“忧抑，空虚，对封建社会不满，倒正是和劳动人民‘里应外合’”时，又不禁令人扼腕叹息：梨花带雨的动人风致倏忽即逝，毕竟美人迟暮，风光难再……

这类回光返照的美文只能诞生于氛围有所宽松的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早春，然即使在那时写作，李仍不忘为李义山（实为自己）披一件“红外套”……这不正表明李长之心境之压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