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陈垣《史讳举例》

[老黄]

投了一本老少咸宜的书本出来漂，同时也投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



书名：《史讳举例》
作者：陈垣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06（初版：1962）
页数：144

[大风]

这本书，我不想漂....只想买。呵呵

[老黄]

避讳学是研究中国历史所不可缺少的知识，因为在辛亥革命前，遇当代帝王或所尊者之名时，必须回避。但各朝所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因此史书上常有因避讳而改易文字的地方，甚至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

陈垣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等领域为中国史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本书是陈先生在避讳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的著作，举了80多例，分析并说明了历代避讳的种类、所用的方法及其利用，以及与避讳有关的问题，言简意赅，学术水平很高，同时亦不失为一本较好的普及性读物。

[老黄]

目 次

序

卷一　避讳所用之方法
　第一　避讳改字例
　第二　避讳空字例
　第三　避讳缺笔例
　第四　避讳改音例

卷二　避讳之种类
　第五　避讳改姓例
　第六　避讳改名例
　第七　避讳辞官例
　第八　避讳辞宫例
　第九　避讳改地名例
　第十　避讳改干支名例
　第十一　避讳改经传文例
　第十二　避讳改错语例
　第十三　避讳改诸名号例
　第十三　避讳改常语例
　第十四　避讳改物名例
　第十五　文人避家讳例
　第十六　外戚讳例
　第十七　宋辽金夏互避讳例
　第十八　宋金避孔子讳例
　第十九　宋禁人名寓意僭窃例
　第二十　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例
　卷二十一　恶意避讳例

卷三　避讳改史实
　第二十二　避讳改前人姓例
　第二十四　避讳改前人名例
　第二十五　避讳改前代官名例
　第二十六　避讳改前代地名例
　第二十七　避讳改前朝年号例
　第二十八　避讳改前朝年号例

卷四　因避讳而生之讹
　第二十九　因避讳改字而致误例
　第三十　因避讳缺笔而致误例
　第三十一　因避讳改字而原义不明例

卷五　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

卷六　不讲避讳学之贻误

卷七　避讳学之利用

卷八　历朝讳例

征引书目略

附录　《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简体横排标点本说明 ——陈智超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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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8.30 only，卓越网扫会来的。
买的目的就是借人。
老黄读博时看过。
是值得收藏的。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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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史讳举例》导读
——邓瑞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陈垣(1880-1971)，字援庵，亦作圆庵，书斋号励耘书屋，广东新会人，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史学家。陈垣先生著述宏富，主要有：《元也里可温教考》等古教四考（４种）、《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宗教三书（３种）、《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敦煌劫余录》、《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通鉴胡注表微》等２０余种，为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向为海内外学界所称道。就历史文献学而言，《史讳举例》是其中较重要的一部，从中可以看出陈垣的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

[老黄]

一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制度，从先秦到满清灭亡，先后实行了两千余年。其主要表现就是要求在行文的时候，必须采用改字、空字等方法，避开当代帝王以及尊亲的名字。古代文献典籍中因为避讳而将文字改易的地方非常多，甚至改变前人的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使古书淆乱不清，极易造成误解，给读书治学带来许多困难。陈垣曾说：“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有鉴于此，他撰成《史讳举例》一书，在“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的同时，为校勘古籍、考证史事提供一门辅助学科，从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史讳举例·序》）。

　　在《史讳举例》问世之前，历代学者对于避讳的认识和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清代以前为第一阶段，清代为第二阶段。

　　清以前，特别是唐宋两代，避讳之风极盛，但有关避讳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广泛重视，专门的研究几乎没有，只有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楙的《野客丛谈》、王观国的《学林》等笔记中有零散记述。到了清代，随着考据之风的兴起，文献典籍中大量的避讳现象引起一些学者的极大兴趣，他们开始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进行研究，如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甘二史考异》和《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陔余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王昶的《金石萃编》等，对避讳都有专条论述，其中尤以钱大听的研究最为深入。钱大听在史事考证中，善于利用避讳知识解释史书疑难。他还总结出一些避讳通例，如《十驾斋养新录》卷１１有“避讳改郡县名”，《余录》卷下有“避讳改姓”等条。

　　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派大师。陈垣在元史研究、年代学以及考证方法等许多方面深受钱大昕的影响和启发，学界也多认为陈垣是钱大昕之后的第一人。如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者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垣撰写《史讳举例》时，在很多地方借鉴并利用了钱大听的研究成果，其中直接引用的内容就超过三十条。１９２８年，国内学界筹备钱大昕诞辰２００周年纪念会，陈垣此书就是为这次纪念会而作的（见《史讳举例》１９２８年版序和１９５６年重印后记）。

　　除钱大昕等人外，清代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避讳史料的搜集，如周广业、陆费墀、黄本骥、周榘等。但他们的著述都存在严重缺陷。

　　总之，就一门独立的学问而言，钱大昕等人研究避讳的成果，“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史讳举例·序》），显得零散而不全面；周广业等人的著述，也只是停留在资料汇集的层面上。至陈垣《史讳举例》出版，才使避讳研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成为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的一门辅助学科。

[老黄]

二

　　陈垣学术风格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寻找一般规律，归纳成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类例，简洁明了而又不失全面系统，能使读者触类旁通，很快掌握某一门学问的要领。《史讳举例》就是陈垣用这种类例笔法撰写的第一部专著。

　　《史讳举例》撰成于１９２８年２月，同年１２月刊登在《燕京学报》第４期上，１９３３年收入《励耘书屋丛刻》第２集。５０年代，陈垣的助手刘乃和先生对全书的引文出处和卷数页次进行了全面检校，并于１９５８年１月由科学出版社重新排版印行。此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于１９６２年７月印行过一次。１９９６年８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陈垣卷》，即据此本收录。

　　《史讳举例》全书共８卷，８２类例，基本上概括了避讳的所有方面。

　　卷１“避讳所用之方法”。将历代所用之各种避讳方法概括为４类：１．避讳改字，２．避讳空字，３．避讳缺笔，４．避讳改音。前三种使用最多，在古籍中最为常见，后一种未能普遍实行。

　　卷２“避讳之种类”。将历史上和古籍中常见的避讳现象归纳为１７类：１．避讳改姓，２．避讳改名，３．避讳辞官，４．避讳改官名，５．避讳改地名，６．避讳改干支名，７．避讳改经传文字，８．避讳改日常用语，９．避讳改各种名号，１０．避讳改动植物和器物名，１１．文人避家讳，１２．避外戚讳，１３．宋辽金夏相互避讳，１４．宋金避孔子讳，１５．宋禁人名寓意僭窃，１６．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１７．恶意避讳。

　　卷３“避讳改史实”。当代人为了避讳，将前代史实强加改易，大致有７种类型：１．避讳改前人姓，２．避讳改前人名，３．避讳改前人谥号，４．避讳改前代官名，５．避讳改前代地名，６．避讳改前代书名，７．避讳改前朝年号。

　　卷４“因避讳而生之讹异”。避讳改易史实，淆乱古籍，给后人读书治学带来很大麻烦，因此而产生的各种讹误所在皆有，陈垣将这些讹误划分为１４种类型：１．因避讳改字而致误，２．因避讳缺笔而致误，３．因避讳改字而原义不明，４．因避讳空字而误作他人，５．因避讳空字后人连写而出现脱字，６．讳字旁注而混入正文，７．因避讳使一人二史异名，８．因避讳使一人一史前后异名，９．因避讳导致一人数名，１０．因避讳使二人误为一人或一人误为二人，１１．因避讳使一地误为二地或二地误为一地，１２．因避讳使一书误为二书，１３．避讳改前代官名而遗却本名，１４．避讳改前代地名而遗却本名。

　　卷５“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避讳问题很复杂，虽然有规律可循，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简单地套用现成的原则和通例，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必须要引起注意的。就此陈垣例举了１１个问题：１．避嫌名，２．二名偏讳，３．已桃不讳，４．已废不讳，５．翌代仍讳，６．数朝同讳，７．旧讳新讳，８．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９．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１０．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１１．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

　　卷６“不讲避讳学之贻误”。为了强调避讳学在读书治学中的重要作用，陈垣例举不通避讳学而出现错误的７种类型：１．不知为避讳而致疑，２．不知为避讳而致误，３．不知为避讳而妄改前代官名，４．不知为避讳而妄改前代地名，５．非避讳而以为避讳，６．已避讳而以为未避讳，７．以为避讳回改而致误。

　　卷７“避讳学之利用”。陈垣认为只有自觉地将避讳学知识用于古籍校勘和学术研究，才能真正称得上懂得避讳学，为此他举１１范例：１．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后人增改，２．因讳否不画一知有小注误入正文，３．因讳否不画一知有他书补人，４．因讳否不画一知有补版，５．因避讳断定时代，６．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７．因犯讳断定讹谬，８．因犯讳知有衍文脱文，９．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１０．据避讳推定而讹误，１１．避讳存古谊古音。

　　卷８“历朝讳例”。历述自秦汉至清末共１１个时期的避讳历史。

[老黄]

三

　　避讳学的概念是陈垣首先提出的。1928年初，他在北平大学的寒假讲学班上作学术演讲，在谈到历史典籍中的避讳问题时说：“过去讲避讳，还未成为一种专门学，避讳学这个名词，是我个人硬造出来的，能否成立，尚未敢确定。”这当然是陈垣的谦逊之词。实际上，《史讳举例》一书已经构建出避讳学的基本框架，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１．归纳避讳通例，总结避讳规律

　　陈垣治学素以“竭泽而渔”著称，即研究一个课题之前，要将与该课题有关的所有材料搜罗殆尽，然后进行分类梳理，缜密考证，在此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从而得出结论，撰写成文。正因为如此，陈垣的著作显得特别厚重扎实，每一立论都有许多有力史料支持，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令人心服口服。如《史讳举例》，全书仅9万字，而引用各类文献多达140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和很多金石资料，征引之博，令人叹止。

　　在广泛搜集避讳史料的基础上，陈垣对历代避讳制度和文献典籍中的避讳现象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分析，归纳出一系列避讳通例，对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了总结和揭示。如卷１“避讳所用之方法”部分，陈垣指出，中国的避讳制度虽然实行了两千余年，但所使用的方法只有4种，即改字、空字、缺笔和改音。他认为前3种最为常用，“改音”制度始于唐代，但“多未实行，不过徒有其说而已”。以前虽然有人提到避讳改字、空字等问题，但真正明确总结出避讳方法的则是此书。

　　再如卷2“避讳之种类”部分，共举例17类，基本上将历代避讳制度的表现形式和文献典籍中的避讳现象概括无遗。其中“文人避家讳例”和“恶意避讳例”等，属于正讳（官府法定的避讳）之外的杂讳（非法定的避讳），也是不能忽视的。对避讳方法和避讳种类的总结和分析，是建立避讳学的基础，具有普遍意义。

　　其他如卷3“避讳改史实”部分、卷4“因避讳而生之讹异”部分、卷5“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部分，进一步揭示避讳在历史上、在古籍中的各种表现，以及前人在读书、著述、校勘过程中遇到避讳问题而产生的各种错误，同时也提醒学人要深刻认识避讳学的复杂性和通避讳学的重要性。

　　陈垣撰《史讳举例》，不仅注重归纳避讳通例，使人抓住规律，掌握各个时代避讳制度的共同点，以收举一反三之效，同时也指出特例，使人对避讳学有全面的理解，认识到避讳的复杂性，能看到一个时代的避讳制度与另一个时代的区别，同一时代的个别情况，及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卷5“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中，有一些讲的就是这种特例。如“避嫌名例”。嫌名，指读音相近之字。《曲礼》云：“礼不避嫌名。”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历代大多是避嫌名的。嫌名避讳兴起于三国时期，到唐宋达到极盛。陈垣对嫌名避讳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嫌名避讳在宋以前只是一种习惯，并不是一种制度，到了宋代才成为定制。陈垣提出这个问题，纠正了过去人们对嫌名避讳的许多不正确的看法，并且将制度与风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避讳的理解又深入一层。

　　再如“外戚讳例”。避外戚讳，过去很少有人提及，遇到这个问题常常出现错误。如《避讳录》卷４，认为宋人滕元发（初名甫，字元发）、邓润甫（字温伯）是避元懿太子赵旉讳而以字为名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二人所避为外戚讳。陈垣据《宋史·哲宗纪》和二人本传，指出这两个人是为避英宗高后的父亲高遵甫讳而以字为名的。在国讳中，避外戚讳可算特例。

　　２．避讳史与历代讳例

　　“历朝讳例”部分，对避讳的历史沿革做了简要论述，堪称为一部避讳简史。书中分别叙述了秦汉、三国、晋、南北朝（包括隋）、唐、五代（包括十国）、宋、辽金、元、明、清等11个王朝和时期的避讳情况，对各朝避讳制度及特点都有简要说明。陈垣认为避讳制度是“渐臻严密”的，秦、汉、三国的避讳制度比较宽疏，晋代以后逐渐严密。宋代避讳制度最为严格，有时一位皇帝要避讳五十余字。“避讳之繁，至宋金而极，至元则反之”，元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完全没有避讳制度。明朝初年，承元旧制，避讳之法也比较宽松，万历以后才开始严密起来。清朝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康熙以前，因人名为译音，使用的汉字也不固定，尚没有确立避讳制度。从康熙开始，避讳制度逐渐严格，到雍正、乾隆年间，达到极端，甚至“以讳杀戮多人”。道光以后，随着国力的衰弱，避讳制度逐渐宽懈。只有清楚地了解这个历史沿革，严格地把握各个时代的区别，才能建立避讳学体系，才能利用避讳学为学术研究服务。

　　同一朝代的避讳制度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这是研究避讳学必须注意的。如“唐讳例”，唐代明文规定：二名不偏讳，不讳嫌名。但唐代文书中，不但二名偏讳，而且避嫌名讳。陈垣经过深入分析，认为这是 “习尚使然”，“法令为一事，习尚又为一事”。此外，唐代的避讳方法是缺笔，而不像以前那样采用改字的办法，陈垣认为这是一个进步，有利于保存经典原本。通过此例可以看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避讳制度，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是和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的，应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历朝讳例”部分在概述各朝避讳制度及特点后，将每一王朝的世次、帝号、名讳一一列出，并举例说明如何避讳，可以看作是一部《历代讳字表》，非常方便读者查找与检索。胡适对这一卷评价很高，他在《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后记》中说：“此第八卷乃是避讳学的历史，又是他的骨干。”（《胡适书评序跋集》）

　　３．利用避讳学的知识校勘古籍，考证史事

　　陈垣作《史讳举例》的目的不仅是“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更为重要的是为 “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因此，他特别强调利用避讳学知识校勘古籍，考证史事。在《史讳举例》卷７“避讳学之利用”中，陈垣就避讳学在１１个方面的应用一一举例说明，反复论证，不厌其烦。这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将避讳学用于校勘古籍，用于史事考证，用于读书治学，可谓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陈垣在这方面为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

　　（１）利用避讳学知识推知史书的材料来源

　　清以前，学者对避讳虽有一定认识，但缺乏深入研究，史家著书，杂取前代材料，对前代的避讳文字，有改有不改，或改有未尽。据此，可以大致推知他们所依据的史料来源和时代。如《旧唐书·睿宗纪》云：“临淄王讳。”临淄王即唐玄宗。陈垣指出：“《旧唐书》于太宗、高宗、中宗《纪》，皆直书高、中、睿三宗之名，此《纪》于玄宗独称讳。盖五朝之史，成于玄宗之世，后史承袭其文，未及改正耳。”（《史讳举例》卷１）由于《旧唐书》的编纂者没有改正所用史料中有关避讳的词句，可以推知其史料来源于唐玄宗时期编定史书或实录。

　　（２）利用避讳学知识纠正前人错误
　　陈垣在研究避讳现象的同时，利用避讳学知识纠正了以前史书中的许多错误，在很多地方得出新解。如《通鉴》唐武德二年条云：“窦建德执逆党宇文智及孟景。”陈垣指出：“上年（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谋逆，有鹰扬将孟秉同谋。景即秉，因避昞嫌名改。《通鉴》杂采诸书，故或景或秉。”（《史讳举例》卷４）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名叫李昞，“晒、炳、丙、秉”等字必须避讳，一般改为“景”。因不通避讳，一人误作二人。

　　又如吴缜作《新唐书纠缪》，对《新唐书》攻击不遗余力，其中一些条目如卷４“杜求仁传舛误”、卷６“程昌裔名不同”、卷１１“常山及薛谭字误”等，因不懂避讳学，出现了以不误为误或不知为何而误的情况（《史讳举例》卷６）。

　　（３）利用避讳学知识辨伪
　　避讳学还可以做为辨伪的工具。陈垣指出：“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是与欧洲古代之纹章目类。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识之。”根据避讳的这一特点，可以用来“辨别古文书真伪及时代”（《史讳举例·序》）。例如隋末人王通，门人私谥为“文中子”，所著《中说》，经后世学者考证，被一致判为伪书，但很少有人用避讳学知识进行考证。陈垣说：“隋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字嫌名，故《隋书》谓《忠义传》为《诚节》。周帝禅位诏，改‘允执厥中’为‘厥和’。凡官名、地名有‘中’字者，多改为‘内’。今文中子乃谥文中，著书名《中说》，《中说》中隋讳如忠、如中、如勇、如广，屡见不一。”由此认定王通不可能有“文中子”的谥号，《中说》也不可能是隋代的作品。陈垣根据其避唐讳的情况，认为“其出自中唐以后人伪作无疑”（《史讳举例》卷７）。根据避讳情况判定是否作伪及作伪的时代，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此外，利用避讳学知识还可以帮助辨别古物、古画的真伪。

　　（４）利用避讳学知识考订目录，鉴定版本避讳学知识对考订古籍目录、鉴别图书版本很有帮助。如目录学家在考订历代艺文志或经籍志时，发现杂乱重复的地方很多，且常常争论不休，难得确解。实际上，其中不少问题是可以利用避讳学知识解决的。《史讳举例》中就有一些考证书目的内容，如“避讳改前代书名例”、“ 因避讳改字而致误例”、“因避讳一书误为二书例”等。

　　（５）利用避讳学知识校勘古籍，考证史事
　　避讳学在校勘、考证方面的作用非常大，不懂避讳学，对有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如利用避讳学知识纠正正史中出现的年代错误。据《北史·崔仲方传》记载：“谨按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帝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庚午，合三百七载。”陈垣指出：“庚午当做景午，开皇六年，岁在丙午，唐人避讳称景午。自庚子至丙午恰三百有七年……校书者不知景即丙字，为避唐讳，疑庚与景声相近，遂妄改之。”（《史讳举例》卷６）

　　在校勘古籍的过程中，用到避讳学知识的地方很多，有些地方不通避讳学难以校出异同，有些虽能校出异同，但难以明原因，定是非。如《宋史》卷102《礼志》记载：“加上五岳帝后号，中曰正明。”陈垣说：“正明本是贞明，史家避仁宗嫌名改。石刻《中岳中天崇圣帝碑》可据。”（《史讳举例》卷２）碑、史互校，一作“正”，一作“贞”，虽校出异同，但如何定夺呢？据避讳知碑是而史非。校勘这类问题时，不讲避讳学是不行的。

　　又如据《北齐书·神武纪》记载，齐高祖高欢的父亲名树，而《北史·齐纪》及《魏书·高湖传》皆作树生。同为正史，但记载不同，令人无所适从。《北齐书·杜弼传》记载：“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 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子炎之罪，理或可恕。’”孔子的母亲名征在，根据“二名不偏讳”的原则，单称一个字是可以的。陈垣说：“若单名树，则弼言无稽矣。唯名树生，故弼言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高欢的父亲名叫高树生，不是高树，可惜中华书局标点本《北齐书》并未据此结论而加以改正。利用本校、对校、他校，虽校出异同，但无法定是非，利用避讳则可以为去取提供依据。利用避讳学进行校勘，可算做理校法。陈垣先生说：“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这是有感而发的。

　　《史讳举例》一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陈垣在研究避讳问题的同时，还为我们指示了读书的方法和治学的门径，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老黄]

读了这本书有什么帮助？
当然，您阅读古文的时候，您就知道对避讳词的掌握的重要性。
例如这篇文章：

“世民”二字避讳琐谈
作者:程亚恒 时间:2007-10-4

http://www.ht88.com/article/article_11729_1.html

　　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录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一文。文章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某教材对“人风”的注释是：“人风：民风。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凡遇‘民’字皆写为‘人’。”这一注释使笔者产生了如下疑问：文中还有两处“世”（“专其利三世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 ”），为什么它们不避李世民的名讳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仔细查阅了有关避讳的力作——《史讳举例》一书中的有关内容。

　　《史讳举例》是陈垣先生1928年创作的精品，该书自问世以来，经过七十多年的检验，已被学术界公认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是学习史学及传统文化的必备之书。该书内容翔实，论述精当。书中对唐人避讳“世”与“民”二字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一、书中“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部分指出：“《隋书•高祖纪》：‘汉太尉震八代孙’，‘风骨不似代间人’，‘代称纯孝’，‘不代之业’，‘精彩不代 ’，‘弘道于代’，‘祖考之代’……皆避世作代。而卷中‘风流映世’，‘貌异世人’，‘世子世孙’，‘世禄无穷’，以及韦世康、王世积、虞世基等，皆仍作世……凡此，皆经后人回改而未尽者。”然而，笔者在《千唐志斋藏志》一书中所收集的唐贞观年间墓志和墓志铭的拓本中发现实情并非如此，请看下面例子：

　　名标于汉丗。（贞观四年，安定胡公〈质〉墓志铭）
　　奄从他世。（贞观五年，君讳墓志铭）
　　公侯丗袭，将相门传。（贞观八年，处士李君〈继权〉墓志铭）
　　燕昭成皇帝七世孙。（贞观十六年，大唐吏部将仕郎范阳卢府君妻冯氏墓志铭）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唐代贞观年间，“世”字有因避讳而缺笔的，也有不避讳而直书其字的。这些墓志和墓志铭正反映了这一时期避讳制度并不十分严格的特点：臣民于君讳可避可不避，即使是在同一篇墓志中也有讳与不讳并存的现象。例如贞观二十年的《□忠墓志》中既有“世子无挺”，又有“本枝百丗”，前一“世 ”字直书不讳，后一“丗”字因避讳而缺笔。

　　此外，显庆元年（656年）的《大唐故君〈卿〉故任夫人墓志铭并序》中也有“世”“代”并存的例子：
　　有子□孙，克遵世业。
　　本枝百代，弈业重光。

　　这里的“代”是否避讳“世”字而改呢？未必。从贞观二十年的《□忠墓志》中的“本枝百丗”看，“代”确有避讳的可能，但是为何同一篇墓志中“世”“代” 并存呢？为什么前者讳而后者不讳呢？王充《论衡》中“百世”和“百代”共现，如《齐世》篇的“帝王治世，百代同道”，《实知》篇的“虽百世，可知也”。从此可以看出，“百代”的用法古已有之，唐代文献（尤其墓志）中的“百代”未必就是为避唐太宗的“世”字而改。

　　除上面的例子外，后代的墓志和墓志铭中不避“世”字的也颇为不少，如：
　　皆世有令名。（大历四年，唐故杭州钱塘县尉元公〈真〉墓志铭）
　　代有勋绩，世袭盛昌。（唐宣武节度押衙兼侍御史河东柳公〈延宗〉墓志并序）

　　这里“世”字不避唐太宗讳，“代”“世”并用，说明“代”字未必因避讳而改，“世”字未必后人回改。据《文苑英华》和《全唐文》记载，李世民曾颁布过《二名不偏讳令》：“依礼，二名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节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可以看出，唐代贞观年间的避讳制度并不严格。

　　二、书中名讳“世民”部分举例说：“世改为代，或为系，从世之字改从云，或改从曳。民改为人，或为甿，从民之字改从氏。”但是，我们从《千唐志斋藏志》所录墓志和墓志铭中发现，“民”字没有避讳的用例也很多，例如：

　　刺举治民，设忠贞于炎汉。（贞观八年，大唐故田夫人墓志并序）
　　有称，氓诵夫人幽闲婉顺。（同上）
　　民慕其治，官羡其化。（贞观十七年，王宾墓志铭）
　　愁云惨而昼昬，北风凄焉夜击。（同上）

　　上面各例中，不但从“民”之字不改从“氏”，而且就连“民”字也没有改为“人”或“甿”。不过，同期的其他墓志铭中也有不少“民”字因避讳而缺笔的。但总的说来，讳与不讳同存，并没有完全统一。

　　从上可以看出：由于唐初避讳律令从宽，所以“世”“民”二字有讳与不讳并存的现象，讳者（如“人风”之“人”）依旧习，不讳者（如上“世”“民”）依令无咎，故不讳者未必为后人回改之迹，教学中当谨慎分辨，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