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爱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
这年头赏识了很多的古诗词,在这多篇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王维的诗歌。我喜欢沉溺在他所创作的诗歌中清新淡远和自然脱俗的诗歌中,诗歌隐约让人看见了一幅美丽的画,让人有临其境之感,同时诗歌中的淡然又给心灵添了几分的安宁。
王维的不仅能写一手好诗,他也有音乐天赋;擅于书画也精于禅理。在文坛上最令人震撼的是他能够把这三种不同的艺术贯通在一起,创作出饱含画的意蕴和音乐美以及禅味的诗歌。因此读了王维诗歌不只能感受文字上的优美,还有感官上的享受。当静下心来细细咀嚼时他的作品时又会发现诗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禅意理趣。在苏轼的《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亦有这样说过过王维的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写得非常富有书画的特点,而画同时又有富有诗意。且看我最喜欢王维写友人皇甫岳别墅中景色《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的第一首的山水小诗《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弓鸟,时鸣春涧中。”诗人写诗的时候心境是闲逸的,也就在这悠闲宁静的时候看见了细微的花瓣正缓慢地飘落地上,这夜晚的春山空空荡荡的,同时又被寂静笼罩。诗人当时的心境“人闲”和“这静谧山”是多么的契合的。就在这时后一轮明月洒在山林,安逸于森林寂静的鸟儿被皎白的月光徒然惊醒了,误以为是天色将晓,在山涧中互相鸣叫着。我喜欢这首诗歌,因为对于寂静的山,一般的感觉是死气沉沉的,但诗人却擅于抓住自然界中细微的变化对山进行描写,寓动与声于静和动态里头,用花落、月出的动态和鸟鸣衬托出了山的幽闲静和生机,整座宁静的山中洋溢着生气,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评论此诗说“迥出常格之外,任后人摹仿不到。”。除了用辞与画面的优美,我总不经意把这首诗歌和诗人背景联系一起。王维在“安史之乱”后退隐蓝田辋川,他烦扰的政治生活也开始痛内心一样平静下来,这一静让诗人追求恬淡闲适的大自然生活。在大自然中他发掘了并细腻的将大自然的美用辞写出,这清雅的山水和自己清雅的生活是相像的,而在这《鸟鸣涧》中所蕴含着那份生机也让我感觉到诗人的生活虽然退隐了但其实还是是生气勃勃的,这种感觉是诗人远离尘嚣的幽静境界有感而写的,读者却可以体味到诗人心灵的空寂娴静,这也是佛教里头的禅意,空、寂、闲、静,都无遗的表现在诗歌里头。
接下来再看《鹿柴》“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后期山水诗五绝组诗《辋川集》二十首中的第四首。“鹿柴”是辋川的地名,而在这诗主要是去描绘傍晚时分鹿柴一带空山深林的幽静景色。茂密幽深的山是空无一人山空寂清泠的,但是在无声息之中,偶然听见了远处传来了“人语响”,四处观看一下斜阳西下的森林周遭,微弱的演过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照映在青苔上。仔细再看看短短的四句,第一、二句是以有声反衬森山的空寂;在第三和四句则又以光亮反衬幽暗,整个山林显得多么的格外深幽。这一种诗歌这一种的细腻,我想只有像王维当时毫无杂念的心情,才领悟得到而写吧。
回到《山居秋暝》这首诗歌,“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中的景色环绕在王维所住终南山下的别墅,故称山居。而写的是清新优美的秋天暮色。诗歌一开始就说明秋雨初晴时山中的清新景象,山中花草鸟兽处于一种短暂的静止状态,万籁无声的画面在眼前铺开。渐渐天暗了下来,皓白的月亮投射在松间里头,刚下过了一场雨的泉水淙淙地流过石头。整个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如此的纯美。接下来竹林的另一端隐约传来了笑语,原来正是洗衣的姑娘们整个要归来,整个竹林又多了一份生气,走了姑娘们的倩影又来了一艘渔船,船只波动了湖上的平静,动荡的湖水让湖面的莲叶漂动。诗的结尾更点出了诗人自己的向往,尽管那春天的芬芳早已逝去,我依然可以陶醉在这美妙的秋色中,依然向往长留。这首诗歌除了描绘出优美和无忧的竹林,也隐约道出了一个退隐于政坛的悠闲生活,那份满于竹林中的人生真谛,平淡且真诚足和怡然。在竹林中写出了人生的真谛。
王维退出政坛隐居于山林后在自然山水中看破了红尘,并开始意识到生命其实就是如佛学中空、寂、闲、静那般,于是便以禅意和画意的诗歌体现出了他对生命价值和人生虚空的思想。王维笔下出现的常是清净淡远的山水田园,空寂幽静中总是融合了禅宗意境。淡淡描写手法足以感化我这活在烦扰世俗的凡夫。
参考资料:
1. 朱俊穆,王维诗画的禅理意境,文化艺术,二零零七年七月
2. 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
3. 萧延恕,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与音乐绘画及禅学的联系,湘潭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第二期,一九八七年
4. 程永生,《山居秋暝》“空”的意境,文学教育,2007年11月
5. 陈 磊 李国明,《山居秋暝》的欣赏与思考,牡丹江大学学报,第17 卷 第6 期,2008 年6 月
6.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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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与《史记·高祖本纪》
雎景臣的套曲《高祖还乡》是元曲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套曲用了高祖还乡的题材来撰写的。高祖还乡的事迹可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班固《汉书•高帝纪》和《礼乐志》。这里就以《史记•高祖本纪》来看《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根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做皇帝以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十月,平定淮南王英布反叛凯旋回朝时,路过他的故乡沛县时,逗留那儿十几天。“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从以上的文字,可看出刘邦和乡亲父老相处非常融洽,沛县里的乡亲父老都热情盛切地欢迎刘邦的荣归,表现出非常拥戴刘邦。
虽然同是高祖还乡,雎景臣却选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叙事角度,也就是以乡邻的角度来叙述刘邦的归来。以乡邻的认知配合元曲特色“俗”,整个作品充满幽默及讽刺。这名乡邻的生活圈子就在于农村里,对于外界的事物不了解。“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胡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一开始,这名乡邻搞不清楚为何大家都忙着准备。接着乡邻看到的是“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还按自己农民惯用的语言来说明这几面旗子、仪仗器具及仪仗队中的人物,让人看了觉得滑稽可笑。这名乡邻后来看到大家忙着迎接的是他当年认识的无赖刘三,感到非常气,接着就揭刘邦的家底、数落刘邦。最后还想向刘邦讨回以前的帐。《高祖还乡》表现出来的刘邦形象与《史记•高祖本纪》的刘邦形象就有所不同。
乡邻对刘邦数落的劣迹是有根据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雎景臣就利用历史上所记载到刘邦的出身及劣性借由这位乡邻的口说出来,达到《高祖还乡》幽默及讽刺的效果。 “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虽然《高祖还乡》采用历史事迹作为题材,但不是完全重述历史事迹。当中也加入了元代元素。“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当中的“排门告示”即是“排门粉壁告示” ,元代乡镇人家门前都竖立这一块粉壁,遇到通知事项时,有社长(五十家为一社)挨家写在上面。可见于《元典章新集•刑部•总例》,“仰所在官司多出文榜,排门粉壁明白晓諭。”
元代有许多作家借高祖还乡这个题材来作曲,唯有雎景臣的《高祖还乡》脱颖而出,流传至今,可以见得《高祖还乡》的确非比寻常,具有很高的价值。
参考资料:
1.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2. 丁柏林《反讽经典文本:<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3. 张文潜等人,《元代散曲选》注释本,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4. 词语“粉壁”的解释汉典http://www.zdic.net/cd/ci/10/ZdicE7ZdicB2Zdic89215303.htm
雎景臣的套曲《高祖还乡》是元曲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套曲用了高祖还乡的题材来撰写的。高祖还乡的事迹可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班固《汉书•高帝纪》和《礼乐志》。这里就以《史记•高祖本纪》来看《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根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做皇帝以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十月,平定淮南王英布反叛凯旋回朝时,路过他的故乡沛县时,逗留那儿十几天。“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从以上的文字,可看出刘邦和乡亲父老相处非常融洽,沛县里的乡亲父老都热情盛切地欢迎刘邦的荣归,表现出非常拥戴刘邦。
虽然同是高祖还乡,雎景臣却选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叙事角度,也就是以乡邻的角度来叙述刘邦的归来。以乡邻的认知配合元曲特色“俗”,整个作品充满幽默及讽刺。这名乡邻的生活圈子就在于农村里,对于外界的事物不了解。“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胡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一开始,这名乡邻搞不清楚为何大家都忙着准备。接着乡邻看到的是“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还按自己农民惯用的语言来说明这几面旗子、仪仗器具及仪仗队中的人物,让人看了觉得滑稽可笑。这名乡邻后来看到大家忙着迎接的是他当年认识的无赖刘三,感到非常气,接着就揭刘邦的家底、数落刘邦。最后还想向刘邦讨回以前的帐。《高祖还乡》表现出来的刘邦形象与《史记•高祖本纪》的刘邦形象就有所不同。
乡邻对刘邦数落的劣迹是有根据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雎景臣就利用历史上所记载到刘邦的出身及劣性借由这位乡邻的口说出来,达到《高祖还乡》幽默及讽刺的效果。 “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虽然《高祖还乡》采用历史事迹作为题材,但不是完全重述历史事迹。当中也加入了元代元素。“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当中的“排门告示”即是“排门粉壁告示” ,元代乡镇人家门前都竖立这一块粉壁,遇到通知事项时,有社长(五十家为一社)挨家写在上面。可见于《元典章新集•刑部•总例》,“仰所在官司多出文榜,排门粉壁明白晓諭。”
元代有许多作家借高祖还乡这个题材来作曲,唯有雎景臣的《高祖还乡》脱颖而出,流传至今,可以见得《高祖还乡》的确非比寻常,具有很高的价值。
参考资料:
1.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2. 丁柏林《反讽经典文本:<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3. 张文潜等人,《元代散曲选》注释本,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4. 词语“粉壁”的解释汉典http://www.zdic.net/cd/ci/10/ZdicE7ZdicB2Zdic892153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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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教学?
听是理解、说是表达,两者都是重要的沟通技能,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在使用时往往很难分开。根据《小学华文课程大纲》,听说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听话和说话的能力。听话时能专注、耐心,听准字词、理解字义,听懂各类说话内容,抓住中心和要点,具有初步的分析能力,说话时能准确地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做到口齿清楚、语调适当、措辞得体、语言流畅、条理分明、态度自然有礼,借此培养与人融洽相处、互相信息的能力。
听说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份。听、说训练应与读、写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以读代听,以写代说。要从学生的听、说实际水平出发,有针对性地设计训练项目,有计划地安排训练时间,并有一定措施检查训练效果,使听、说训练得到保证。听说教学有利于开发智力,具有智慧性特征。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化,要求讲话人思维敏捷,针对性强,用语严谨,语脉清晰。同时也要求听话人具有较高的话语品评能力和听话组合力,做到听说的一次准确性。这些不但对人们的听、说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且对人们智力品质的培养也有较高的要求。
在听、说教学过程中,通过听、说训练,可以使学生修正,完善自己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可以使学生学会在交谈时观言察色,从而控制讲话的语脉、重点和语速;可以培养学生在说话过程中,集中注意力,深入思考,提高说话效率;还可以培养学生在说话时展开想象的翅膀,联想出一些新的想法,不断丰富讲话的内容。因此,听、说教学对于学生智力的开发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口语交际教学?
中国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将“听”与“说”两个系列合在一起,改成了口语交际,但这绝不是一个名称变换的问题。《语文课程标准》站在人的发展的高度,将口语表达与交流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认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语文教学应帮助学生提高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除了语言及其伴随手段外,还包括交际活动的动机,交际环境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口语交际教学突破了原有的听说教学框架,在重视语音、词汇、语法和语言风格等语言能力训练的同时,还要注意语用能力的培养,注意人际礼貌、环境身份协调、跨文化冲突等交际规则的领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口语交际能力是言语知识和交际技能的整合,是口语交际经验在特定场景中的显现。因此,口语交际教学不仅要注意学生听说的准确流利,还要注意训练学生在具体交际情境中应对的得体与敏捷。
口语交际活动具有即时性、简散性和生成性。首先,口语交际过程中的语流呈线性展开,稍纵即逝,没有回旋余地。口头表达受时间限制,来不及组织结构严密的句子,而且一定情景下还可以依赖体态、表情、语境等因素表情达意,往往用语简略、结构松散,需要听者综合接收信息。交际双方互为主客体的对话关系,话题在双方的交流中被逐步推进,会生成一些无法预设的新内容。口语交际的特点决定了交际活动必须由思维、语言、情感、态势、语境等各种系统互相配合、协调一致才能顺利进行。这也使得口语交际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思维等品质,还可以成为学生学习沟通技巧、社会礼仪,提升社会化程度的重要途径。可见,以“口语交际”整合从前“听”与“说”的教学内容,进一步凸现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特质,使口语交际比起听说教学来,涵义更为深广。
参考资料:
1.余文森, 郑金洲,新课程语文教与学/新课程教师必读丛书,福建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五年
2.小学华文课程纲要,小学课程发展局,2001
3. 杜桥镇中心校,培养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研究,2008-3-29 http://www.dqzzxx.com/jyky/ShowArticle. ... icleID=161
听是理解、说是表达,两者都是重要的沟通技能,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在使用时往往很难分开。根据《小学华文课程大纲》,听说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听话和说话的能力。听话时能专注、耐心,听准字词、理解字义,听懂各类说话内容,抓住中心和要点,具有初步的分析能力,说话时能准确地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做到口齿清楚、语调适当、措辞得体、语言流畅、条理分明、态度自然有礼,借此培养与人融洽相处、互相信息的能力。
听说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份。听、说训练应与读、写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以读代听,以写代说。要从学生的听、说实际水平出发,有针对性地设计训练项目,有计划地安排训练时间,并有一定措施检查训练效果,使听、说训练得到保证。听说教学有利于开发智力,具有智慧性特征。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化,要求讲话人思维敏捷,针对性强,用语严谨,语脉清晰。同时也要求听话人具有较高的话语品评能力和听话组合力,做到听说的一次准确性。这些不但对人们的听、说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且对人们智力品质的培养也有较高的要求。
在听、说教学过程中,通过听、说训练,可以使学生修正,完善自己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可以使学生学会在交谈时观言察色,从而控制讲话的语脉、重点和语速;可以培养学生在说话过程中,集中注意力,深入思考,提高说话效率;还可以培养学生在说话时展开想象的翅膀,联想出一些新的想法,不断丰富讲话的内容。因此,听、说教学对于学生智力的开发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口语交际教学?
中国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将“听”与“说”两个系列合在一起,改成了口语交际,但这绝不是一个名称变换的问题。《语文课程标准》站在人的发展的高度,将口语表达与交流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认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语文教学应帮助学生提高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除了语言及其伴随手段外,还包括交际活动的动机,交际环境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口语交际教学突破了原有的听说教学框架,在重视语音、词汇、语法和语言风格等语言能力训练的同时,还要注意语用能力的培养,注意人际礼貌、环境身份协调、跨文化冲突等交际规则的领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口语交际能力是言语知识和交际技能的整合,是口语交际经验在特定场景中的显现。因此,口语交际教学不仅要注意学生听说的准确流利,还要注意训练学生在具体交际情境中应对的得体与敏捷。
口语交际活动具有即时性、简散性和生成性。首先,口语交际过程中的语流呈线性展开,稍纵即逝,没有回旋余地。口头表达受时间限制,来不及组织结构严密的句子,而且一定情景下还可以依赖体态、表情、语境等因素表情达意,往往用语简略、结构松散,需要听者综合接收信息。交际双方互为主客体的对话关系,话题在双方的交流中被逐步推进,会生成一些无法预设的新内容。口语交际的特点决定了交际活动必须由思维、语言、情感、态势、语境等各种系统互相配合、协调一致才能顺利进行。这也使得口语交际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思维等品质,还可以成为学生学习沟通技巧、社会礼仪,提升社会化程度的重要途径。可见,以“口语交际”整合从前“听”与“说”的教学内容,进一步凸现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特质,使口语交际比起听说教学来,涵义更为深广。
参考资料:
1.余文森, 郑金洲,新课程语文教与学/新课程教师必读丛书,福建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五年
2.小学华文课程纲要,小学课程发展局,2001
3. 杜桥镇中心校,培养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研究,2008-3-29 http://www.dqzzxx.com/jyky/ShowArticle. ... icleID=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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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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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低年级学生说话能力的培养
敢说
营造良好氛围
低年级学生大多在家里胆大任性,到了公共场合时就变得很胆小,声音轻、怕说错话、怕被老师批评,怕被别人笑。如果这时老师神情严肃,会增加学生的压迫感、恐惧感。因此营造一个快乐学习的氛围是很重要的。例如:放低身段,把自己当做学生的朋友,说话热情而富有童趣,这将会缩短学生与老师的心理距离。
培养学生说话的勇气
老师要不断的鼓励学生,即使只有一点好也要给予肯定。如果学生说错了,老师也要给予微笑,通过眼神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样,便可以减轻他们心里的恐惧感,克服学生怕丢脸以及“等别人先发言”的自卑心态。
多说
活动
传统教学往往重书面表达,轻口语训练。为了改变这种封闭型的课堂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及口语表达能力,老师必须针对儿童的好胜心理,组织学生讲故事、朗诵、玩游戏等。学生对这些兴趣盎然,积极投入,敞开心胸地尽情表达,他们的口才已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锻炼,说话的能力也会相对的提高。
会说
听说读写全面结合
老师重读写,轻听说,这造成学生的听说能力差,听话时听不准、记不住、理解差;说话时神情紧张,语音不规范、内容简单、词语贫乏、语句重复、有语病。美国教育学教授H.A.格林和W.T.佩蒂指出:“教师应该牢记这个事实,接受与表达同样重要。” 只有先做到出口成章,才能做到下笔成文。
教师良好的示范
儿童舌头灵活,善于模仿,如果给予良好的语言示范,则学得快,花的时间少。加拿大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潘菲尔德指出:“儿童在9至12岁以前,是说话的专家,在这段时间,儿童学会两三种语言跟学一种语言一样容易。
想与说结合
在学生能说一句话后,逐步引导学生把话说具体、生动、通顺。让他们把生活中的事物结合起来说。要弄清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围绕中心来说,才能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完整、具体、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参考资料:
(1)此文刊于 2007-6-22《东高地第一小学》
肖东《浅谈低年级学生说话能力的培养》
http://kg.ftedu.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2607
(2)戴宝云《口语训练必须从小抓起》《小学语文教师》,1982年3期73页
(3)章维新编《小学华语教学法》(增订版),怡保:艺青出版有限公司, 2002
(4)朱作仁主编《小学语文教学法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敢说
营造良好氛围
低年级学生大多在家里胆大任性,到了公共场合时就变得很胆小,声音轻、怕说错话、怕被老师批评,怕被别人笑。如果这时老师神情严肃,会增加学生的压迫感、恐惧感。因此营造一个快乐学习的氛围是很重要的。例如:放低身段,把自己当做学生的朋友,说话热情而富有童趣,这将会缩短学生与老师的心理距离。
培养学生说话的勇气
老师要不断的鼓励学生,即使只有一点好也要给予肯定。如果学生说错了,老师也要给予微笑,通过眼神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样,便可以减轻他们心里的恐惧感,克服学生怕丢脸以及“等别人先发言”的自卑心态。
多说
活动
传统教学往往重书面表达,轻口语训练。为了改变这种封闭型的课堂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及口语表达能力,老师必须针对儿童的好胜心理,组织学生讲故事、朗诵、玩游戏等。学生对这些兴趣盎然,积极投入,敞开心胸地尽情表达,他们的口才已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锻炼,说话的能力也会相对的提高。
会说
听说读写全面结合
老师重读写,轻听说,这造成学生的听说能力差,听话时听不准、记不住、理解差;说话时神情紧张,语音不规范、内容简单、词语贫乏、语句重复、有语病。美国教育学教授H.A.格林和W.T.佩蒂指出:“教师应该牢记这个事实,接受与表达同样重要。” 只有先做到出口成章,才能做到下笔成文。
教师良好的示范
儿童舌头灵活,善于模仿,如果给予良好的语言示范,则学得快,花的时间少。加拿大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潘菲尔德指出:“儿童在9至12岁以前,是说话的专家,在这段时间,儿童学会两三种语言跟学一种语言一样容易。
想与说结合
在学生能说一句话后,逐步引导学生把话说具体、生动、通顺。让他们把生活中的事物结合起来说。要弄清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围绕中心来说,才能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完整、具体、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参考资料:
(1)此文刊于 2007-6-22《东高地第一小学》
肖东《浅谈低年级学生说话能力的培养》
http://kg.ftedu.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2607
(2)戴宝云《口语训练必须从小抓起》《小学语文教师》,1982年3期73页
(3)章维新编《小学华语教学法》(增订版),怡保:艺青出版有限公司, 2002
(4)朱作仁主编《小学语文教学法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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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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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豪放派创始人。为何堂堂一位豪放派的创始人,会在后期创出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
宋人填词,凡涉及女性的,多为妓之作。写夫妻之情的极少。宋词较唐诗更精致,娇小,婉约,情趣。宋代婉约词题材多以男女情事,伤春怨别为主。结构慎密而绮丽,具有一种阴柔美,而体格风调上这是柔婉,低调,缠绵,往复。苏轼以悼亡为题材作词,写下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何苏轼会写下以爱情为主的词呢?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不仅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被公认了的豪放派代表。虽然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但是在他 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苏轼的婉约词比较有名的是《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华词》、《贺新郎》、《洞仙歌》、《永遇乐》、《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
为何堂堂一位豪放派的创始人,会在后期创出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乌台诗案前,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在苏轼面对种种政治上的压迫时,使人的笔触无端喟叹。他的笔锋渐渐地转向人生体悟。而诗案之后,其作品更是明显的慢慢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以达豁然恬淡之境。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如此之大是原故乌台诗案变化的原因。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 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
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 ”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 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 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根据百度百科,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 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 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 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 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
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 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 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现代夏承焘《唐宋词欣赏》:《江城子》悼亡词,写夫妻真挚爱情,也可与杜甫的“今夜鄜州月”五律比美。现代唐圭璋《唐宋词简释》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由此可见,苏轼所写的情词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所以,若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在创作的风格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前期的作品是豪放奔腾;而后期的作品则是委婉含情的。
参考资料:
1.此文刊于2008-9-16《第二教育资料网》
作者:佚名 《语言文学论文•浅论苏轼词的婉约风格》
http://lunwen.02edu.com/wenxue/yuyan/86406_2.html
2.此文刊于2008-1-6《新国学网》
张 庆《浅析苏轼对词体革新的历史性贡献》
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zhan ... sdctgx.htm
3.此文刊于2008-2-3《红袖添香》
《从苏轼的词学观看他的词体革新》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8-2-3/2539268.shtml
4. 孔凡礼《苏轼年谱》
http://rplw.net.cn/?pagetype-bbsthread- ... -1612.html
5.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商务印书馆,香港皇后大道中35号,1953年1月
初版,1983年1月重印
6. 刘乃昌《苏轼选集》,齐鲁书社,济南,1981年
宋人填词,凡涉及女性的,多为妓之作。写夫妻之情的极少。宋词较唐诗更精致,娇小,婉约,情趣。宋代婉约词题材多以男女情事,伤春怨别为主。结构慎密而绮丽,具有一种阴柔美,而体格风调上这是柔婉,低调,缠绵,往复。苏轼以悼亡为题材作词,写下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何苏轼会写下以爱情为主的词呢?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不仅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被公认了的豪放派代表。虽然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但是在他 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苏轼的婉约词比较有名的是《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华词》、《贺新郎》、《洞仙歌》、《永遇乐》、《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
为何堂堂一位豪放派的创始人,会在后期创出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乌台诗案前,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在苏轼面对种种政治上的压迫时,使人的笔触无端喟叹。他的笔锋渐渐地转向人生体悟。而诗案之后,其作品更是明显的慢慢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以达豁然恬淡之境。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如此之大是原故乌台诗案变化的原因。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 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
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 ”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 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 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根据百度百科,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 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 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 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 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
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 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 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现代夏承焘《唐宋词欣赏》:《江城子》悼亡词,写夫妻真挚爱情,也可与杜甫的“今夜鄜州月”五律比美。现代唐圭璋《唐宋词简释》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由此可见,苏轼所写的情词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所以,若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在创作的风格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前期的作品是豪放奔腾;而后期的作品则是委婉含情的。
参考资料:
1.此文刊于2008-9-16《第二教育资料网》
作者:佚名 《语言文学论文•浅论苏轼词的婉约风格》
http://lunwen.02edu.com/wenxue/yuyan/86406_2.html
2.此文刊于2008-1-6《新国学网》
张 庆《浅析苏轼对词体革新的历史性贡献》
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zhan ... sdctgx.htm
3.此文刊于2008-2-3《红袖添香》
《从苏轼的词学观看他的词体革新》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8-2-3/2539268.shtml
4. 孔凡礼《苏轼年谱》
http://rplw.net.cn/?pagetype-bbsthread- ... -1612.html
5.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商务印书馆,香港皇后大道中35号,1953年1月
初版,1983年1月重印
6. 刘乃昌《苏轼选集》,齐鲁书社,济南,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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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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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训练培养语言交际能力
叶圣陶先生在其《说话训练》中提到 “儿童时期不经过说话训练,真是遗失了一个非常宝贵的钥匙。若讲弊病,充其量将使学校里种种的教科书与教师的教育全然无效,终身不会有完整的思想和浓厚的感情。” 可见说话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角色不容忽视。说话教学的目的不全然是为了打好学生的写作基础,更重要的是达到语言本身在生活上所发挥的沟通与交际作用。而沟通与交际牵涉的是更广的学习领域,是思想、情感与能力的综合。虽然说话教学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说话教学却也是语文教学中最常被忽视的。
我国小学语文课通常比较重视学生的阅读及写作能力。学生只是一味地吸收,而知识及技能的外化也仅靠写作来考查。书面文字的表达及口头语言的表达是两种不同且独立的技能,在教学上必须受到同等的对待与重视。虽然写话与说话都是运用文字进行思维,表达思想的过程,但是,相比之下两者还是有许多语言结构和语法现象上的不同。写话是将内部的言语(思维)借助特定的词语转换为外部语言(书面文字);说话是将内部的言语借助词语按一定的句式快速地转换为外部语言(有声言语)。说话和写作的特点、要求也截然不同。
说话作为口头语言的传达过程,其能力的构成因素比起写作要来得复杂。说话要求速度快。要求现想现说,思考与表达在说话的过程中快捷地交替进行着。此外,说话还包括了语调和态势语言的运用,以帮助表达思想感情,如开心、伤心、愤怒等。当然,遣词造句的能力也是说话过程重要的一环。没有一定的口语词汇储备量,说起话来就让人觉得呆板,而且容易面对词不达意或词穷的情况。所以要有清楚、有效地表达,好让内部的语言能够在短暂的时段内有系统及完整地转换为外部语言,清晰的思维与思路、充足的词汇储备量以及恰当的语音、语调运用是缺一不可的。所以说,说话是一种生理和心理活动结合的综合能力。
有鉴于此,说话训练在语文的教学中极为重要。教师必须在课堂中培养学生说话的能力,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他们表达的技巧与交际能力,同时也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及在说话方面应有的道德礼貌。说话作为生活中的一种基本能力训练应该具有其特定及符合训练目标的方式。但是,目前学校的老师对于学生说话的训练还不足以达到说话训练最基本的目标。所谓的说话训练也仅限于在课堂上教师所设计的一问一答环节,或是适时让学生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些方式无可否认是帮助训练学生说话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要提高学生口语交际的能力,没有一定的情景设置和与日常生活有联系的说话教学内容,学生的说话训练将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无法突破,没有实际的运用功能。说话训练只是学生单向输出内部语言的能力培养而没有达到互动与协作的学习效果。说话教学自然就演变成一种枯燥无趣的能力训练。
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学习习性设计多元化的说话形式与方法,除了个人式的说话训练,像口头问答、看图说话、复述课文内容等,教师也应设计双向的说话教学活动,如会话、讨论、辩论等,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重要的是,教师不应该让说话教学受牵绊于死板板的说话教材,应该更灵活地变化说话教材,配合学生的智力、说话能力和兴趣,有针对性地设计说话活动以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
在说话教学方面,教师因该采用多鼓励、多引导的策略,并允许学生说错、补充、修正、质疑与保留。这种说话训练考虑到学生的学习心理与思维的启迪,让说话教学不成为一种严肃、强迫性的能力训练。这样一来,学生便能更轻松、更有信心地学习说话。
参考资料:
顾家漳 张雪珍 《培养听说能力》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杨九俊 姚火良强主编 《小学语文新课程教学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叶圣陶先生在其《说话训练》中提到 “儿童时期不经过说话训练,真是遗失了一个非常宝贵的钥匙。若讲弊病,充其量将使学校里种种的教科书与教师的教育全然无效,终身不会有完整的思想和浓厚的感情。” 可见说话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角色不容忽视。说话教学的目的不全然是为了打好学生的写作基础,更重要的是达到语言本身在生活上所发挥的沟通与交际作用。而沟通与交际牵涉的是更广的学习领域,是思想、情感与能力的综合。虽然说话教学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说话教学却也是语文教学中最常被忽视的。
我国小学语文课通常比较重视学生的阅读及写作能力。学生只是一味地吸收,而知识及技能的外化也仅靠写作来考查。书面文字的表达及口头语言的表达是两种不同且独立的技能,在教学上必须受到同等的对待与重视。虽然写话与说话都是运用文字进行思维,表达思想的过程,但是,相比之下两者还是有许多语言结构和语法现象上的不同。写话是将内部的言语(思维)借助特定的词语转换为外部语言(书面文字);说话是将内部的言语借助词语按一定的句式快速地转换为外部语言(有声言语)。说话和写作的特点、要求也截然不同。
说话作为口头语言的传达过程,其能力的构成因素比起写作要来得复杂。说话要求速度快。要求现想现说,思考与表达在说话的过程中快捷地交替进行着。此外,说话还包括了语调和态势语言的运用,以帮助表达思想感情,如开心、伤心、愤怒等。当然,遣词造句的能力也是说话过程重要的一环。没有一定的口语词汇储备量,说起话来就让人觉得呆板,而且容易面对词不达意或词穷的情况。所以要有清楚、有效地表达,好让内部的语言能够在短暂的时段内有系统及完整地转换为外部语言,清晰的思维与思路、充足的词汇储备量以及恰当的语音、语调运用是缺一不可的。所以说,说话是一种生理和心理活动结合的综合能力。
有鉴于此,说话训练在语文的教学中极为重要。教师必须在课堂中培养学生说话的能力,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他们表达的技巧与交际能力,同时也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及在说话方面应有的道德礼貌。说话作为生活中的一种基本能力训练应该具有其特定及符合训练目标的方式。但是,目前学校的老师对于学生说话的训练还不足以达到说话训练最基本的目标。所谓的说话训练也仅限于在课堂上教师所设计的一问一答环节,或是适时让学生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些方式无可否认是帮助训练学生说话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要提高学生口语交际的能力,没有一定的情景设置和与日常生活有联系的说话教学内容,学生的说话训练将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无法突破,没有实际的运用功能。说话训练只是学生单向输出内部语言的能力培养而没有达到互动与协作的学习效果。说话教学自然就演变成一种枯燥无趣的能力训练。
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学习习性设计多元化的说话形式与方法,除了个人式的说话训练,像口头问答、看图说话、复述课文内容等,教师也应设计双向的说话教学活动,如会话、讨论、辩论等,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重要的是,教师不应该让说话教学受牵绊于死板板的说话教材,应该更灵活地变化说话教材,配合学生的智力、说话能力和兴趣,有针对性地设计说话活动以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
在说话教学方面,教师因该采用多鼓励、多引导的策略,并允许学生说错、补充、修正、质疑与保留。这种说话训练考虑到学生的学习心理与思维的启迪,让说话教学不成为一种严肃、强迫性的能力训练。这样一来,学生便能更轻松、更有信心地学习说话。
参考资料:
顾家漳 张雪珍 《培养听说能力》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杨九俊 姚火良强主编 《小学语文新课程教学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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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孔雀东南飞》的人物
《孔雀东南飞》早在南朝时期收录在际徐陵编的《玉台新咏》,命名为《《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直到宋代时期郭茂倩将踏题为《焦仲卿妻》并收录在《乐府诗集》将其辑入《杂曲歌辞》。后期还被收录在《古乐府》和《古诗纪》。陆侃如先生在一九二五年曾经在《孔雀东南飞考证》中指出诗中的某些事物与地域的名称出于魏晋以后;而胡适亦说过:“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公元二二Ο年~公元五五Ο年)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了一篇不朽的杰作。”从两位学者看法中可以总结出《焦仲卿妻》并非在同一时间完成的,而是流传在民间中几百年,经过人民添加和删修而成,而故事情节也在这过程中变得更曲折,人物形象也逐渐明晰。
那么在经过漫长岁月洗礼的人物形象究竟是人民笔下虚构的人物还是笔下人物反映着真实生活呢?对于这点我觉得是笔下的人物其实都在反映着汉末生活和民俗。首先先谈一谈诗歌中的被休的女主角刘兰芝。我们常说封建社会中的妇女被休是很耻辱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刘兰芝返回娘家后的身价反而更高了?县令、太守两家怎么都不嫌弃兰芝而纷纷上门求亲呢?这就得回到当时的时代了,其实汉魏那段期间,再婚是再普遍不过的现象了,《汉书• 卫青霍去病列传》亦有这样的记载说平阳公主先嫁曹寿, 后又改嫁卫青。在《后汉书• 皇后纪》里头则有记载说 郑皇后母亲, 先嫁郑香, 后又改嫁梁纪。而回到《焦仲卿妻》情节,县令和太守可以接受重婚的女人为妾,这说明了人民在写这诗歌的时代背景是允许这样的行为的。
重婚的女人被男人接受,那么故事中怎么反复被后世说焦仲卿与兰芝皆被封建礼教逼死呢?试想一下,一个那么深爱自己妻子的焦仲卿怎么那么轻易就放弃了与兰芝之间的感情呢?而一向如个性刚强、用情深执的兰芝为什么还是委屈答应嫁于他人呢?又在为什么一个弃妇连续被两头家县令和太守上门求亲呢?这种种的为什么只因为反映了当时社会婚俗的现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谓的父母之命就是婚姻大事全是听由父母的命令,自己不可以反抗;而媒妁之言就是成就一门婚姻都必须经过第三人即“媒人”的一言一语才能撮合成的。而诗歌中的两位主人公就是不屈服于这样的婚姻安排但却又不敢反抗,最终只好落到以死示真爱的地步。从现代角度去看兰芝和焦仲卿我们难免会觉得男的懦弱女的无知,但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着汉末时期的婚姻问题。
再看我们口中的霸道浅薄的婆婆,为什么那么不满贤慧能干的兰芝呢?看文本中“本自无教训”、“举动自专由”,这从兰芝和焦母口中可以显示说兰芝骨子里有倔劲,让焦母觉得兰芝没有礼节,在《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焦母也是因为觉得兰芝不守妇道而对兰芝不满的。那么最后,我想最让人出奇的是怎么长期以来反对焦仲卿与兰芝这段爱情的焦母怎么可能答应说让焦仲卿和兰芝葬在一起呢?这点有人说是因为焦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所以答应,但是我却觉得是因为诗人想把悲剧的结尾写得如梁祝化蝶一样凄美,所以才说两家求合葬,这在当时现实中是很难发生的。
《焦仲卿妻》中的仲卿与兰芝在上演绎着汉魏时期的爱情悲剧,虽然在人物形象出现了一些矛盾的安排,但是那一幕幕凄惨的分离与压迫真让人垂泪。
参考资料
1. 章培恒,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2004年3月3日
2. 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
3.肖振宇《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古代婚俗》,民俗研究,电子版,2003年第二期
《孔雀东南飞》早在南朝时期收录在际徐陵编的《玉台新咏》,命名为《《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直到宋代时期郭茂倩将踏题为《焦仲卿妻》并收录在《乐府诗集》将其辑入《杂曲歌辞》。后期还被收录在《古乐府》和《古诗纪》。陆侃如先生在一九二五年曾经在《孔雀东南飞考证》中指出诗中的某些事物与地域的名称出于魏晋以后;而胡适亦说过:“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公元二二Ο年~公元五五Ο年)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了一篇不朽的杰作。”从两位学者看法中可以总结出《焦仲卿妻》并非在同一时间完成的,而是流传在民间中几百年,经过人民添加和删修而成,而故事情节也在这过程中变得更曲折,人物形象也逐渐明晰。
那么在经过漫长岁月洗礼的人物形象究竟是人民笔下虚构的人物还是笔下人物反映着真实生活呢?对于这点我觉得是笔下的人物其实都在反映着汉末生活和民俗。首先先谈一谈诗歌中的被休的女主角刘兰芝。我们常说封建社会中的妇女被休是很耻辱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刘兰芝返回娘家后的身价反而更高了?县令、太守两家怎么都不嫌弃兰芝而纷纷上门求亲呢?这就得回到当时的时代了,其实汉魏那段期间,再婚是再普遍不过的现象了,《汉书• 卫青霍去病列传》亦有这样的记载说平阳公主先嫁曹寿, 后又改嫁卫青。在《后汉书• 皇后纪》里头则有记载说 郑皇后母亲, 先嫁郑香, 后又改嫁梁纪。而回到《焦仲卿妻》情节,县令和太守可以接受重婚的女人为妾,这说明了人民在写这诗歌的时代背景是允许这样的行为的。
重婚的女人被男人接受,那么故事中怎么反复被后世说焦仲卿与兰芝皆被封建礼教逼死呢?试想一下,一个那么深爱自己妻子的焦仲卿怎么那么轻易就放弃了与兰芝之间的感情呢?而一向如个性刚强、用情深执的兰芝为什么还是委屈答应嫁于他人呢?又在为什么一个弃妇连续被两头家县令和太守上门求亲呢?这种种的为什么只因为反映了当时社会婚俗的现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谓的父母之命就是婚姻大事全是听由父母的命令,自己不可以反抗;而媒妁之言就是成就一门婚姻都必须经过第三人即“媒人”的一言一语才能撮合成的。而诗歌中的两位主人公就是不屈服于这样的婚姻安排但却又不敢反抗,最终只好落到以死示真爱的地步。从现代角度去看兰芝和焦仲卿我们难免会觉得男的懦弱女的无知,但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着汉末时期的婚姻问题。
再看我们口中的霸道浅薄的婆婆,为什么那么不满贤慧能干的兰芝呢?看文本中“本自无教训”、“举动自专由”,这从兰芝和焦母口中可以显示说兰芝骨子里有倔劲,让焦母觉得兰芝没有礼节,在《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焦母也是因为觉得兰芝不守妇道而对兰芝不满的。那么最后,我想最让人出奇的是怎么长期以来反对焦仲卿与兰芝这段爱情的焦母怎么可能答应说让焦仲卿和兰芝葬在一起呢?这点有人说是因为焦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所以答应,但是我却觉得是因为诗人想把悲剧的结尾写得如梁祝化蝶一样凄美,所以才说两家求合葬,这在当时现实中是很难发生的。
《焦仲卿妻》中的仲卿与兰芝在上演绎着汉魏时期的爱情悲剧,虽然在人物形象出现了一些矛盾的安排,但是那一幕幕凄惨的分离与压迫真让人垂泪。
参考资料
1. 章培恒,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2004年3月3日
2. 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
3.肖振宇《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古代婚俗》,民俗研究,电子版,2003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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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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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和儒家的友谊
李白是个拥有道家思想的人,而杜甫是儒家思想,这一点是人人认同的。但是,一位道家学派和一位儒家学派的人竟然成为了好朋友。这一点就奇怪了,道家提倡的和儒家所提倡的明明是不同的思想,如果两人在一起,岂不是会吵架。那么,他们为何又能成为好朋友呢?此文将针对这一点,提出一些简陋的知识。
李白和杜甫真是否是好朋友?我们可以从几首诗来考察他们的关系。《赠李白》、《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春日忆李白》这几首诗都是杜甫写给李白的,从这几首诗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杜甫和李白的友谊。在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杜甫作《赠李白》,里头写他和李白一起寻仙仿道,“相期拾瑶草”。当年的秋天,他们连同高适一起漫游梁、宋。第二年,高适南游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齐、 鲁。“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可见,他们的关系是蛮好的。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长安再求功名,李白则南下漫游,一个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树”,一个漂游犹如“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当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时,遇赦放还。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就作了《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诗中处处为李白的安危设身处地地着想。过后,又写了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一生经历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体而微的李白评传。我们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这首赠诗,但杜甫没有得到李白的回音却是肯定的,因为之后不久,他又因“近无李白消息”而做《不见》,这时李白也许已经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后,杜甫仍在《昔游》、《遣怀》二诗中回忆着当年与李白的交谊,这一份情谊,超越了生死。
在李白的作品中,也有写给杜甫的诗,《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为天宝四载,李白和杜甫情同手足一起游齐、鲁,诗酒唱和。当年秋天,两人在鲁郡石门山分别,李白就写了这首诗来送别杜甫。诗里头“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就写出李白对和杜甫的不舍,希望可以再于杜甫重游这个地方。另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也是李白怀念杜甫而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写李白在东曲山东阜沙丘城时怀念杜甫,诗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诗说李白自从杜甫离他而去后,每天每晚上陪伴他的,只有那城边的老树,以及萧瑟的风吹叶动之声。写他一个人独自喝著薄酒,怎能尽情欢醉;一个人独自聆听齐歌,又如何能安慰寂寞的心情。最后两句,写他对杜甫的思念之情正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紧紧追随著你一同南去。从这两首诗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
现在,我们都清楚两人之间的交情了。笔者之前就有提到,李白是道家,杜甫是儒家,那何以这两个人又能成为好朋友呢?关键就在于他们的第一次相遇了,也就是天宝三载(744)四月。这个时候,李白四十三岁,杜甫三十二岁,两人相差十一岁。据考察,这个时候的杜甫个性放荡,是个裘马清狂的青年诗人。这一样的性格,和李白是蛮相似的,所以他们就能结为知己。李白天性狂放,这点就不多说。但说年轻的杜甫的性格竟然和李白一样,这就有所探讨的地方了。
要了解年轻的杜甫思想如何,就得从他年轻的作品去探索。在《壮游》这首诗里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举动是多么的豪放浪漫,生活得多么无忧无虑。再看《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 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 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 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 万里可横行”和《画鹰》“素练风霜起, 苍鹰画作殊。 身思狡兔, 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摘, 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 毛血洒平芜”,杜甫在骏马雄鹰的形象中寄托着自己的雄壮、积极的人生理想,可以看出杜甫当时的雄心。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望岳》,诗篇描绘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抒发了诗人向往登上绝顶的壮志。表现了一种敢于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所以,笔者认为,他们之所以会拥有这一段美好的友谊,都是因为当时候的杜甫有着一个李白相似的性格。这一样的机缘下,他们成为了知己。假设杜甫遇到李白的时候是天宝三载之后的二十年,他们也许也不会成为好朋友,为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佳话。
参考资料
1)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
2) 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从杜甫诗中看李、杜情谊兼论李白诗才摘自
http://72.14.235.132/search?q=cache:1B2 ... clnk&gl=my
4) 浪子李白与情圣杜甫•方舟子•摘自
http://www.xys.org/fang/doc/history/li-du.txt
李白是个拥有道家思想的人,而杜甫是儒家思想,这一点是人人认同的。但是,一位道家学派和一位儒家学派的人竟然成为了好朋友。这一点就奇怪了,道家提倡的和儒家所提倡的明明是不同的思想,如果两人在一起,岂不是会吵架。那么,他们为何又能成为好朋友呢?此文将针对这一点,提出一些简陋的知识。
李白和杜甫真是否是好朋友?我们可以从几首诗来考察他们的关系。《赠李白》、《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春日忆李白》这几首诗都是杜甫写给李白的,从这几首诗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杜甫和李白的友谊。在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杜甫作《赠李白》,里头写他和李白一起寻仙仿道,“相期拾瑶草”。当年的秋天,他们连同高适一起漫游梁、宋。第二年,高适南游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齐、 鲁。“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可见,他们的关系是蛮好的。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长安再求功名,李白则南下漫游,一个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树”,一个漂游犹如“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当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时,遇赦放还。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就作了《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诗中处处为李白的安危设身处地地着想。过后,又写了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一生经历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体而微的李白评传。我们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这首赠诗,但杜甫没有得到李白的回音却是肯定的,因为之后不久,他又因“近无李白消息”而做《不见》,这时李白也许已经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后,杜甫仍在《昔游》、《遣怀》二诗中回忆着当年与李白的交谊,这一份情谊,超越了生死。
在李白的作品中,也有写给杜甫的诗,《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为天宝四载,李白和杜甫情同手足一起游齐、鲁,诗酒唱和。当年秋天,两人在鲁郡石门山分别,李白就写了这首诗来送别杜甫。诗里头“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就写出李白对和杜甫的不舍,希望可以再于杜甫重游这个地方。另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也是李白怀念杜甫而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写李白在东曲山东阜沙丘城时怀念杜甫,诗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诗说李白自从杜甫离他而去后,每天每晚上陪伴他的,只有那城边的老树,以及萧瑟的风吹叶动之声。写他一个人独自喝著薄酒,怎能尽情欢醉;一个人独自聆听齐歌,又如何能安慰寂寞的心情。最后两句,写他对杜甫的思念之情正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紧紧追随著你一同南去。从这两首诗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
现在,我们都清楚两人之间的交情了。笔者之前就有提到,李白是道家,杜甫是儒家,那何以这两个人又能成为好朋友呢?关键就在于他们的第一次相遇了,也就是天宝三载(744)四月。这个时候,李白四十三岁,杜甫三十二岁,两人相差十一岁。据考察,这个时候的杜甫个性放荡,是个裘马清狂的青年诗人。这一样的性格,和李白是蛮相似的,所以他们就能结为知己。李白天性狂放,这点就不多说。但说年轻的杜甫的性格竟然和李白一样,这就有所探讨的地方了。
要了解年轻的杜甫思想如何,就得从他年轻的作品去探索。在《壮游》这首诗里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举动是多么的豪放浪漫,生活得多么无忧无虑。再看《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 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 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 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 万里可横行”和《画鹰》“素练风霜起, 苍鹰画作殊。 身思狡兔, 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摘, 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 毛血洒平芜”,杜甫在骏马雄鹰的形象中寄托着自己的雄壮、积极的人生理想,可以看出杜甫当时的雄心。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望岳》,诗篇描绘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抒发了诗人向往登上绝顶的壮志。表现了一种敢于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所以,笔者认为,他们之所以会拥有这一段美好的友谊,都是因为当时候的杜甫有着一个李白相似的性格。这一样的机缘下,他们成为了知己。假设杜甫遇到李白的时候是天宝三载之后的二十年,他们也许也不会成为好朋友,为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佳话。
参考资料
1)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
2) 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从杜甫诗中看李、杜情谊兼论李白诗才摘自
http://72.14.235.132/search?q=cache:1B2 ... clnk&gl=my
4) 浪子李白与情圣杜甫•方舟子•摘自
http://www.xys.org/fang/doc/history/li-du.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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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飞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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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的特点
词, 起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经历了元、明两代的委靡消沉后,至清代又重新活跃起来。将近三百年的清代词坛(清王朝从1644年定都北京至1911年辛亥革命,共有国267年。),作家辈出、宗派林立、创作成绩辉煌、直超越原作,“比隆两宋”。再说,清代也频频出现各种词话、词选及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词学论文,其中以王国维先生的不朽论著《人间词话》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无上典范。
清代的词,经过历代对词的种种偏见,来到清代已一扫而空,词人都以打破“词为小道” 、“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为目标。朱祖谋认为,“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及”(见叶恭绰《全清词钞序》)便是说明一代清词独特的艺术贡献,已为历代文体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综观清词的显著成就,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 境界开阔。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掌握于满族, 裁决于皇帝, 形成带有种族歧视的封建专制。再加上国内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依然存在, 这一切,形成了统治者和汉族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几乎在清代一开始,词坛即出现不同的气象,不少词人在改朝换代的大悲剧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下层百姓的痛苦,因此有意识地将之写入词中。
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写康熙十三年(1674)撤藩役起,征调民工之事,表达了战争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的惨重影响。清词的表现内容也涵盖了所有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如有表现鸦片之毒与禁烟之事的--林则徐《高阳台•和嶰筠尚书韵》,表现割让香港之事的--朱祖谋《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
清代词人将这些重大的事件生动地描绘在他们的词作里,充满无限感慨,也深深地震撼了后人的心灵。这种现象,是清代词人尝试打破词体较之诗体至历代以来“诗庄词媚”的旧说, 让它成为一种在题材上几乎不受限制的抒情词体。
第二点,与前代相比,这个朝代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词派纷呈。历代以来,词史上虽然出现过许多风格各异的大家,却没有形成过流派。虽然在明代张廷《诗与图谱》中提过豪放、婉约之说,文学史上也常提过辛派,那些所谓的“派”说,只不过是在反映不同的风格类型.这是因为,所谓的流派,应该要符合以下几个要素:1) 明确的文学主张 、2)有公认的领袖、3)在这个领袖周围有一个创作群体、4)这个群体有着相同或是大致相同的创作风格。由此可见,清代以前的词派还未符合以上的要素。
出现最早的词派为云间派,其派领袖为陈子龙, 宗尚《花间》, 词风婉丽。再说,晚明是一个声色打开的时代,云间诸子又往往出于贵家,征歌选妓之事甚多,作家与歌妓的结交也多以词为媒。其后,词风一转,有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在创作上实践了独有的词学主张,即高张词经、词史的旗帜,并将词体推崇到经、史地位。下启还有一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次派,崇尚南宋,追求句琢字炼,归于醇雅。其后,更有以张惠言为领袖的常州词派,推赏北宋,讲究比兴寄托。
每一次词风的转变与词派的形成, 都显现出词人不断进取的精神、力求创新、补偏救弊,且有自觉性的创造,是清代词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清代词体发展的一大特点。
第三,作者多。据张洪生著《清代词学的建构》的导言中写道:“清词总集,旧有王昶的《国朝词综》,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等。今人陈乃乾编《清名家词》初编已刊印著名词人的专集 100种;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入选的词人有3196人。词人之多,大大超过前代。唐代(170余人),词作(2500余首);宋代计有词人(1430余人),词作(20860余首);元代计有词人(210余人),词作(3720余首);金代计有词人(70余人),词作(3570余首);清代至顺治、康熙两朝词人,已达(2100余人),词作(50000余首)。”
这些数据显示出清代词人纷呈、词作繁多的现象。虽然数量不能说明问题,但是,如此壮观的创作数量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创作质量。再说,数量本身也是繁荣昌盛的注脚之一。
第四,立论高。清代词派纷呈,各派皆有明确的文学主张, 如浙西派的醇雅之说与常州派的比兴寄托之说。“常州派”在词的创作和批评方面的理论都是眼界较高的,较诸前代有发展。其他清代词人的论词文章或词话,也不乏独到之言。再加上词人繁多,创作的兴盛确实引起理论的繁荣。这对于近代几部精采的词话的出现,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直接的影响。词的理论发展, 一方面对清词的创作有促进作用; 一方面也是在清词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作出的经验体会的总结。
第五,功夫细。清代词人,无论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参约取,用功细密;不以摹拟为满足,力求出新变化,有所创造。他们不断对前人已经开创的境界, 加于深化,进一步追求不同风格的创作方式,以创造出更广泛、更多样化的艺术境界。以陈维崧为例,
{ 蒋景祁曰:读先生之词,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盖既具什伯众人之才,而又笃志好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趍,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醢酿而后出,以故履其阈,赏心洞目,接应不暇;探其奥,乃不觉晦明风雨之真移我情;噫,其至矣!}
《陈检讨词钞序》
蒋景祁认为陈維崧的作品,兼具苏东坡、辛弃疾、周邦彦、秦观、温庭筠、韦庄诸词家之长。但是, 进一步分析后,苏东坡的豪放词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旷达,而辛弃疾的词则是雄深雅健,在刀光剑影中仍不失儒雅的气度。陈维崧的词不但延续了他二人的写作格调,还增加了一种霸悍之气,更加咄咄逼人。这种霸悍之气主要表现在抒情的爆发力上 。
艾治平则说:「与李白相彷彿的词人便是陈维崧,他們都是『不平则鸣』,因『愤怒』而成为诗人词人的。」「迦陵『追步蘇辛』,並未為蘇辛所牢笼。他是青出於蓝而別於蓝,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艾治平:《清词论说》,上海市:学林出版社,1999.7。
这里说明了陈维崧对前人开创的词风进行摹拟,并从中力求突破,开创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词风。
第六,清代的词人,对词为抒情本体, 进一步确认,并极力打破“诗庄词媚”的观念。
词始于隋唐,兴于两宋,但在晚唐、五代和宋初,却大多都是一些酒宴娱宾的遣兴之作。这些词,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主要是以描写艳思恋情为主,极尽艳丽浮华。这种词,充分表现出了它先天的俚俗特征,与传统的雅正审美观念大相径庭,所以有“诗言志词言情”、 “词为小道、艳科”之说,正如张炎《词源》中所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 清代李东琪说:“诗庄词媚,其体原别”;田同之说:“诗贵庄而 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 魏塘曹学士《西圃词说》中曾言:“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壮士也。”
但是,到了清代,清代词学者重新建构新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观念,力纠世俗偏见,把词推崇到更高的地位,甚至可以达到经、史的同等地位。这一点,可从陈维崧〈词选序〉之论证里看到。陈维崧〈词选序〉可说是阳羡派的词学宣言。 序中首先说明当时文学风尚以词为小道,陈维崧此文对此加以拼击,“僕本恨人,词非小道。”(〈今词选序〉)并极力推崇词体的地位。
清初时期,能够将词体推崇到这样的位置, 陈维崧可谓第一人。他不必附于前代既有的文体句式以推尊词体,而是以「文章体格不尽」为词体找到一个特殊的定位,甚至将词的地位提高至与经史同等。理论不可谓不高明。
“选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 截至《词选序》
参见陈邦炎:《评介陈维崧及其词论词作》,收录在叶嘉莹、陈邦炎:《清词名家论集》,台北市: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12月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自序》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见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自序》,上海:华东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序未标页数。
按照王氏的观点,清词当然不能继宋词,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一代之文学,后世真是莫能继吗?综观以上的清词特点,我们能够看出清代的词, 不论是词作、词人甚至是整个词体的发展,都明显突出给时代特有的风格, 进而体现出全新的时代特色。因此,以清词而言,它是能够继承两宋之盛后,体现出有别于历代词体的特色。
参考资料来源:
1)《阳羡词派研究》,严迪昌着,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 刷
2)《清代词学的建构》张宏生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7 月
3) 《中国分体文学史》赵义山 ,李修生 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7年12月
4) 《清词论说》艾治平:上海市:学林出版社,1999年7月。71页
5) 《宋元戏曲史•自序》,王国维著,上海:华东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序未标页数。
词, 起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经历了元、明两代的委靡消沉后,至清代又重新活跃起来。将近三百年的清代词坛(清王朝从1644年定都北京至1911年辛亥革命,共有国267年。),作家辈出、宗派林立、创作成绩辉煌、直超越原作,“比隆两宋”。再说,清代也频频出现各种词话、词选及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词学论文,其中以王国维先生的不朽论著《人间词话》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无上典范。
清代的词,经过历代对词的种种偏见,来到清代已一扫而空,词人都以打破“词为小道” 、“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为目标。朱祖谋认为,“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及”(见叶恭绰《全清词钞序》)便是说明一代清词独特的艺术贡献,已为历代文体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综观清词的显著成就,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 境界开阔。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掌握于满族, 裁决于皇帝, 形成带有种族歧视的封建专制。再加上国内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依然存在, 这一切,形成了统治者和汉族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几乎在清代一开始,词坛即出现不同的气象,不少词人在改朝换代的大悲剧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下层百姓的痛苦,因此有意识地将之写入词中。
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写康熙十三年(1674)撤藩役起,征调民工之事,表达了战争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的惨重影响。清词的表现内容也涵盖了所有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如有表现鸦片之毒与禁烟之事的--林则徐《高阳台•和嶰筠尚书韵》,表现割让香港之事的--朱祖谋《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
清代词人将这些重大的事件生动地描绘在他们的词作里,充满无限感慨,也深深地震撼了后人的心灵。这种现象,是清代词人尝试打破词体较之诗体至历代以来“诗庄词媚”的旧说, 让它成为一种在题材上几乎不受限制的抒情词体。
第二点,与前代相比,这个朝代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词派纷呈。历代以来,词史上虽然出现过许多风格各异的大家,却没有形成过流派。虽然在明代张廷《诗与图谱》中提过豪放、婉约之说,文学史上也常提过辛派,那些所谓的“派”说,只不过是在反映不同的风格类型.这是因为,所谓的流派,应该要符合以下几个要素:1) 明确的文学主张 、2)有公认的领袖、3)在这个领袖周围有一个创作群体、4)这个群体有着相同或是大致相同的创作风格。由此可见,清代以前的词派还未符合以上的要素。
出现最早的词派为云间派,其派领袖为陈子龙, 宗尚《花间》, 词风婉丽。再说,晚明是一个声色打开的时代,云间诸子又往往出于贵家,征歌选妓之事甚多,作家与歌妓的结交也多以词为媒。其后,词风一转,有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在创作上实践了独有的词学主张,即高张词经、词史的旗帜,并将词体推崇到经、史地位。下启还有一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次派,崇尚南宋,追求句琢字炼,归于醇雅。其后,更有以张惠言为领袖的常州词派,推赏北宋,讲究比兴寄托。
每一次词风的转变与词派的形成, 都显现出词人不断进取的精神、力求创新、补偏救弊,且有自觉性的创造,是清代词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清代词体发展的一大特点。
第三,作者多。据张洪生著《清代词学的建构》的导言中写道:“清词总集,旧有王昶的《国朝词综》,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等。今人陈乃乾编《清名家词》初编已刊印著名词人的专集 100种;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入选的词人有3196人。词人之多,大大超过前代。唐代(170余人),词作(2500余首);宋代计有词人(1430余人),词作(20860余首);元代计有词人(210余人),词作(3720余首);金代计有词人(70余人),词作(3570余首);清代至顺治、康熙两朝词人,已达(2100余人),词作(50000余首)。”
这些数据显示出清代词人纷呈、词作繁多的现象。虽然数量不能说明问题,但是,如此壮观的创作数量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创作质量。再说,数量本身也是繁荣昌盛的注脚之一。
第四,立论高。清代词派纷呈,各派皆有明确的文学主张, 如浙西派的醇雅之说与常州派的比兴寄托之说。“常州派”在词的创作和批评方面的理论都是眼界较高的,较诸前代有发展。其他清代词人的论词文章或词话,也不乏独到之言。再加上词人繁多,创作的兴盛确实引起理论的繁荣。这对于近代几部精采的词话的出现,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直接的影响。词的理论发展, 一方面对清词的创作有促进作用; 一方面也是在清词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作出的经验体会的总结。
第五,功夫细。清代词人,无论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参约取,用功细密;不以摹拟为满足,力求出新变化,有所创造。他们不断对前人已经开创的境界, 加于深化,进一步追求不同风格的创作方式,以创造出更广泛、更多样化的艺术境界。以陈维崧为例,
{ 蒋景祁曰:读先生之词,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盖既具什伯众人之才,而又笃志好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趍,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醢酿而后出,以故履其阈,赏心洞目,接应不暇;探其奥,乃不觉晦明风雨之真移我情;噫,其至矣!}
《陈检讨词钞序》
蒋景祁认为陈維崧的作品,兼具苏东坡、辛弃疾、周邦彦、秦观、温庭筠、韦庄诸词家之长。但是, 进一步分析后,苏东坡的豪放词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旷达,而辛弃疾的词则是雄深雅健,在刀光剑影中仍不失儒雅的气度。陈维崧的词不但延续了他二人的写作格调,还增加了一种霸悍之气,更加咄咄逼人。这种霸悍之气主要表现在抒情的爆发力上 。
艾治平则说:「与李白相彷彿的词人便是陈维崧,他們都是『不平则鸣』,因『愤怒』而成为诗人词人的。」「迦陵『追步蘇辛』,並未為蘇辛所牢笼。他是青出於蓝而別於蓝,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艾治平:《清词论说》,上海市:学林出版社,1999.7。
这里说明了陈维崧对前人开创的词风进行摹拟,并从中力求突破,开创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词风。
第六,清代的词人,对词为抒情本体, 进一步确认,并极力打破“诗庄词媚”的观念。
词始于隋唐,兴于两宋,但在晚唐、五代和宋初,却大多都是一些酒宴娱宾的遣兴之作。这些词,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主要是以描写艳思恋情为主,极尽艳丽浮华。这种词,充分表现出了它先天的俚俗特征,与传统的雅正审美观念大相径庭,所以有“诗言志词言情”、 “词为小道、艳科”之说,正如张炎《词源》中所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 清代李东琪说:“诗庄词媚,其体原别”;田同之说:“诗贵庄而 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 魏塘曹学士《西圃词说》中曾言:“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壮士也。”
但是,到了清代,清代词学者重新建构新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观念,力纠世俗偏见,把词推崇到更高的地位,甚至可以达到经、史的同等地位。这一点,可从陈维崧〈词选序〉之论证里看到。陈维崧〈词选序〉可说是阳羡派的词学宣言。 序中首先说明当时文学风尚以词为小道,陈维崧此文对此加以拼击,“僕本恨人,词非小道。”(〈今词选序〉)并极力推崇词体的地位。
清初时期,能够将词体推崇到这样的位置, 陈维崧可谓第一人。他不必附于前代既有的文体句式以推尊词体,而是以「文章体格不尽」为词体找到一个特殊的定位,甚至将词的地位提高至与经史同等。理论不可谓不高明。
“选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 截至《词选序》
参见陈邦炎:《评介陈维崧及其词论词作》,收录在叶嘉莹、陈邦炎:《清词名家论集》,台北市: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12月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自序》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见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自序》,上海:华东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序未标页数。
按照王氏的观点,清词当然不能继宋词,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一代之文学,后世真是莫能继吗?综观以上的清词特点,我们能够看出清代的词, 不论是词作、词人甚至是整个词体的发展,都明显突出给时代特有的风格, 进而体现出全新的时代特色。因此,以清词而言,它是能够继承两宋之盛后,体现出有别于历代词体的特色。
参考资料来源:
1)《阳羡词派研究》,严迪昌着,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 刷
2)《清代词学的建构》张宏生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7 月
3) 《中国分体文学史》赵义山 ,李修生 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7年12月
4) 《清词论说》艾治平:上海市:学林出版社,1999年7月。71页
5) 《宋元戏曲史•自序》,王国维著,上海:华东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序未标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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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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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元曲 林秀鸾 5月3 日
散曲是随着宋词的衰落而产生的一种新诗体,在元代成为广泛流传的诗歌形式。正如中国文学史所说的,宋代出名宋词,元代则出名散曲。从1127年到1297年,中国北方地区先后落入女真贵族和蒙古贵族的统治下,由于受到时代和社会的转变,词已不能符合当时的需求,散曲便是一个很好的代替。王世贞的《曲藻序》就有这一句话:“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官大用、咸富有才情,兼善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
大江以北,渐染胡语。”
元曲能够在元代发展的很兴盛是有很多因素的。首先,当然是宋词的败落。词发展到南宋后期,由于词家脱离现实生活,思想空虚,词的内容题材也日渐狭窄。于是,散曲的出现,很容易被成为元代人民所接受的文体,就这样代替了词,迅速地发展。第二,南宋末年,蒙古族民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这造成了不同民族的音乐互相影响,词也因这样儿出现转变。
此外,从作家的状况来看,在统治者的高压下,元代的知识分子是深受屈辱和迫害。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显然读书人的地位。在当时是被贬低的。这也影响了散曲的形式和思想内容。元散曲正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子就是我们所学的无名氏《醉太平. 堂堂大元》。这篇小令里的讽刺语言,揭露了元朝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由于元代的知识分子被耻辱,很多作品都是他们为自己的不得志而作,并从中带出当时元代的社会背景。例子是关汉卿的《一枝花 不伏老》套数。这作品不单表现作者坚强放荡的性格和抒发自己的不幸遭遇,它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就是能让读者感受当时的社会情景及关汉卿当时的生活状况。在来,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数则通过对刘邦这历史人物,讽刺当代的皇朝,揭露封建社会的腐败。
元曲和宋词的差别
当然,在探讨元曲时,我们是不能忽略了词和曲的差别。散曲和宋词都是可供配乐歌唱的文体。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曲和词的最大差别是曲可以应用“衬字”;而词不能。所谓“衬字”就是在散曲中为了配合从内容的需要所增加的一些字。这些字不在曲牌的字数里。衬字加强了曲的生动性和音乐感。主要出现在句首和句尾。当然,词就没有这特点,词得跟着固定的词牌写,而不能加衬字。
从格式句子的长短来看,散曲的句子比较自由灵活多样。在任讷的《散曲概论》有说到:“词的长短句法是整而不化,凝而不疏,静而不动。”散曲的句子长短则多变化,它可以短至一字句和两字句,也可以长至二三十个字。正如刚才所说的,词的格式是固定的,所以词句的长短也是受到词牌的约束。
接下来,散曲的语言通俗自然及口语化。这原因和元代社会有关。由于在元代读书人社会地位很低,所以他们更多接触民间文学和群众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读的散曲小令的语言很口语化,通俗易懂。如关汉卿的小令《双调 沉醉东风》就以自然浅白的语言,但又是很巧妙地带出离别之情。词的语言已远远地偏离词的温婉雅丽的语言。此外,元曲多采用直陈白描手法,这样也突出了散曲的通俗自然的特征。
总结,元曲在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它不论是思想或艺术方面,都有可称道的地方,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贵遗产。
参考资料:
1. 赵义山 李修生 《中国分体文学史 诗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12月
2.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6 月
3.游国恩 王起 萧滌非 季镇淮 费振刚 《中国文学史》, 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 1986 年7月
4.刘致中 侯镜昶 《读曲常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张文潜 何云麟 王子宽 陈一舟 《元代散曲选》, 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年7月
散曲是随着宋词的衰落而产生的一种新诗体,在元代成为广泛流传的诗歌形式。正如中国文学史所说的,宋代出名宋词,元代则出名散曲。从1127年到1297年,中国北方地区先后落入女真贵族和蒙古贵族的统治下,由于受到时代和社会的转变,词已不能符合当时的需求,散曲便是一个很好的代替。王世贞的《曲藻序》就有这一句话:“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官大用、咸富有才情,兼善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
大江以北,渐染胡语。”
元曲能够在元代发展的很兴盛是有很多因素的。首先,当然是宋词的败落。词发展到南宋后期,由于词家脱离现实生活,思想空虚,词的内容题材也日渐狭窄。于是,散曲的出现,很容易被成为元代人民所接受的文体,就这样代替了词,迅速地发展。第二,南宋末年,蒙古族民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这造成了不同民族的音乐互相影响,词也因这样儿出现转变。
此外,从作家的状况来看,在统治者的高压下,元代的知识分子是深受屈辱和迫害。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显然读书人的地位。在当时是被贬低的。这也影响了散曲的形式和思想内容。元散曲正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子就是我们所学的无名氏《醉太平. 堂堂大元》。这篇小令里的讽刺语言,揭露了元朝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由于元代的知识分子被耻辱,很多作品都是他们为自己的不得志而作,并从中带出当时元代的社会背景。例子是关汉卿的《一枝花 不伏老》套数。这作品不单表现作者坚强放荡的性格和抒发自己的不幸遭遇,它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就是能让读者感受当时的社会情景及关汉卿当时的生活状况。在来,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数则通过对刘邦这历史人物,讽刺当代的皇朝,揭露封建社会的腐败。
元曲和宋词的差别
当然,在探讨元曲时,我们是不能忽略了词和曲的差别。散曲和宋词都是可供配乐歌唱的文体。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曲和词的最大差别是曲可以应用“衬字”;而词不能。所谓“衬字”就是在散曲中为了配合从内容的需要所增加的一些字。这些字不在曲牌的字数里。衬字加强了曲的生动性和音乐感。主要出现在句首和句尾。当然,词就没有这特点,词得跟着固定的词牌写,而不能加衬字。
从格式句子的长短来看,散曲的句子比较自由灵活多样。在任讷的《散曲概论》有说到:“词的长短句法是整而不化,凝而不疏,静而不动。”散曲的句子长短则多变化,它可以短至一字句和两字句,也可以长至二三十个字。正如刚才所说的,词的格式是固定的,所以词句的长短也是受到词牌的约束。
接下来,散曲的语言通俗自然及口语化。这原因和元代社会有关。由于在元代读书人社会地位很低,所以他们更多接触民间文学和群众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读的散曲小令的语言很口语化,通俗易懂。如关汉卿的小令《双调 沉醉东风》就以自然浅白的语言,但又是很巧妙地带出离别之情。词的语言已远远地偏离词的温婉雅丽的语言。此外,元曲多采用直陈白描手法,这样也突出了散曲的通俗自然的特征。
总结,元曲在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它不论是思想或艺术方面,都有可称道的地方,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贵遗产。
参考资料:
1. 赵义山 李修生 《中国分体文学史 诗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12月
2.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6 月
3.游国恩 王起 萧滌非 季镇淮 费振刚 《中国文学史》, 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 1986 年7月
4.刘致中 侯镜昶 《读曲常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张文潜 何云麟 王子宽 陈一舟 《元代散曲选》, 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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