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〇
书不尽的爱情悲剧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 写于1925 年10月。写成后没有在报章上发表，直接收录在他的小说集之中。

我的学生在讨论这部小说时，先是把鲁迅的背景和小说贯穿起来。这次的“背景”比较不同，他们搬来的是鲁迅写小说时正是他邂逅许广平的那年。而鲁迅早年接受母亲安排，娶了朱安为妻。据称，他一直想离婚，还朱安一个自由，但是却又多有顾虑，一直拖着。学生就是引用这点来说明鲁迅创作的动机，甚至说鲁迅是借助小说寻求自我的婚姻解放。

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阿Q是鲁迅创作的人物，他不必再用自己演绎出活生生的阿Q出来。更重要的是：文学赏析不该有太多猜测的成份，硬把一些结论套在已经无法辩驳的作者身上，让他们瞎吹胡子。无法说实的事情，就让它存疑。作为小说，《伤逝》可以探讨的空间还是很大。

调整后，学生在分析作品时，看到了故事中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问题。学生把两个主人公的离异判断为：身份差距太大以及涓生的失业。我不清楚他们从哪看来的资料，说涓生是大学生，子君什么都不是，因为小说中只说明这两人都是新时期的新青年，有着超乎时人的个性解放意识。此外，涓生的失业固然让他和子君的生活受到了考验，最终还以离异结束，但这并不是两人离异的主因。如果只是这样的因素造成一场美满姻缘的破灭，《伤逝》也太庸俗，近于连续剧的情节了。

不过，作品分析可以有“读者之心”，就十多岁的孩子来说，能够这样分析，已经很不错的了。他们作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经济基础而贸然结婚，婚姻会经历很大的考验。

当然，我们还得引导学生再思考一些问题。

其一，注意小说的叙事角度。这部小说是用“手记”的形式写成，叙事角度介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这样的叙事角度会否引发读者更为深刻的思考？小说开始就让我们知道涓生对子君的去世是悲伤的、忏悔的，所以才会伤逝。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要看到的是涓生到底醒觉了什么，醒觉的程度有多深刻？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探讨，只是注意“故事”，我们则难以体会这部小说的价值。

其二，鲁迅把这部小说直接收录在他的《彷徨》小说集之中，必然也有他的用意。与其他小说一样，其价值取向应该是一致的：对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困惑与反思。这部小说锁定的主题是“爱情”，鲁迅要揭示的问题真正是什么？

叫涓生倾倒的子君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那句话，是“个例”还是普遍的说法？如果是个例，就是为了讲故事而说出；如果是普遍的，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青年思想。他们追寻个性解放，敢于自主命运，为自己负责。这当然是叫人动容赞赏的！可是，过后呢？子君和涓生的结合，最终带来的是悲剧，不但离异，子君还在忧郁中死去。这当中的问题出在哪儿？

小说很形象地写了婚后的子君的改变。她不再像过去那样谈自由、谈民主、谈进步了，反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琐事上面，养鸡遛狗，烧饭做菜的。她和涓生的渐行渐远，症结还是在这里。爱情和结婚毕竟是两回事。谁的错？子君的庸俗？涓生的自私？这里的思维空间其实很大。

我觉得只有这样去思考，我们才更能体会鲁迅在启蒙时代的清醒和孤独。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一
彼可取而代之

秦朝末年，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事迹，流传千古，为人津津乐道。
对于这段历史，后人知之甚详，归功于司马迁的《史记》。

不过，司马迁对于楚汉相争，情感却是偏向项羽的，以致后人常说他有“抑刘扬项”的倾向。不过，这只是司马迁整合人物形象造成的一种差异，他忠于史实的态度，还是叫人称许的。

司马迁这种态度，后人大多认同。例如唐代杜牧有诗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看似批评项羽的不能屈伸，但却流露更多的惋惜与崇敬之情。宋代李清照也有诗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项羽的崇敬赞美之情，更是毫无掩饰，直说今天人们还在思念项羽，就因崇敬他当年宁死不屈、不肯忍辱回江东的英雄气概。

也因此，项羽成了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英雄形象。司马迁把他的事迹编入记载皇帝生平的“本纪”之中，率先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做了诠释，并充满感情地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然而，对于历史，司马迁还是坚持如实报道的，绝不扭曲。例如对于汉高祖刘邦最终称帝，他记载了一段重要的说话，说明刘邦的成功并非偶然。刘邦称帝后，要群臣说说他成功的原因，高起、王陵说是因为高祖体恤属下，并可与人民共享富贵。高祖直言：“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

是的，刘邦的天下是靠张良、萧何、韩信打下的，所以他说：“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反观项羽，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说：“项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蔽，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可见项羽的“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实在是致命伤。

读《史记》就是如此，不能偏于一隅，只看一章。同时期的历史事迹，在不同的传记对读中，我们才惘然大悟，知道司马迁的历史眼光和睿智。
司马迁有时候还会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来撰写人物，在传记中，这称为“细节描写”。

例如，《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写：“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又如此记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见秦皇，两人的反应却是孑然不同。项羽的霸气，刘邦的沉着，被人称颂。

看到这个细节，我突然想到，如果易位而想，不说看的人的心态，而说皇帝给人的感觉，我觉得这两种态度却值得皇帝思考。如果一个皇帝一无是处，说话叫人发笑，给人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感觉，那么这种皇帝还是趁早禅位比较好。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二
一块特别的肥皂

鲁迅有一篇很特别的小说叫《肥皂》，发表于1924年的《晨报副刊》，后来又收录在他的小说集《彷徨》之中。

这篇小说以四铭为主角，说他某天买了一块肥皂回家给太太用，再说起买肥皂过程中发生的事。肥皂在那个时期是洋货，包装得很漂亮。四铭却古板得要拆开包装纸核实里面的内容才买，结果引来一批年轻人嘲笑他old fool。不懂英语的他回到家里要孩子给他解释什么是“恶毒妇”，儿子当然很难联想，结果被训了一顿。连带的，四铭竟然也骂起新文化、新学堂，认为当年支持这种改革是错的。他因此做了结论——学生没有道德，社会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真要亡了。感慨之余，他也说起街头遇上两个乞丐的故事。乞丐是祖孙关系，祖母是六七十岁的瞎眼老太太，孙女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只要讨到东西，孙女都献给祖母吃，自己情愿饿肚皮。四铭因此称赞这是“孝女”。可是这时他却听到街头无赖对朋友说：“你不要看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这一连串的见闻追述，倒叫四铭太太听出一个道理来，不但骂了四铭居心不良，还拒绝再使用肥皂。这时，故事岔开，来了几位和四铭一起搞文化活动的文友，大家商量出版刊物的事。四铭又说起“咯支咯支”这事，倒叫友人乐坏了。友人走后，独留四铭在家中徘徊，继续慨叹世风败坏，人心不古。

对于这篇小说，鲁迅曾说：“技巧稍微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论创作技巧，《肥皂》的确很有特色，作者表现得出奇的冷，纯客观地叙事。难怪夏志清说：“就写作技巧来看，《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因为它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出鲁迅敏锐的讽刺感。”

我倒觉得这篇小说的客观和冷，使主题隐晦了，不好懂。例如李长之说的“故意陈列复古派的罪过，条款固然不差，却不能活泼起来”，主题仿佛就一面倒的倾向“揭破伪君子、假道学四铭在表面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下的幽暗性心理以及蠢动欲望”。犹有甚者，评论者把肥皂当成是女性的裸体象征，四铭买肥皂就是出于这种肮脏心理。结论是：“这的确是一块去污能力极强的香皂。它何止洗去四铭太太脖子上的积年老泥，更洗去了伪君子四铭脸上庄严的油彩。”

鲁迅的文章结尾倒颇耐人寻味，他写道：“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录用了。这日他比平日起得迟，看见她已经伏在洗脸台上擦脖子，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两个耳朵后，比起先前用皂荚时候的只有一层极薄的白沫来，那高低真有霄壤之别了。从此之后，四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

四铭太太从生气到妥协，是怎样的一种心理？《肥皂》的主题要锁定在“性幻想”还是“家庭的主权”？从四铭太太的一直附和，到最后的妥协，是不是象征四铭在家庭中占据思想文化主导的地位？

“心里不干净的人，看到一块肥皂都可以联想到女人洗澡”，《肥皂》确实是给这句名言做了很好的注脚。然而，“不干净的人”是指谁呢？只是四铭么？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三
孔子与晏子

根据《史记》记载，孔子30岁那年，齐景公到鲁国来拜访，住在公馆里。景公叫晏婴去迎请孔子到来公馆，景公向孔子请教执政之道。《史记》记载了两人的简单对话，然后做个结论：“景公说”。“说”和“悦”是通假字，也就是说景公听了孔子的话，很满意。这给孔子一种幻想，以为景公欣赏他的才华，若到齐国去该有作为。

五年后，鲁国内乱，孔子出走。他选择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到齐国去。齐景公果然很欢迎他，并且想把尼谿田封给孔子。晏子劝阻景公道：“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意思是说像孔子这样的读书人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高傲自大，不能用来教育百姓；崇尚丧礼，消耗财力讲究厚葬，不能当成礼俗；四处游说乞求借贷，不可以用来治国。晏子这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齐景公听信了，不再和孔子谈周礼。犹有甚者，景公后来还用一句“吾老矣，弗能用也”，打发了孔子。孔子遂黯然离去，内心对晏子是否有怨言不得而知。

有评论文章说孔子曾经在景公面前诋毁晏子，说他有“三心”。这是因为晏子曾经辅佐过灵、庄、景三公。但《晏子春秋》记载此事说的是梁丘据问晏子：“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的回答很妙，他强调“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然后赢得孔子的赞美。

司马迁后来又写到了孔子和晏子碰面的事。那是孔子50岁以后的事。其时孔子回国被重用，担任的官职从中都宰、司空，到大司寇。景公相信部下所言“鲁用孔丘，其势危齐”，约鲁定公在夹谷签订“和好”协议。孔子权摄相事，以出色的外交手腕保护鲁定公全身而退，并使景公自觉部下安排不当，惭愧不已。晏子在旁，但是没有说话。

《论语》里头倒是记载了孔子对晏子的评价：“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晏平仲，就是晏子的谥号。把这句话和孔子另外一个说法比较，我们会更好理解孔子是如何看待晏子。孔子说：“晏子，功用之臣也。”（《荀子•大略》）看来，孔子并没有贬低晏子，反而敬重其为人。

如果我们阅读《晏子春秋》，的确为其为人折服。对自己，他要求严格，不尚奢华，即使君王给他盖房子、造大车、赠美人，他都不要，一心一意只为国为民服务。但是晏子为国为民的心态和表现，却与后来的儒家作风不同。晏子善于外交辞令，不符合“刚毅木讷近仁”的要求；晏子善辩，倒符合了“巧言令色，鲜于仁”的教训。

晏子在历史上留名，靠的是他务实的作风，具体的贡献。孔子也不敢抹杀这样的一个务实作风的官员的贡献，称之为“功用之臣”。有趣的是，对晏子而言，孔子倒是成了一个只会说，不会做的读书人。可是，历史后来的进展，孔子却上了神台，高高在上，晏子却是少人问津。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四
孔子的因材施教

拉曼大学配合林水檺教授七十岁生日和荣休，特别举办了一项“汉学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祝寿方式既特别又有意义。

我有幸参加了这项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论语•为政》“问孝”四章解读。

由于过去两年都在讲《论语》，积累了不少相关知识，因此在整理《论语》第二篇的四个章句时，感觉并不那么吃力。相反的，还真有温故知新的体会。

这四章分别是《论语》2.5至2.8章，是孔子回答四个人同一问题（问孝）的说法。这四个人分别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前两者是鲁国贵族，后两者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

讲课时，我是分开四段时间讲，没有把四章给串起来。不过，当时讲完后，隐约感觉这四章应该是有机的整体，是弟子们给老师编书时有意排列在一起的。

果不其然，重新看后，我更加确定这四章是收录在《论语》同一篇里并非偶然的。第一章内容与篇名“为政”相关，可视为夫子阐述“孝”与政治的关系，其后三章却似乎偏离了“为政”的主题。然而，综观四章内容，却又相互呼应，让孔子把“孝道”讲得更加透彻。

皇侃《义疏》中总结得很好，他说：“然此四人问孝是同，而夫子答异者，或随疾与药，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随其失而答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曰：‘问同而答异者，或攻其短，或矫其时失，或成其志，或说其行。’又沈峭云：‘夫应教纷纭，常系汲引，经营流世，每存急疾。今世万途，难以同对，互举一事，以训来问。来问之训，纵横异辙，则孝道之广亦以明矣。’”

以上观点从宏观的角度说明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如果单单把夫子的教诲锁定在“攻其短”，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这是过于狭隘的。夫子除了攻其短外，还能矫其失、成其志、说其行。夫子给四个人的不同答案，的确做到“纵横异辙”，使孝道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不流于浮华表面。

相对而言，宋代理学家的阐述，反而不及两汉魏晋南北朝人的视野。例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颐的话说：“子曰：‘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但是却又无法论证其可靠性，难以叫人起共鸣，只觉得过于把夫子神化了。

近代新儒家钱穆先生把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阐述孔子的“因材施教”时，他避开了一些只能臆测的说法，踏踏实实地说：“以上四章皆问孝，而孔子所对各不同。或疑乃孔子因人施教,针对问者之短处与缺点。于是疑子游或能养而稍失于敬，子夏或对父母少温润之色，凡此皆属臆测。《论语》文辞简约，或当时间语有不同，孔于针对问语而各别为说，记者详孔子之言，而略各人所问，遂若问同而对异。学者且当就文寻绎，知孔子言孝道有此诸说，斯可矣，不宜离此多求。”

我喜欢钱先生这样做学问的方式，着实而又有深度。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五
被扭曲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层迈入了“习李”时代。据悉，民间对他们都寄予厚望，尤其是打贪防腐更抱有期待。

这让我们想起“刚毅率直、嫉恶如仇”的前任中国总理朱镕基。他那句“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是多么铿锵有力、叫人动容！可是，十多二十年过去了，贪腐灭迹了么？

打贪防腐可还真是“说易行难”的事。

网上有时评家引录一帧条幅：上联是“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下联则是“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时评家不忘嘲讽地说：“如此高风亮节，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后来多事的人挖苦他自说自爽，愚人自娱，以妙绝独到、十分传神作了横批：查无此人。”

真查无此人么？我们不妨回到历史记载去探索。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为官吏分类作评价的传统：一类是好官，称为“循吏”；一类是欺压人民的恶官，称“酷吏”。两相对比，读者更加能够体会好官和酷吏的分别。司马迁的做法也告诉我们：历史会有记载，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任君选择！

其实好官的标准会依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认为好官标准有三：行教、清廉、守法。“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是最高标准，即“行教”也。当好官最低也要“守法”，不滥用权力。

晋朝时司马懿某次告诫官吏：“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然后他又询问官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有人回答：“清固为本。”（李秉《家诫》）其后，“清、慎、勤”遂成为做官的基本守则，“清官”也就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史上多有清官，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表率。他曾上书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这是古代官员中第一个主动申报财产的人。

《三国志》引述这段文字后说：“及卒，如其所言。”意思是说诸葛亮上述的财产申报是真实的，绝不是虚报。他说他的总财产只有八百棵桑树和田地十五顷，这些财产来源是“悉仰于官”，也就是说都是靠官粮为收入，“无别调度”，即没有通过其他管道牟利，不存在灰色的收入；他又说“不别治生”，表明自身没有利用权力之便谋私益，不借官职“外包”做生意。

一个社会若以清官为可贵，则保留着一个崇高的理想，那么国家社会就会有希望。如果官场上都以“金钱政治不是贪污”为守则，甚至直认贪污涉及款项“只有”260亿令吉，那就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只会引领人民走向毁灭。

朱镕基总理在清华大学作告别演说时告诫学子：“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这又是一句铿锵之言。

不想身后落个骂名的，表示有羞耻之心。子曰“知耻近乎勇”，所以朱总理绝对是有勇之士。这样的领导是会让后人称颂怀念的。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六
从人到神，再走下神台


沈伯俊先生说：“《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形象，一个光彩照人的不朽典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形象三辩》）

这句话说得好，也代表着很多人的心声。许多人看《三国》，不管是小说还是改编后的电视剧，都会觉得诸葛亮出山以后情节突然精彩起来，而诸葛五丈原病逝后，就失去了看的冲动。可见，把《三国演义》当成《诸葛亮传》也不为过。

可是，如果我们看正史，陈寿是这样评论诸葛亮的：“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诸葛亮传》）

陈寿这番评论非常中肯，赞多贬少，即使是贬也不过说诸葛亮不善于用兵，应变将略不是他的长处而已。诸葛亮的崇拜者对此当然不忿，搬出陈寿的家世来说明陈寿的偏颇。原来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诸葛亮街亭斩马谡，陈寿父亲也受到牵连，因此陈寿对诸葛亮颇有仇恨云云。（《晋书•陈寿传》）然而，这样的说法是不耐推敲的，清代学者王鸣盛、赵翼都加以驳斥，认为陈寿的评论中肯到位。

陈寿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诸葛亮的功过，对他的一生做了客观的评定。这是把他当人看待做的评述。罗贯中把众多事件集中在诸葛亮身上，用艺术手法再造了他的光辉形象，这是把他当神看待的做法。

“造神”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才华。这种才华不是从天而降，要不然人人都可为之；造神更加不是无中生有，要不然它就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总之，造神的对象必须要有过人之处，而且要有功于社会，是大家熟悉的对象。

蜀汉地区对诸葛亮的崇拜由来已久，据地方志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 朝仪以礼佚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陌道。”后来，因为民意难违，后主遂在景耀六年（263）春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于是武侯庙成为民间祭祀诸葛亮的所在。可见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在蜀汉地区留有巨大的影响。不过这种习俗渐渐的会被神化，尤其是统治者介入之后，往往会加以利用，以达致其统治目的。例如过高的标榜诸葛亮的“忠义”就是。随后加上民间戏曲、话本、小说等的演义，诸葛亮更加登上了神坛。《三国演义》可以算是集大成者。鲁迅这样评价《三国演义》：“写关羽之义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这是颇有见地的。

现今学术开放，评议历史人物更是时尚。于是对诸葛亮的形象评议也多了起来。当中不乏把他重新迎回历史，站在人的角度去看待的。

我觉得在探讨历史的真实之中，也不应该不尊重社会的时尚。造神不是偶然，其流传也必有一定的价值。我们要尊重历史，不必盲目顶礼膜拜古人，但却也不该藐视前贤，抹杀前人的论述。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七
黄巾红巾，是兵是贼？

“黄巾”和“红巾”分别是东汉末年和元朝末年起义的农民军。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都是农民起义，都是以宗教为号召，都是以裹颜色头巾为标志。不同的是：前者以失败告终，所以被判为“黄巾贼”；后者成功，所以被称为“红巾军”。

黄巾起义发生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和外戚的斗争尖锐化、边疆又战事连年，加上全国大旱，农作物歉收，人民依然要缴交高税，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当时以“太平道”济世，并拥有很多信徒拥护的张角的号召下，纷纷头扎黄巾，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向统治集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黄巾起义后，各地兴起了许多豪强的武装。董卓、袁绍、袁术、陶谦、刘表、曹操、孙策、刘备等纷纷招兵买马，乘时而起，打起平乱的旗帜，或屠杀“黄巾贼”，或招降他们以扩大自己的武装势力。他们因此获得各自的政治地盘，在东汉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无数的军事政权。

这种豪强混战的局面以灵帝中平六年（189）爆发的董卓之乱拉开序幕，直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才以三国鼎立的局面宣告结束。我们说董卓之乱是豪强争霸的序幕，是因为在这之前东汉的政权虽然被农民摇撼，但统治阶级还保持着一种统一的表象。董卓之乱后，撕破了这种假统一的面具，名义上虽然还有刘氏皇帝，但他已是豪强挟持以号令天下的傀儡。

黄巾起义，加快了汉朝的灭亡。但是，当中豪强的崛起，不但把黄巾当贼般屠杀，还掩盖了黄巾起义的历史地位。

历史称“董卓之乱”是因为董卓专横独断，残暴至极，一心寻求篡权的机会。他废少帝拥陈留王，挟天子而令诸侯。后来在王允、吕布等的共同谋划下被杀。其时民间广泛流传一首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十日卜是拆字游戏，重新组合起来就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人民对误国权臣董卓的痛恨，希望他早日死去。

千余年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朝政权。元朝是蒙古族创立的，对汉族百般压迫，造成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成灾，沿河州郡不但受水灾影响，还遭遇瘟疫等伤害，灾区人民死者过半。这一次的黄河灾害，还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至正十一年，顺帝命贾鲁“治水”，强征民工开凿新河道，引领黄河与淮河流入东海。同一时期，顺帝又变更钞法，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腾。“开河”和“变钞”两大事件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群情激愤。

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红巾军起义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直接成就了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

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收录了一首元曲，注云：“《醉太平》小令一阙，不知谁所造。自京帅至江南，人人能道之。”这首元曲正好概括了元末的局势，民心之思变跃然纸上。曲是：“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如此惹民怨的政权，给红巾制造了胜利的条件，也奠立他们的历史功绩。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八
功用之臣

《荀子》记载孔子评述晏子的一句话说：“晏子，功用之臣也。”（《大略》）这是孔子对晏子极为正面的评价。

孔子如此表扬晏子，自然是因为晏子在行事上与他有共同之处，都一样是积极入世，处处关心人民，以民为本。不过，孔子的具体表现机会不多，所以让后世缅怀的毕竟是他对“仁”的主张和思想；而晏子则是实践家，终其一生，鞠躬尽瘁，在政治主流上实践了他对“仁”的主张，通过实践来散发出其思想光辉。

《晏子春秋》里记载晏子爱民恤民的事迹颇多。例如有一年齐国闹饥荒，晏子请求开仓发粟，账济灾民。齐景公不但不准许，还要大兴土木建听政用的路寝之台。身为臣子，进谏不能太过，以保全身；但却又不能忽视自己为官的职责，无视人民的困苦。晏子于是“令吏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趋”，这句或作“远其涂，佻其日”，意思是他命令主事的官吏提高雇工的工酬，增加道路的长度，延缓工期，而不加以催促。三年后路寝之台建成，君王既满意，百姓也得到了赈济，蒙受晏子的恩惠。（《內篇第五》）

景公喜欢捕猎，有次他让烛邹看管他养的鸟儿，烛邹却不小心让鸟飞走了。景公大怒要杀他。晏子要求先陈述烛邹的罪名才杀他，景公批准后，他便说：“烛邹有三罪：一、为君主看鸟而让鸟逃走；二、害我们的君王因鸟的缘故而杀人；三、让其他侯国听闻此事后，以为我们的君王‘重鸟以轻士’，这三条都是死罪啊！”景公听了深感惭愧，便豁免了烛邹的死罪。（《外篇第七》）

景公之时，刑法甚繁，要逐一矫正是不可能的，要从根本上改变他，还得另谋对策。某次景公对晏子说：“你的住宅靠近集市，吵闹灰尘多，我给你换个住处吧。”晏子推辞说：“别人能住，我也可以住，要不有人会说我奢侈。而且靠近集市，买东西很方便，多好！”景公笑着说：“你住近集市，知道什么是贵贱么？”晏子说：“哪里可能不知道？”景公说：“那你说说什么东西卖得贵，什么东西卖得贱？”晏子说：“踊贵而履贱。”原来当时严厉的齐国刑罚，会对犯罪者施于刖刑，也就是砍掉罪犯的脚。踊，是古代受过刖刑的人的鞋。晏子的回答是说特别的鞋子很贵，一般的鞋子很便宜。景公听了“愀然改容”，并因此而“省于刑”。难怪后世评述此事说：“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内篇第六》）

类似这样的事迹，在在显示晏子的“仁风义举”。晏子一生为官，跨越齐国三代君王，主政都是以惠民为首要考虑，不空谈理论，不标榜仁义。难怪孔子要说是“功用之臣”。

孔子虽说学而优则仕，但是出仕后，士人是否还能够保持昔日的赤子情怀，多做有功用之事，尚得让历史来验证。像晏子这样的功用之臣，在世深得人心，去世也流芳百世。

反之，一些紧抓学问，满口仁义道德，“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评论家，却远远不及“功用之臣”。所以，我一直倡导，要用实践来印证自己的理论，要用行动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不该偏于一隅，走向极端。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六九
药、可乐、水果

学生问：鲁迅要搞大众醒觉运动，为什么不说些更浅的大白话，而要写那么深奥难懂的文章？

我回答：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第一，社会醒觉运动牵涉整个社会，该当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不能锁定一两个人做。每个人各有角色要扮演，应该各司其职，各安本份，不要过度夸大自己所做的是最重要、最正确的，强要大众随同附和。若大众不跟随，便给人贴标签、定好坏，这是比社会醒觉更糟糕的霸道。鲁迅自觉地从事社会醒觉运动，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职责，有选择性地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不是每个人都要走上街头，直接参政才叫做“有为”。

第二，文字的表现力是多方面的，可以直白，也可以含蓄，各有其功用和魅力；倘若化身为文学，则该注重思维空间的开拓，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体悟文字背后的信息。例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全诗只有四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是，写来流利飘逸，夸张中又留给读者合理的想象。一般相信这首诗是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时所作的。他借助客观的景物来表达遇赦后的心情，行舟之迅速代表着他的迫切心情，而“两岸猿声啼不住”更予人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千年后还会给人启示。倘若李白当时只写“终于得赦，心情愉悦回去”，那可有多乏味！

鲁迅其实也有用大白话呼告的，像他的一些杂文便是。但，他给后人更大启示，更受到后世关注的，还是他的小说。

第三，醒觉是长征，不求短期的效应而已。直接呼告做不到这点。

我且引述刘绪源老师的话说明这点。他把市场上林林总总的儿童文学读物分为三类：一是强调教育价值的，二是强调市场价值的，三是强调审美价值的。他比喻说：第一类读物是“药”，急于对治读者的毛病而出版，希望通过故事引出教训，让儿童受教育；第二类读物像“可乐”，只求市场效益好，一味讨好儿童口味，写得浅显热闹而没有真正的内涵，不但没有“营养”，一旦上了瘾，还会排斥其他的“食品”；第三类读物则是“水果”，不但有生命，而且美味，只不过吃起来必须用力，不像药片一吞就得，也不像可乐那样喝下去便是，所以有些孩童懒于吃它。

这个比喻很妙。试想，要呼唤民众醒觉，是不是只要一个方法就可以处理好？如果您是鲁迅，在“药、可乐、水果”的对比下，您又会作何选择？

药最初也许有效果，过了一阵子，药效骤减，该怎么办？如果写文章也像开药方，会不会变成一种具时效性的文字，解决了一个问题后便宣告作古了？

可乐之类的软饮品，只是契合大众的口味，但求畅销就好。写这样的文章，便要成了比较谁的文笔写得较大众化、较优美、较合乎大众的阅读口味。读者不会在乎内容其实是他们已懂的，只要作者按着他们正常的思考模式写，切中他们的口味，便被捧为名篇了。

水果则不然，就像刘老师所说，“水果有营养，但不是针对性地用以治病的，吃它只是享受，在享受的同时，营养被吸收，慢慢地也就有了健身的作用”。如果我们把文字降格成只是传递知识的工具，那岂不是把它的功能过于平面化和庸俗化？读者的阅读力要通过锻炼和积累，才能提升，才能透过文字获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