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2008中文十大小说

[小周]

《亚洲周刊》2009年1月25日：

亚洲周刊二零零八年十大中文小说揭晓 ，尽管全球华人小说家文学旅行的背囊中装载着沉重的历史，但都也顽强地寻找生命意义，并在人生的驿站里，发现人类多元精神世界的丰富；在人性及感情的皱褶中，见证中华民族勇敢奋进、骄人成绩及血泪挫折。

亚洲周刊二零零八年全球十大华文小说揭晓，尽管十本小说都缘于不同的文学旅程，但都恰好被名列榜首的《大河尽头》书名所概括——这是一条风光旎的文学大河，源头首先出现于大马东部的婆罗洲，然后流向台湾的都巿、香港，再移至中国大陆的京沪、西北、西南、东北及华北平原，最后再奔赴北美华人社会。而这条文学大河的“尽头”和“源头”则是中华民族追寻现代化智慧和自由的决心。

全球华人作家二零零八年文学旅行的背囊也许装着沉重的历史，但都也顽强地寻找生命意义，并在人生的驿站里，发现人类多元精神世界的丰富；在人性及感情的皱褶中，见证中华民族的勇敢奋进、骄人成绩及血泪挫折。
沿着文学大河顺流而上，人们可见识东马砂劳越华裔少年的勇敢探险、中国留学生在北美的颠沛流离，也能看到改革风云人物的崛起和飘逝、驻京办主任的左右逢源、取巧博弈……至于台湾作家骆以军的长篇《西夏旅馆》，在想像与现实之间穿梭，雄奇魔幻。

十大小说中，哈金的《自由生活》与裘小龙的《红尘岁月》本来用英文写成，但他们都参与中文译本的过程，跨越了两种文字，也赢得两个世界的掌声。

全球华人二零零八年“十大小说”是:

（一）《大河尽头》（李永平、马来西亚）；
（二）《自由生活》（哈金、美国）；
（三）《西夏旅馆》（骆以军、台湾）；
（四）《农民帝国》（蒋子龙、大陆）；
（五）《巫言》（朱天文、台湾）；
（六）《驻京办主任》（王晓方、大陆）；
（七）《红尘岁月》（裘小龙、美国）；
（八）《小姨多鹤》（严歌苓、美国）；
（九）《风雅颂》（阎连科、大陆）；
（十）《风筝家族》（韩丽珠、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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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平长篇小说《大河尽头》 问世，是零八年度全球华人文学创作佳构。作品追忆四十年前﹐十五岁华人少年与三十名西方男女，寻访婆罗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的圣山与传说的经过。雨林原始氛围令西方男女放浪形骇，刚步入青春期的华人少年情慾之弦也被拨响，但更震撼的，他目睹东西方世界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外来者对自然资源野蛮的“物掠夺”，以及对土着妇女残暴的“性掠夺”。小女孩惨遭蹂躏、低呼“血”、“痛”的童音，“注定要在我耳边呢喃一辈子，幽灵似的纠缠我整世”。来自大马、长期居于台湾的李永平是重量级小说家，六十年代的《拉子妇》即已轰动一时。他的《大河尽头》可与波兰裔英国作家康纳德的《黑暗的心》媲美。在优秀杰出的小说家那里，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往往化为电光火石的神来之笔。





在过去十多年里， 旅美作家哈金 推出《等待》、《战废品》等英语小说，获美国文坛多种大奖，作品中文版也在全球华人圈激起巨大反响。哈金零八年推出长篇小说 《自由生活》，描写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新人生。新移民都举目无亲、都劳累寂寞、都“贫贱夫妻百事哀”，但主人公武男不放弃写诗，终于找到一个既可养活妻儿又维持诗歌爱好的生存方式。这是自由信念的胜利，“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运用自由，自由对你将毫无意义。”至于自己何日能跻身诗人行列或靠诗歌维生，那仍是遥遥无期的等待，但这也已无所谓了，“只要朝思暮想的梦”仍在。
旅美作家哈金是新中国一代人，生于中共军人家庭，本人十四岁就当兵，是“生在红旗下的蛋”，但他却藉写小说为中国写出别具一格的“国史”与“心灵史”。哈金坦承俄罗斯文学对他创作影响巨大，尤其是果戈理、契可夫。俄国文学的榜样引导哈金推出中国式人道主义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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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骆以军四十八万字的《西夏旅馆》 ，是台湾乃至全球华人零八年小说创作的骄人成就。他写的是西夏被成吉思汗屠城灭国、但有一支骑兵队逃亡的传说，而在遥远往事中，骆以军又插入当下故事——外省人移居台湾后的困惑，叙述以双轴线展开。但写的并不是四九年随国民党渡海来台的外省人，而是浪迹青藏高原、移居印度，最后才辗转抵台。主人公图尼克父亲途中生病，遭家人遗弃，仍奇蹟般地追上家族队伍，失落之意、猜疑之怨难以泯灭。书中死亡叩问、劫毁人生、旅程迷离和炎日烟尘的描写，令读者看得目眩神摇，犹如窥看万花筒，无穷变幻、无限深幽，也无比恐怖。作者是讲故事的高手，是剖析人性的心理师，“他现在酸苦地知道:女人一旦偷情，她的身体，对于原来的男人，就像灵魂被吸的化石一般，彻底地死了。所有的奥秘、濡湿、意外的惊喜、淫词荡语，或是濒死的剧烈痉挛——这些彷佛上帝赠予男人色慾的神秘礼物，无论她们在你面前展演了多少次，你仍会惊讶、震动、眼睛湿润且静默感激着——但如今那一切都会对你关闭了”。冷峻醒目的遣词用句﹐堪比动人心魄的巴尔扎克。





中国红极一时又锒铛入狱的风云人物禹作敏，是作家 蒋子龙 零八年长篇小说 《农民帝国》 主人公郭存先的原型。一个靠讨饭维生的穷乡，在郭的带领下快速富甲一方，但农民英雄心头的幽暗王国有谁知？他同情弱者是为招募喽罗；他情慾煎熬时拒绝异性出于精明，而私下的性占有、性掠夺远比一般人专横得多，也狡猾得多。他过去所有的仗义、侠义和道义都化为阴郁甚至阴森的威严。他营造一个真实的“农民帝国”，随便囚禁手下，并动用私刑，犯下命案。警校师生来实习也遭暴打，受害人被迫写认罪书才能离去。郭存先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仍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时代。

作家蒋子龙是中国改革文学的健将，他的《乔厂长上任记》三十年前脍炙人口，大刀阔斧改革厂长家喻户晓。今天他又塑造企业家形象郭存先，把正气、英气、霸气、匪气和痞气融于一炉又集于一身，可谓“时代的镜子”。他口若悬河奚落老干部“你们不过带领穷人打倒了富人，而我却带领穷人变成了富人”，是打乱时空背景的戏言，经不起深究。试问“在斗地主、分田地的年代，你郭存先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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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 朱天文 零八年推出写作八年的长篇 《巫言》 ，广受瞩目和好评。这是一部贴近生活的作品。澎湃的经济大潮造就白领精英，成为社会亮丽的景观，但他们可有同样亮丽的文化气质？书中白领丽人旅途中一再把臀部念成“殿部”，把酗酒讲成“凶酒”，并翻着白眼等候听者纠正，轻贱地搏众人一笑，但又随时准备强烈反弹。她们搞小圈子以示与众不同，但“跟古代以来那些千奇百怪或隐密或公开、繁文缛节得蛮爆笑的男性友谊俱乐部有何不同？她们不过是迟至今天才手上也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钱”。书中对大自然及异国的描写也精采之极。印度是“尘热和艳色的境土”，旅客困倦得像遭到催眠，直到有一夜，旅游车的窗子布帘被人拉开一隙，旅客“被那钻进车来简直像只凶猛动物的潮腥气惊醒，才突然恢复了地理感，外面是印度洋……月光下印度洋亮得如一张锡箔纸，很近很近贴着窗”。





改革文学曾是中国读者的最爱，消声匿迹“退潮”后，代之而起的是官场小说、黑幕小说和反腐小说，其中又以王晓方推出的《致命漩涡》、《大地产商》、《驻京办主任（一、二）》等作品最瞩目。 王晓方曾当过省巿级高官的秘书，也因此写出中国今日官场贪腐的奥秘。他零八年推出的 《驻京办主任（三）》 讲的是东州巿驻京办主任丁能通与市长吴东明之间的博弈，丁能通精明能干又诡谲圆滑，面对官商勾结和贪污腐败，他也陷入天人交战的迷惘，但最终还是守住了良知的底线。而巿长吴东明贪腐东窗事发，民营企业家出逃，引发当地最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让人开眼界的是，一个家政小保姆成功色诱巿长吴东明后，要求安排工作，不屑于国营和私营职位，开口就是“要当公务员”，进国家安全局反间谍处上班。作者忧国忧民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藉书中人物表示:中国究竟需要什麽样的稳定？“是国泰民强的真稳定，还是……人为地把老百姓利益上的诉求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关键是要建立让人民享有表达权的机制。这是该书超群的立意与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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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 裘小龙 的英文短篇小说集 《红尘岁月》 中文版，零八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书中各短篇被法国《世界报》连续六周刊载、电台播出。书中讲的是上海弄堂故事，从四九年讲到零五年。书中写道，在极左僵化专制年代，人的价值由政治及社会背景变化所决定，“在不断解构中，你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的东西可以一下子没有了。”可是，也有瞬间降临的“神奇”。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逊（尼克松）到访上海，到城隍庙“绿波廊饭店”品嚐小笼包，漂亮女店员被尼克逊“惊为天人”，据说总统因心不在焉，令口边的小笼包汁液四溅，“身边的夫人都皱了眉头”。尼克逊一行离去后，人山人海的市民也要瞻仰女店员的风采，外圈围观者须排队一个多小时才能一睹芳影。这是“激情燃烧岁月”里的真正激情！





长期以来，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人们耳熟能详“军国主义是坏的，日本人民是好的，中日人民友好”。但旅美作家 严歌苓 零八年推出的长篇 《小姨多鹤》 却是另番解说。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女性竹内多鹤，被当作发泄“民族恨”的出气桶，忍受着最不堪的屈辱与痛苦。最惊人的是，中国男主人携多鹤外出游玩，就像对待玩腻的宠物那样，趁机将她抛弃。多鹤像流浪狗似地在外漂泊一个多月才回到家中。多鹤不通中文，但深知遗弃动机中卑劣冷酷的含量。那就是，她多鹤生下的孩子是有价值的，而孩子母亲却可以像垃圾一样掷掉。多鹤痛彻心扉，大发雷霆。多鹤的人格与人权意识令人起敬。中国知名作家林语堂曾调侃“齐人之福”:想一日不得安宁，请客；想一年不得安宁，修房；想一辈子不得安宁，娶小老婆。但严歌苓却从林语堂的虚言中打捞出时代的痛苦沉淀，那就是，战争与动荡的惨烈，以及同样惨烈的人性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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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军旅历练的作家 阎连科 的长篇小说 《风雅颂》 ，描写一些知识分子为晋升、为名利丑态百出的表演。书中写到大学的副教授杨科因发现妻子与副校长的私情而被送进精神病院，又被指派给病人们讲解《诗经》，竟得到过去在课堂里从未有过的礼遇——听者反响强烈，掌声雷动。杨科后来回老家，为县城的三陪小姐讲课。最后，他在古城墙上发现《诗经》中被删去的诗。阎连科被坊间称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更被旅美学者刘再复赞为“无论是想像力、表现力、艺术技巧和思想深度，都达到了中国作家的最高水准”。但《风雅颂》令人心痛和胸闷，就像听到何勇的摇滚，“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然而，更多人想到的是清末龚自珍的“士不知耻，乃国之大耻”。


（抱歉，暂时找不到《风筝家族》的封面照片）

零八年，女作家 韩丽珠 推出中短篇集 《风筝家族》 ，知名作家董启章称她“已站稳了香港最优秀年轻作家的阵脚”。中篇《风筝家族》讲的是一个具有肥胖遗传基因的家庭。主人公的外祖母、母亲、姨母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渐渐变得庞大，主人公和妹妹期望摆脱宿命，而妹妹不仅躲过了，而且变得无比轻盈，甚至可以像风筝一样飘到天上，姐姐为妹妹准备了麻绳，趁台风将降临之际，好把妹妹放到天上去。


“不规则的风把她卷到离房子很远的地方，我无法听到她的呼喊，只是隐约看见她的手脚在空中乱抓，那刻我才发现，她比我们所想的轻盈，而我比自己所想的更无力。”很不幸，妹妹被粗心大意的装修工人钻破脑袋而死去了。韩丽珠的小说具有强烈的都市空间感，写出了香港社会人际关系的疏离与商品化。小说主人公大多面目模糊，可窥见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影子。韩丽珠希望作品让更多的人看，“解读新的意义，那才有意思”；就是误读，也是一件好事。韩丽珠认为，香港也适合写东西，“那条件不是钱，不是机会，不是支援，不是平台，而是这个城市有很多值得写和想的事。”


总结一年一度中文小说，展现“文学是映照痛苦与欢乐的镜子”，伟大的小说往往呼唤独特的情怀、理想与命运的承载。大时代向全球华人作家提出要求，须有“生命写作”气度，感时忧国的作家既要抚摸个体“小身躯”，也要丈量人类“大灵魂”，从今天、昨天和未来的虚拟世界里找出今天被遗忘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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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平简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 ... 8%E5%B9%B3

李永平一九四七年生於婆羅洲，中学毕业后至台湾就读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担任中外文学杂志执行编辑，后赴美深造。获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随后任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外文系及东吴大学英文系。

在亚洲周刊所选出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李的《吉陵春秋》获得评审的肯定，这部作品也被翻译为英文，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它作品还曾获时报文学推荐奖、联合报小说奖、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中央日报出版与阅读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等奖项的肯定。李除了自行创作之外，还有多项翻译作品，现于花莲从事教职。

著作：

《婆罗洲之子》
《拉子妇》
《吉陵春秋》
《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
《朱鸰漫游仙境》
《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
《大河尽头》

译作

《上帝的指纹》
《旷野的声音》
《挽歌》
《纸牌的秘密》
《圣境预言书》
《天使走过人间》
《大河湾》
《幽黯国度》




http://www.got1mag.com/blogs/media/blog ... hp/李永平.JPG

[小周]

【名家推薦】

http://www.got1mag.com/blogs/news.php/2008/09/29/-260

王德威—文學評論家，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我認為《大河盡頭》可以看作李永平回顧來時之路，為自己也為讀者所寫下的「前傳」；他日後的作品理應在這裡找到開端。但《大河盡頭》不也是李永平憑著後見之明，總結往事的作品？大河之旅到底帶著他到生命的源頭？還是盡頭？在《大河盡頭（上卷：溯流）》的結尾，探險隊告別最後一個城鎮，進入叢林深處。故事還有待繼續：探險隊到底會抵達聖山麼？永和房龍小姐的關係會有什麼樣的發展？以現有的情節看來，旅程的終點，一個少年作家崛起，他將離開婆羅洲到台灣去，並且在那裡展開他的文學探險。創作四十年，李永平寫出了一本既好看也令人看好的作品。」


《南洋少年的奇幻之旅》—張錦忠（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大河盡頭》其實是婆羅洲版的《海東青》。

李永平的《海東青》在1992年出版，越6年，才有《朱鴒漫遊仙境》，兩本小說中都有個叫朱鴒的8歲小女孩。《朱鴒漫遊仙境》結束時，朱鴒直奔「仙窟」，像青春小鳥般一去不回來。她再次出現時，已是4年後了。而《雨雪霏霏》的場景也已從台北換成婆羅洲的砂拉越。問題是，小說家如果要在他的南洋故事續寫朱鴒，這位8歲的台北漫遊者如何跑進婆羅洲異域？《雨雪霏霏》的敘說者，其實是個說故事的人，將發生在南洋的童年往事，說給台北的受話者朱鴒聽，既藉說故事告別童年創傷，以書寫自我救贖，也讓小說成為一則「在台馬華文學」寓言。


從此以後，朱鴒已不是故事中人，而成為李永平的婆羅洲故事所鎖定的「意中讀者」。換句話說，朱鴒就是讀者，就是李永平小說中的雪赫拉莎德，只不過這個雪赫拉莎德僅聆聽而不講天方夜譚。但她還是雪赫拉莎德，因為沒有朱鴒，就沒有婆羅洲故事，因為沒有朱鴒，「我」的發聲沒有受話者，讀者就無從知曉。故此每當「我」要講婆羅洲故事，必從「新店溪千年黑水潭底硬生生、死皮活來召喚」朱鴒的「靈」回來，有了靈媒，故事才能繼續講下去。


因此在《雨雪霏霏》出版3年後，李永平的新著《大河盡頭》一開始，朱鴒即魂兮歸來，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這已成為李永平的敘事模式（或者說，李永平找到了他的敘事模式）。我們不必問，為何又見朱鴒？當然也不必反過來問，為甚麼總是「永」？其實，《大河盡頭》──乃至李永平《雨雪霏霏》以後的小說──可以說是李永平在台灣小說漸漸散文化與網文化的年代，將小說技藝推展到敘事自由極限之作。他讓讀者（以朱鴒之名）現身小說裡頭，直接聆聽作者（一個離散台灣隻身寄寓花東縱谷名叫「李永平」的書寫者，一個在小說中自言「俺就是李永平囉！」的作者）敘說他自己（以「永」之名）的故事，並與作者進行戲劇式（或內心）對話。


《大河盡頭》是一部「大河小說」，故事裡頭也的確有條大河，一條當地華人慣稱之為「卡江」的卡布雅斯河（Kapuas）。卡江位於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長1000公里，流經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省。小說敘述南洋少年「永」15歲（與村上春樹的離家少年卡夫卡同齡）那年的卡江奇幻之旅。讀者對李永平小說的旅程母題不會感到陌生。《海東青》與《朱鴒漫遊仙境》幾乎就是「在路上」的故事。《雨雪霏霏》更是返回原鄉童年之旅。不過《大河盡頭》才是他擺明要寫一段奇幻旅程的小說。


1962年，永初中畢業。陰曆6月底的一天，他從英國殖民地砂拉越古晉搭船到坤甸城去，準備在父親舊識荷蘭女子克絲婷的房龍農莊渡假。坤甸（Pontianak/Khuntien；「龐蒂亞娜克」亦指馬來女吸血鬼）為西加里曼丹省首府，華人多潮州與客家人士，18世紀廣東梅縣人羅芳伯建立蘭芳公司在此經營，已略具民主共和國規模，後為荷蘭人所滅。洋姑媽克絲婷替永安排了卡江之旅作為「成年禮物」，兩人和另外30個歐洲白人男女組成「紅毛隊伍」，在鬼月初三搭乘達雅克人長舟（後來也搭鐵船），沿著黃浪滾滾的卡江，穿越密密雨林，航向大河盡頭，探訪峇都帝（土反）山（Gunong Batu Tiban），「尋找生命的盡頭」（克絲婷說是「生命的源頭」，但同行的牛津學者辛蒲森說得好：「生命的源頭，不就是一堆石頭、性和死亡」）。


一路上果然充滿奇情險難，先是那群「歐浪普帖」男女，遠離都市文明後集體中邪，在破曉時分的叢林邊城木瓜樹下赤身露體繾綣交纏，大演婆羅洲版的《大開眼戒》。後來一行人來到長屋，參加伊班盛宴，觀賞獵人頭舞。永發現「峇爸澳西」漁獵伊班童女行徑。接著船隻中途擱淺，眾人借宿河邊甘榜，卻上了達雅克青年的當，男的除了永之外，全被下蒙汗藥後剝光衣服。有人中途脫隊或不知所蹤。叢林部落間梅毒蔓延，奪走無數生命。姑侄二人在卡江中游小鎮撞見大事開採婆羅洲內陸雨林的日本人，永得知克絲婷在日據時期被迫當慰安婦的舊址……。


我們不妨說，李永平將索多瑪場景從《海東青》的台北花花世界搬到《大河盡頭》的印尼熱帶雨林。在台北寓言《海東青》中，敘說者透過朱鴒瀕臨失落的純真眼光，看不純真年代偏安國度的慾燄橫流；而到了成長小說《大河盡頭》，則換成38歲的克絲婷領航，帶領15歲少年永通過成年儀式，跨越成長的門檻，透視人性、原初情慾與生命的意義。


小說寫到陰曆7月7日七夕，卻在中途戛然終卷。然而，航程所代表的追尋意義並沒有冒現，小說中人也沒有「靈光一閃，恍然大悟」。南洋少年奇幻之旅追尋的是甚麼「更奇特、更有意思的東西」？是大河盡頭的冥山，還是內心深處的夢田？何以大河之旅是一段令永「刻骨銘心終生思念克絲婷這洋婆子的航程」？且看下卷分解吧。

[小周]

书名：《吉陵春秋》
作者：李永平
出版社：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请容许小周借此机会介绍 李永平的《吉陵春秋》 。
为何厚此薄彼？因为李永平是马来西亚砂拉越人，虽已落籍台湾，但他仍是马华文学的骄傲。

《亚洲周刊》在1996年6月选出了 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 李永平的《吉陵春秋》排名第 40 。

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 ... E%E5%BC%BA


网上阅读《吉陵春秋》：
http://wangdaning.sina.net/040.jlcq/index.htm

[小周]

余光中：《十二瓣的观音莲—我读<吉陵春秋>》

http://wangdaning.sina.net/040.jlcq/xy02.htm


在八十年代的台湾小说里 ，「吉陵春秋」是一个异数。这本小说的时空座标不很明确，也许是故意如此。长笙事件发生的时候，军阀刚走，铁路初通，镇上已有耶稣教堂和外国神父，可以推想该是民国初年，也许就是「边城」那样的二十年代。但是从头到尾，几乎没有述及什么时事，所以也难推断。在空间上，「吉陵春秋」也似乎有意暖昧其词。就地理、气候、社会背景、人物对话等项而言，很难断言这小镇是在江南或是华北。对话裹面虽有「您」、「挺」等字眼，交通工具虽然也有骡车，但是从第四页的「正赶着南货大批北销，红椒行情，一日三涨」等语看来，却又似乎在讲江南。


李永平生于东马的沙劳越，二十岁来台湾读台大外文系，毕业后留系担任助教，以迄留美，回国后一直在高雄中山大学教书。他对中国大陆的村镇，并无切身的体验，所以也不便经营乡土的写实。朱炎说吉陵镇是华南，台湾、南洋一二地的综合体，我大致上可以接受。但是书中从来不见马来人和椰树，而人物的对话也和台语无关，所以就从虚构的立场说来，这本小说只宜发生在中国大陆。


其实这件事根本不用我们来操心，因为李永平原就无意追求所谓的写实主义。吉陵镇的存在不靠地图与报纸，只能向中国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去印证。书中的人物只在吉陵镇舆坳子口之间过日子，附近有什么大城，我们无由得知。在「现实」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绝缘的世界。但是在精神的领域，「吉陵春秋」却探入我国旧小说中所呈现的底层文化，去观照颇为原始的人性。


喜欢追踪故事的读者，看了「吉陵春秋」恐怕会相当失望。本书的气氛强烈，场景生动，但情节并不曲折入胜。全书的主要线索是长笙的被辱，刘老实的复仇，和镇民蠢蠢不安的罪恶感。长笙是不幸家庭的遗孤，大难不死，却无后福。她嫁给了万福巷裹棺材店的老板刘老实，四邻都是嫖客进出娼妇倚门的妓院，因此刘老实十分担心，她也深居简出，绝少与人搭讪。长笙肌肤白洁，出门也是一身素底碎花的衫裤，妓女在背后都说刘老实是一条黑炭头，趴在她身上」。六月十九日，观音节庆的神轿游行到万福巷来，满街妓女都烧香跪拜。忙乱之中，镇上的大流氓孙四房乘着酒兴把长笙强奸了。长笙上吊自杀，孙四房被捕入狱，刘老实发了狂，提了菜刀杀掉孙四房的相好妓女春红，再杀孙四嫂，然后向官方自首。后来报载刘老实越狱，吉陵镇上便谣传他要回来复仇，因为当日长笙的被辱还牵涉几个帮凶的小泼皮。风声鹤唳的吉陵镇上，人人疑神疑鬼，说是长笙的寃魂白昼作祟，复仇者坐在苦楝树下等人。


除了这条主线之外，书中还有不少引申出来的支线，例如卷二「空门」述秦家的寡妇，卷三「天荒」述萧家的三代，卷四「花雨」则引入鲁氏婆媳。繁多的线索之间往往牵葛交藤，互为主客，并无明确的交代。「吉陵春秋」这本书共分四卷十二篇作品，其间的关系忽隐忽现，若断若续，榫头相接，令人狐疑之余，难以决定，这究竟是一部长篇小说呢还是十二个短篇。举个例子，卷一的小乐、卷二的十一小子、卷三裹劫走秋棠的少年，卷四裹燕娘的丈夫，这四个角色都是同一个人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不用同一个名字呢?又例如秋棠，先后出现在卷一、卷三、卷四裹；在卷一裹她已成娼妓，但在卷三的「好一片春雨」 里，她却还是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时序令人难以捉摸。


李永平在「吉陵春秋」里使用的叙述手法，不是直线的进行，而是反弹与折射，因此每一篇新的故事对前面的几篇都有所补充或修正，或者跳接到更前面的一篇。而在同一篇 里，今昔的交替也相当频仍，在时间上不断反弹，颇能产生张力与立体感。例如「日头雨」一篇对前面的「万福巷里」便补充了许多，「万福巷里」某些一笔带过的远距离镜头。到了「日头雨」 里就成了较长的近距离写照。「日头雨」本身在今昔之间也一再反复。达六次之多。这种手法，交叠之中寓有发展 似曾相识而推陈出新，有点像音乐裹的变奏《variations upon atheme》，确能使人反复回味。


作者在营造气氛与悬宕上面，颇下工夫，每将一般小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悬而不决。例如「万福巷里」长笙受辱．在紧要关头作者却把镜头突然移开，转对迎接观音神轿的 群众场面，读者要等到下一篇「日头雨」才能重见那紧要关头。又例如「好一片春雨」里，天真可爱的秋棠落入陌生少年的手中，刚发现五阿姐遇害而自身也难保，读者正在惊愕之际，小说竞戛然而止。直要等到「大水」 里，她才似乎出现了一瞥。作者说得愈直，读者就想得愈少。作者愈暗示，读者愈苦追。最为论评家称道的是「日头雨」中故布疑阵让小乐面对复仇者的一幕，剑拔弩张。眼看着就要像西部片中双雄的对决。高潮并未得泄，因为小乐和那人照了面后，非但没有决斗，甚至也未揭开那人的身分。李永平之志不在畅说故事，而在探索内心的真相。那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他只是良心的阴影，谁能跟「它」去决斗呢?


「吉陵春秋」的另一特色，是叙事含蓄，事件到了高潮反而笔精墨简，只用中距离或者远距离的镜头来捕捉印象。每次发生一件事，事先的悬宕和事后的回味往往倍于叙事的本身。这种艺术之所以取胜，不在「史记」那样的叙事生动，而在诗的情绪饱满。李永平的作品自有其戏剧性，但其佳妙往往不在动作，而在姿势，令人想起西方舞台的真人画（tableau)。性与暴力的高潮，例如长笙被奸，刘老实杀人等等，在他作品 里都不加铺陈。比起刘老实杀人场面的简述来，小乐屠狗的那段铺张得多了。


性与暴力原是罪恶的两个要素，也是人性中包含的兽性。这两件事在西方文化里比在中国文化里表现得坦露多了。英国的古民谣里充溢性与暴力，但中国的诗经 里这些就淡得多了，性爱还有些，暴力就几乎不见。英国古民谣以叙事为主，中国的则多抒情。这种差别也许可以解释，何以李永平在处理这些事上抒情多于叙事，而且着墨较淡。


吉陵镇是一个罪恶之挟。中国底层文化的道德传统置淫于万恶之首，万福巷的妓院正是万恶之渊。刘老实的棺材店偏偏开在妓院的中间，像是死亡对生命之大欲的嘲弄。刘老实跨在棺材板上刨木的姿势，与嫖客的姿势互为蒙太奇。他的年轻妻子长笙，白嫩的身躯 里着白衣，在这万恶之巷里成为污泥中的白莲，却逃不过被染的命运。强奸，正是暴力施之于性的罪恶，吉陵镇的罪恶以此为焦点。这件事竟然发生在观音生辰的庆典，实在是神人不容，尤其因为长笙的形象与观音暗暗叠合。郁老道士的自戕，众妓女的自甘被轿夫践踏，都是赎罪的仪式。刘绍铭说；「吉陵春秋」的故事是表现「男人的兽性与纯良（女性）之脆弱无助」。纯良的长笙在生前确是无助，但借了死亡之力她却为自己的贞操复仇，成为强者。观音假她之手来惩戒孙四房，并警告镇民：孙四房竟然敢打棺材店老板的主意，真是跟死亡开玩笑了。「吉陵春秋」实在是一本意象丰富对比无穷的小说，相信未来的评论家当会在这方面继续探讨。


如果「日头雨」里的小乐就是「思念」里燕娘的丈夫，那么，七八年后他终于向善了。燕娘在这本书的尾声中出现，她的纯真可爱令读者对吉陵镇的未来怀抱一点希望。从长笙到张葆葵，从张葆葵到秋棠，吉陵女人的遭遇是可悲的，然则燕娘的命运该会超越她们吧?可是正如中国的哲学是阴阳相生，纯真的女性终于摆不开罪恶的黑影：长笙之于孙四房，张葆葵之于流言，秋棠之于路客，都是如此。燕娘虽然纯真，她的四周也已危机重重，过去的罪恶，亦即旧社会所谓的「孽」，已经把黑影伸到她孩子的身上，使他夜梦不宁，无病而哭。燕娘甚至做了个恶梦，梦见她正怀着的第二胎孩子一生出来就给人抱走了。孩子，正是未来的象征。燕娘的未来令人担忧，慈航普渡的观音果真能保佑她么?


「吉陵春秋」的语言最具特色，作者显然有意洗尽西化之病，创造一种清纯的文体，而成为风格独具的文体家。大体上他是成功了。消极的一面，李永平的句法已经摆脱了恶性西化常见的繁琐、生硬、冗长，尤其是那些泛滥成灾的高帽句和前置词片语（propositional phrase）。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长短相宜，活泼而有变化。对话极少,却不失口语的流利自然，是另一特色。他的语言成分裹罕见方言，冷僻的文言、新文艺腔，却采用了不少旧小说的词汇，使这本小说的世界自给自足地定位于中国传统的下层社会。积极的一面，李永平描写景物富于感性，叙事的时候更善于运用手和眼的动词。且举「思念」的第一段为例：

水声响动，田田莲叶荡出了一艘小船来。九月里水蓝的一片天，一塘水。

再引「好一片春雨」里的一段：

秋棠一咬牙缩起脖子，把伞柄子夹到了肩窝底下，迎着大风，抬抬眼，只见西边那一片天涌起了一滚一滚彤云。那光景，就像一张横幅大青纸上，给浓浓的，泼上了十来团殷红。向晚的日头，先前还是水红水红的一团，才多久，就黯成了一抹瘀血似的红。


这样的文字在当代的小说里，愈来愈少见了。李永平不愧是别有天地而风格独具的小说家，值得我们注意。他早期的「拉子妇」曾见赏于颜元叔，获联合报短篇小说首奖的「日头雨」曾有朱炎的详论，「吉陵春秋」 里的多篇作品也赢来刘绍铭的推崇，甚至拿来与张爱玲、白先勇相提并论。这三位学者和我，正如李永平自己一样，都出身于台大外文系，也许并非巧合。李永平的声名不应该囿于这学院的一角；现在这十二篇作品终于合为一书出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广大的读者当，可窥见「吉陵春伙」的全貌了。和时代相近的其它小说相比，这本书不像「边城」那么天真，也不像「春蚕」或「官官的补品」那样着眼于阶级意识；它把现实染上神话和传说的色彩，变成了一个既繁复又单纯、既丑陋又迷人的世界。秋棠与朱小七的两小无猜有点像「边城」里的初恋，却突变而为秋棠遇劫。贞洁与邪恶的对比令人战栗，读者的反应已近乎宗教情操，和「边城」的田园牧歌大异其趣。另一方面，「吉陵春秋」又为我们指证：不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的名词及其背后的观念，仍能为中国传统的村镇造像．李永平为当代的小说拓出了一片似真似幻的迷人空间。


七十五年元月于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