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我的太老师程千帆先生

[老黄]

程千帆教授网上纪念馆


http://cn.netor.com/m/box200006/m2463.asp?BoardID=2463

[行者]

老黄的程千帆先生著作目次（目录与目次不同）非常详细，可是漏了《程千帆全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本来也不觉得有多大问题，因为大部分收录在全集里头的著作您也已经列了出来。可是近日重看此帖，发觉好像少了一些，对比一下，发现确实是少了《杜诗镜铨批抄》、《读宋诗随笔》、《程氏汉语文学通史》、《闲堂诗文合抄》以及《桑榆忆往》。虽然您于“正式发表学术论文”中有《杜诗镜铨》抄批之目，但收录在全集里的则较为完整。除此，《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虽然在法情出现了两次*，可是这书与《桑榆忆往》一样，是了解程老师以及向他问学的好途径，每次翻阅，里头的金句皆一次次的触动着我、影响着我。遗憾的是，《程千帆全集》是那么的难买，至今依然无缘拥有此书，只能一次次的借阅，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偷偷的复印。




* http://www.faqing.org/forum/viewtopic.p ... 1%A7%BC%C7
和
http://www.faqing.org/forum/viewtopic.p ... 7&start=15

[老黄]

收到这封邀请函，马上决定要回南京大学走一趟：

[老黄]

程千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暨程千帆學術思想研討會

會議日程

10月11日（星期五）：

全天報到。地點：南京大學商學院安中樓大廳


10月12日（星期六）：
6:30—7:20早餐
7:30 出發前往仙林校區 乘車地點：化學樓門前
9:00 會議開始
9:00—9:30 開幕式 主持人：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徐興無教授
南京大學校領導發言
周勛初教授發言

9:30—9:50 全體代表合影；茶歇
9:50—11:45 大會發言 主持人：莫礪鋒教授
（每位發言十分鐘）
傅璇琮教授 清華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研究中心
郁賢皓教授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陳平原教授 北京大學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朱曉海教授 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
傅傑教授 復旦大學中文系
胡曉明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12:00—13:00 午餐 用餐地點：仙林校區教工餐廳

13:30—15:00 分組討論
15:00—15:15 茶歇
15:15—16:45 大會發言；閉幕式 主持人：徐興無教授
（每位發言十分鐘）
吳志達教授 武漢大學文學院
葛曉音教授 北京大學中文系
唐翼明教授 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
高克勤編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姜小青編審 鳳凰出版社
左 健編審 南京大學出版社
林繼中教授 閩南師範大學
吳在慶教授 廈門大學中文系
程麗則 南京大學文學院
莫礪鋒教授 南京大學文學院

17:00 返回鼓樓校區 乘車地點：仙林校區文學院門前

18:30 宴會（西苑賓館二樓宴會大廳）

10月13日（星期日）：
上午：自由活動
下午：離會

[老黄]

与会者大合照：

[老黄]

会议准时开始，徐兴無系主任说一些学者专家还在路上，但是会议时间紧迫，所以不等了。

先是副校长杨志教授致辞。杨教授很年轻，相信并没有接触过程先生。稿件应该也是他人草拟的，是念出程先生的生平主要贡献和事迹。

第一位受邀发言的是周勋初先生：



时隔8年不见，周先生苍老了许多。岁月真的无情啊！
周先生是程先生的亲密战友，当年就是他俩开创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风，是故有人称“程周学派”，而不是“程门”而已。

我的老师一辈，对周先生都是毕恭毕敬的。见到他，仿佛就是见到程先生般。以前我在南大学习时，周先生有次回来古籍所（我们在古籍所和老师见面），张老师就站起来趋前侍候，一直伴在周先生身边看看先生有什么需要效劳的。这一幕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让我想起《送东阳马升序》那一幕老师和学生的画面。师门传授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品德。

周先生今天在谈话时，再三强调程先生来南大之前，南大中文系是非常落后，非常困苦的。（后来，莫老师在分组讨论时举例说明，当初他的一位亲戚要考南大读研，竟然被家长训责，说那是没有前途的。要考就考南师大中文系。可见那时候的南大中文系何其凋零。）程先生到来后，以他丰富的学识和经验，着手组织南大中文系，提出具体的培训学生的方法，以致后来顺利栽培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周先生也强调，程先生办学很有独特眼光，迅速在南大建立起梯队，巩固南大中文系的基业。而其培训学生的方法，更叫他获益良多，日后也仿照程先生开创的方法培训学生。看得出，周先生无限缅怀这位在他口中“亦师亦友”的故人。

周先生发言后，我们就出外去拍照。由于人数众多，花了不少时间。莫老师也在拍照前给大家介绍最年轻的与会者，程先生先生的第四代，外曾孙女。

[老黄]

第一场的发表会，“星光熠熠”。

第一位发言的是前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在古籍的整理上有重要的成果，在他领军之时，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就是品牌保证。老先生也长期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有着广泛和崇高的学术声誉。曾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和编辑，担任《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以及《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续修四库提要》等大型古籍整理类总集与丛书的主编，主要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诗论学丛稿》、《李德裕年谱》、《唐人选唐诗新编》，合著有《河岳英灵集研究》等。



傅老一发言，就叫我们倍感亲切。载有盛名的他，说话却是那么亲切随和，而且谦卑得很。他吁请程先生的弟子组织起来，把程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开创的学风整理成辑出版，以让后人更知道程先生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贡献。

傅老特别强调学风，因为他认为研究学术史，除了探讨学者本人的治学特色之外，也该探讨前后辈学术传承的良好经验和典范学风。

我非常支持这个倡议。

[老黄]

陈平原教授，北京大学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两个主要职衔，不知道他是如何分配时间。

陈平原教授的治学方向很广阔，所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陈教授说，一个学者去世后，要待20年后才能看到他真正的贡献。因为在10年之内，弟子们对他的缅怀还是很强烈，感性会跑在前头，真正的学术贡献与影响，还不能成为定论。

陈平原教授说了这番话后，还提到今天的研讨会是在程先生逝世13年后举行。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难免叫人起疑。

会后，张三夕教授便追问这20年有何根据？为什么不是25年或30年。

[老黄]

会上有一名台湾的学者。
他发言时，我没有仔细听。
不过，后来有些时间，主持讨论的莫老师问了一道问题，希望他说说台湾近30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概况。

此君却突然咬牙切齿地说：“我必须强调，文献研究不是文学研究。”
真有趣！

（后来，我回国后，到某所私立大专拜访，那边的本科生也有同样心态，认为中国大陆曾经遭到文革洗礼，一切传统荡然无存，新的一代是无根的。台湾不同，民国以来都保持一贯的水平，研究全面而有深度。
我听了觉得很有趣，问他们到过大陆哪些大学看过，又读过多少当代大陆学者的研究报告。他们说没有。原来他们受留台的老师影响甚深。）

众所周知，程千帆先生到南大后，最先的贡献就是建议硕士生都该读文献学，先搞通文献的源流，爬梳出一个脉络。此举后来也为大陆其他大学所效仿。之后，程千帆先生又强调两条腿走路，也就是文艺学和文献学的高度完美结合。这是程先生治学之重点。

毫无疑问，时代的确不同了，要求现今的学生通读古籍，具有深厚的文献学基础知识，是太过苛刻的。所以程先生的第二代弟子教学生时，虽然也强调两条腿走路，不过一旦学生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例如像我这样的后进生），便要求学生先搞好文献。文献基础稳，至少都立于不败之地，不然做学问就像海边砌沙游乐，很容易就让美丽的城堡跨了。因此，南京大学后来培训的博士，有些是偏向文献学的。

台湾教授的论调，听来的确有点怪怪的。

[老黄]

书绅录（上）
程千帆述 蒋寅记

闲堂师夙健谈，思维敏捷，出语风趣，学生环坐，如沐春风。每待先生讲论谈笑，总有如珠妙语深印脑海，归去不免笔于日记，一如子张退而“书诸绅”的意思。兹从日记中辑出若干，以记录时间先后排列，以飨海内外未得亲承音旨的好学之士。

门人蒋寅、巩本栋、张伯伟1999年4月2日记。

1985年3月2日
你们跟我读书，我对你们的要求有个八字纲领：“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关于“敬业”。要明确弘扬祖国文化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有动力，有观念，有行动，认真对待学习与工作。
要有自制自励的能力，不放松自己，体会古人说的“慎独”的意思。
一切从基本操作开始，书写与叙述要求规范化，养成严肃的工作态度。
作业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据第一出处，要注明卷数、版本、出处。有异文要说明。力求对字句理解准确，是成说还是私见，要分清楚。
关于“乐群”。师生、同学间要互相帮助。道德品质上互相规劝，学习上互相帮助、支持，决不可互相妒忌和搞小动作。
同学之间应该多交流。不要把材料当成学问，而摘材料保密。这说明心肠狭窄。学者应该大度和开阔，不畏人批评。妒忌别人则塞其受益之路。
关于“勤奋”。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但也要掌握节奏，善于生活，兴趣广泛一些。布置一些课程，有具体要求。但自己要多接触外国文学及现代文学。
注意学与思的关系。学再多，不思也不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学是积累，思是消化。
对博与专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可以各存己见。但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掌握。
关于“谦虚”。青年人总是有点骄傲的，这是自信的表现。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点也不表现自己，那是学术的“乡愿”。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发现错误一定要改。谦虚不难在一张白纸，难在小有成就时。我年轻时走了一段狂妄的路，是五六十年悟出来的经验。

1985年3月28日
学的东西广，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前辈基础扎实，刘弘度 (永济) 先生一生对《庄子》下过很深功夫，但不写东西，只是诗词中时时表现出庄意。我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以为读了书一定要让人知道吗?”这话说得多好啊!
（问《戴叔伦诗集校注》可否交出版）目前学习紧张，可以不忙出版，等放些时日补充成熟。前辈为学不轻示人，必待养成。
（我说写文章常觉不能把握论题）做学问须有悠游涵润之功，要在脑子里玩味思索。日前有个老同窗编《金陵诗词选》求序，我应下，构思再三不满意。先从六朝繁华说来，过一两天，早晨忽有新意，于是静坐凝神半晌，觉文思条畅才动笔，从交游说起，论及两人关系，这样就比较亲切。
（呈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题“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做老师便什么都要教，有关行款、方式我也应该告诉你。像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诲正”。当然，我不是怪你。怎么写都可以，只是一些老传统不可不知。

1985年4月11日
读书和研究最好几个题目并行，这可以互相启示，互相贯通。我一般是这样。拼命突击一部书，当时虽然很明白，但不久就会忘掉。你现在读《诗经》，可以和《楚辞》《文心雕龙》一起参渎，《文心雕龙·辨骚篇》便有对屈原的评价，可以帮助你了解古人的观点。
博士论文要有开拓性，或者在别人零碎不成熟的研究上建立体系性的成绩。不管是五十万字也好，十万字也好，总要有个体系。(张宏生说太早定题目容易撞车)撞车当然不好，但如果你估计大家水平差不多，那就不要紧，可以比一比。“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破汽车怕撞，要是坦克车还怕撞吗?(笑)当然，如果别人已做出相当的成绩，估计不可能超过，或不可能有大突破，那就罢了。莫砺锋本来要作《朱熹研究》，后来听说钱穆写了一本朱子学案，就将题目改了，撞钱穆是撞不过的。
我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刘先生最精《楚辞》，《屈赋通笺》可备一本。出语极精，深有意味。《唐人绝句精华》也好，只短短一二句评语，却讲得极好。俞平伯《词选》也是，所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注》部头超过刘著一倍，征引极博，但阐发不及刘精深。
博士论文不宜搞一个作家研究，应取一个诗派或一段文学史最好，因为这可锻炼和表现出综合概括能力。莫硕锋做了江西派，江湖派、韩孟元白或大历都可以作文章。你若做韩，我告诉你一句话，韩愈是要将不是诗的东西硬做成诗，而且要人承认它是诗。这是我几十年得到的结论。
（张宏生打算博士论文做僧诗）僧诗无甚高处，而且一般僧人于释理也不深，诗中典故却有些。《藏经》很好找，但读到熟悉要花不少时间，这样太不值得。明确自己的文学研究中心，就应注意文学方面的内容。作为文学研究者，对哲学史、思想史是必须了解的，比如曹虹要搞六朝文学，必须熟悉三玄，把这搞通后可以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作深刻研究。
（张宏生的读书报告准备比较《诗经》和汉乐府的爱情民歌）还可以下推到南朝民歌，其商业特点和市民习气同早期民歌不同。还要注意地域问题，可看《汉书·地理志》《礼乐志》等，注意论地理、人情的部分。《风》为北方诗，汉乐府也有北风，南朝乐府是长江上游，有地域色彩，这似乎还无人注意到。

1985年4月19日
（汇报论《诗经》忧患意识的报告）忧患意识在《诗经》许多诗篇里表现出来，但具体作品产生于何时，是忧的什么，要落实。这就要注意作品的写作年代。古代文学这点很要紧，非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去解释。解决问题与下结论要设几个驳难，怎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85年4月25日
（博士论文想作“闺怨诗研究”）这个题目太小，而且难有开创性，不易见水平。
辑佚很有意思，我想招一个古典文献方面的博士生，就做《清代辑佚书考》。曾有郭恭伯专门研究大书，作《四库考》《大典考》《宋四大书考》。（问辑自《大典》者可否信其完壁）不可，这要看馆臣主学官的学力、态度。而且辑佚容易出错，古人修书，同书称“同前”、“同上”，一旦漏刻书名，则二书混一。陈寅恪著作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宁愿繁复抄写，就为不致出错。甚至阿拉伯数字也不写，必用汉字大写。（抽陈书举例）随便翻一下都是。

1985年5月9日
（张伯伟论庚信《枯树赋》到王渔洋《秋柳》）这个题目有意思。中国文学的继承性很强，一个故事一个意象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自觉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模仿，可以再找些例子，包括戏曲、词、小说最好。这样证成其说，文章显得丰满，也显出它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有着历史的沿袭。
文章要尽量写得精，只拣最需要、不可不说的话说。一般的话简而精说，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呵，三个层次。
（谈到新方法）刘再复、林兴宅两位思想很新，肯探索。而且决不是哗众取宠，是严肃的。文学所以刘为所长，也显出新生力量的活力。但他们的文章，总有点与具体文学现象不合。当然有些地方我不懂，对中国文学我还算较熟悉，看他们的理论总不能和文学现象印合。
我也在探索，寻求新方法新路子，我也不喜欢把眼光局限于某一处。即使写很小的问题，我也喜欢站在高点看它，从中阐述些大问题。比如《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然是讲一首诗，实际是说杜甫是怎样觉醒的。杜甫的现实主义的转变，是他自己的自我发现，猛醒到社会。
我自觉才弱，也无能力写很大问题的文章。要我写那种很抽象空洞的文章，我是不敢。我愿从具体问题人手，上升到一定高度，历史主义是不可少的。（我说目前新思潮是逻辑主义倾向）逻辑主义是需要的，光考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上古，文献太少。顾颉刚先生曾考老子——当时曾有考老子之风，但他对我说，材料太少了，没办法。是啊，这几条材料，你这么组合就是这一观点，他那么组合又是一种说法。现在根据老子的思想倾向，认为是战国人，实际是思想史问题。这就是逻辑方法，但逻辑方法也不能抛开历史，否则就成了唯心主义。不管当前是怎样的倾向，要宽容一些，允许大家探索。学者心胸应该广阔，要善于把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过来，发挥作用，“偏见比无知更有害”。
（曹虹说有人主张《诗经》成于一人之手）读古书耍有历史知识，有时常识的判断是最准的。《诗经》不说内容涉及几百年，就是风格也决不同：周颂最古奥，其次大雅，小雅和风很接近，但二南和秦又不同。《汉书·地理志》《礼乐志》说音乐与地域的关系是清楚的；《左传》季札观乐，指出音乐也各国各异，说成于一人之手是很难说服人的。当然，他有他的推证，就像顾领刚说禹是一条虫，若说禹是某以虫为图腾的部族尚可，说是虫就未免荒谬了。上古文献少，须加以分析。陈寅恪是很幽默的，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说寅恪平生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