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〇
真假苏东坡

中学时接触佛教，常听佛学老师讲述这样的故事：

其一：苏东坡某日撰诗一首，派遣书僮过江送给佛印禅师。诗云：“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禅师看了，拿笔批了两个字，就叫书僮带回去。苏东坡以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参禅的境界，急忙打开。岂知一看之下，怒火中烧，因为上面竟写着“放屁”两个字。于是，他马上雇船过江找禅师理论。一见在江边等候的禅师，苏东坡就气呼呼地说：“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可骂人呢？”禅师若无其事地说：“骂你什么呀？”苏东坡把诗上批的“放屁”两字拿给禅师看。禅师呵呵大笑说：“哦！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

其二：苏东坡与佛印和尚对面打坐。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佛印答：“像一尊佛。”东坡暗喜，又问：“可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像什么？”“像一堆牛粪！”佛印默然不语。东坡哈哈大笑，回家后得意洋洋地将此事说给苏小妹听。不料，小妹皱眉道：“这次你又输了，佛家讲究内心中有什么，外在才看到什么。佛印心中有佛，看别人就是佛；你心中有牛粪，看别人才是牛粪！”

故事颇有趣，可见禅门大师的睿智和机锋，予人深刻印象。佛门传诵这个故事，是要说明读书人往往只懂佛学，不懂修行。

可是，后来接触苏东坡多了，发现历史中的苏东坡实是难得的一见的伟人。他一生都处在政治的斗争之中，贬官无数次，不但豁达看待，而且对所处地方还颇有贡献。再看他写的名篇诸如《和子由绳池怀旧》 诗写“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呕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题西林壁》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前赤壁赋》的从“变与不变”的角度看待生活，从而达观自在等，思想境界超然，予人启示深远。这样的人物岂能是一屁打过江，端坐像牛粪之辈？

佛印，史有其人，确是与东坡同期的高僧。《五灯会元》卷十六有佛印传，说佛印“出为宗匠，九坐道场，四众倾向，名动朝野。神宗赐高丽磨衲金钵以旌师德。”此外，惠洪的《禅林僧宝传》也载佛印“凡四十年间德化缁白，名闻幼稚，缙绅之贤者多与其游”。

可是，再考察苏东坡与众多僧人交往的事迹，他和佛印的渊源并不算深厚。苏东坡是在调往湖州就任过金山时，才结识佛印了元。有诗为证：“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

原来《龙舒净土文》记载：“五祖戒禅师乃东坡前身，应验非一。以前世修行故，今世聪明过人；以其习气未除，致今生多缘诗语意外受窜谪，生此世界多受苦如是。”这样的一个轮回传说颇受佛门欢迎，因此多有流传苏东坡与佛印禅师斗机锋的故事。

最早记载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的佛典是南宋道融编的《丛林盛事》以及佚名编的《人天宝鉴》，里头收录的只有苏东坡献玉带的故事，不见“八风吹不动”和“牛粪”的故事。后来流传到民间的小说戏曲，也似乎注重轮回之说多于上述两者，而且佛印和东坡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为什么佛教界会流传这样的故事？恐怕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了。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一
不刻意之下的成功

如果问我接触的第一篇古文是哪篇，我无法回答，忘记了！但是，如果问我第一篇印象最深刻的古文，我会说是清代彭端淑写给子侄的一封题为《为学》的家书。那是中学预备班读的，距今已近四十年，我还会背诵：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当时是读着好玩，觉得文字很美，内涵深刻，但却不是真正理解。多少年后，自己亦步亦趋地在生活中披荆斩棘，发现我和彭先生的思想是很接近的。也许，自小就受到潜移默化，凡事都不去想难易，做就对了！而且这种“做”，就是凭着一个“决定”的推动，并不顾虑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幸运的是多年来，好些事项都做出了成绩，“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

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中学在没有经验之下，却成功带领周日佛学班；在马大求学，英语虽然遭透，却也领航马大佛学会；与继程法师合作，从零做起，创办了多项至今仍在举行的佛学营；到关丹三个月，接任彭亨佛教会总务，至今还在核心领导；在立卑师范学院，一度只身引领整个中文系的操作……我绝对是“蜀鄙二僧”中的贫穷和尚。

在学习上亦然。中学时学古文，痛苦不已，成天要烦着如何翻译，如何辨析词义。这样的学习，就像富和尚那样要花时间筹备，打好基础，结果多年后依然不成事。上了大学先修班，华文的学习要靠自修了，反而彻底解放，在多读一篇又一篇的古文之后，竟然可以达到“自然懂”的境界。再回首观看来时路，发觉自己的古文阅读力，中文的掌握程度也在不自觉中提高了。

现在培训教师，我也倡导“不刻意”的教学。所谓不刻意的教学，就是不要一直想着有东西一定要教。例如阅读一篇文章，如果一定要先教生字新词，既要掌握每个词语的意思，也要懂得应用，过后才可进入欣赏。结果，学生可能老早就退失兴趣，心眼还没有打开前，内心的热火早就熄灭了。这是富和尚筹备旅游而一直不能动身的翻版。

阅读是如此，写作也是如此。不刻意反而收到效果。学生在多读多写的实践上，反而轻装上路，不背负任何心理压力，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想去南海拜观音么？一瓶一钵也可成行，只要立定志向，往前走就是了。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二
儿童中心论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近代世上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不过，这名教育家并非科班出身，反之，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被后世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杜威本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三个系的主任。他身兼三职，却能够在各各方面作出贡献。期间，他以专著、论文、讲演、报告和书评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逻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当中，较为重要的还是有关教育的著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杜威是个重要的名字。他在中国现代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前夕到访中国，本来只是“顺道”参访的，但见证了五四运动普天盖地的展开，遂留在中国境内长达两年。这期间，他演讲超过200场，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国共内战期间，杜威的名字逐渐退失在中国现代史上。但是，到了近代，这个名字重新被提起，2010年《杜威全集》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杜威1000多万字，编成38卷。《中华读书报》以“杜威归来”为题予以特别介绍。

杜威到中国是受胡适邀请。杜威到来后，招待他的，除了胡适本人，还有后来的中国杰出教育家陶行知，以及蒋梦麟等，他们都曾是杜威的学生。杜威到中国的访问和讲学之旅，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让实验主义在现代中国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京学者孙友忠曾这么评论：“杜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胡适对老师的了解的确是有限的。他主要关心和理解的杜威学说集中在杜威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方法论等领域，至于杜威的宗教哲学、艺术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实验主义哲学体系，胡适是不胜了了的，在整体、系统地传递老师的思想方面，他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但他结合中国的情形，抓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议题，这方面他还是深得老师的要领。”

胡适尚且如此，我对杜威的了解更是冰山一角，只局限在他的教育观点。其中我对他提出的“儿童中心论”最为折服，并视其为我的工作指导思想。那是杜威1899年在《学校与社会》中的一段话：

“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和哥白尼把天体的重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比照我们的教育情况，杜威的话是叫我们不胜唏嘘的。我们依然停留在20世纪之前的教育观：或是以政策为中心，一切听令于上面的指示；或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仿佛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按自己的意愿来打造儿童；或是以教材为中心，师生都以教材的学习为重点，一点都不敢逾矩。

杜威敢于把自己的“儿童中心论”媲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这不仅是一种高度信心的表现，更是一种超前的指导性观念。

我们的教育计划、设施，可否多以儿童为出发点，多以儿童的利益作考量呢？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三
一定要谈道德价值吗？

我和学生讨论教学构思。一名实习生讲述他的教学经验：“我在教《望夫石》这篇课文时，学生竟然说那个女人太笨，如果是他才不会这么做。我听了很惊讶，马上纠正他，并灌输他正确的观念。”

我想，更惊讶的是我。我转身问其他同学：“如果你们是那个女人，你们会这么做，伫立在海边守候，最后变成石头吗？”好几个同学点点头。

我再说：“你们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封建？你们常说反封建，但是封建烧到眼前了，反而去歌颂？你们不觉得这是旧社会压制女性的做法？那些贞洁牌、寡妇坊的，不是旧社会要女人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压制女性的人权么？课文中，我们没有看到男女主角有什么爱情，男的婚后想家，所以回家乡去。孰知，却是一去不回头。可怜的太太还要每天站在海边痴望守候，最终化成石头。这是歌颂爱情的篇章？”

这时候大家才有反应，纷纷表示不会这样。这才发现在课堂上发言的小朋友很有主见。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并非我们的老师知识薄弱，而是被一些习惯性的思维所捆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教育部便规定教师教学要顺势灌输价值观，让小学生自小养成良好的品德。语文教学亦然，每篇课文教师一定要找出可以灌输的“道德”，不然就感觉空空的，好像有什么任务尚未完成似的。

例如教了《阿凡提》的故事，不是引导学生辨析阿凡提如何聪明的应对无理取闹的人，而是苦口婆心提醒孩子们不可以向阿凡提学习，出处说话骗人，引人入彀；教《西游记》篇章，要提醒小朋友不要像孙悟空那样鲁莽冲动，处处以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切仿佛是财主复活，白骨精奸计得逞似的。

就连这样的美文：“春雨，像春姑娘纺出的线，轻轻地落到地上，沙沙沙，沙沙沙……/田野里，一群小鸟正在争论一个有趣有问题：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小燕子说：‘春雨是绿色的。你们瞧，春雨落到草地上，草就绿了。春雨淋在柳树上，柳枝也绿了。’/麻雀说：‘不对，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桃树上，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红了。’/小黄莺说：‘不对，不对，春雨是黄色的，你们看，春雨落在油菜地里，油菜花黄了。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黄了。’/ 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下得更欢了，沙沙沙，沙沙沙……”也有老师要找出“价值观”，提醒孩子们不要胡乱做结论，不要予人争论，要思考全面。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最后，春雨说：‘亲爱的小鸟们，你们的话都对，但都没说全面，我本身是无色的，但能给春天的大地带来万紫千红。’”

我觉得我们该反思我们灌输的方式是否有效，也该检讨是不是所有的篇章都要找出“道德”来灌输。孩子被动、公式化的学习，不能反映实质学习的内容。

其实，把文章当成“道德文章”，自古有之。倡导“文以载道”的韩愈，其“好为人师”的名篇《师说》，也不是公式化的论述教师的职责，而是提出几个人们忽略的观点——“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那句不是铿锵之言？哪里需要待老师来另行发掘？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四
马到成功还是马到功成？

“马”年颇受各界欢迎。

首先是“马”的繁体字充满美感。这是一个象形字，《说文》解释为“像马头、髦尾、四足之形”。的确，篆文的“马”字，看来飞鬃飘尾，四蹄奔逸，气势非凡。爱书法的朋友可以很好地发挥这个字的飘逸。

其二，“马”颇受画家喜爱，经常入画，骏马的千姿百态付诸丹青。

其三，“马”的成语不少，人们喜欢用来祝福新的一年。例如：龙马精神、一马当先、玉堂金马、神龙马壮、马到成功、马到功成等。

“马到成功”与“马到功成”两个成语都广泛被使用，这引起了混淆，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规范的？

对于这点，我想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是从成语的结构分析。中文成语大多由四个字、两个词组成。两个词组成的成语，我们称为二二结构的并列短语。这种结构的成语，前后两个词还是同样方式组合。例如“万水千山”、“山明水秀”就是这样的结构。“万水”和“千山”都是偏正合成词，“山明”和“水秀”则是主谓合成词，前后两个词呈并列结构。

如果我们把“马到功成”当成二二结构的并列短语，那么在语法上，“马到功成”是正确的用法。其结构就如“水到渠成”，“苦尽甘来”一样，前后两个词“马到”和“功成”都是主谓式合成词，二者呈并列结构。

可是，中文成语并不全是二二结构的，即使是二二结构，两个词语也并不一定是并列的。例如有些成语是四字直接构成一个短语，毛遂自荐、一衣带水、呆若木鸡、目不识丁等都是这样的结构。又如前后两个词语并非并列的，脱颖而出、心甘情愿、黯然神伤、不甘人后、自不量力、应接不暇等就是例子。

有趣的是，上述所列的二二非并列结构的成语，在古籍中都有调换位置的使用现象。例如：“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此事儿甘心情愿也。”（宋•王明清《披青杂说•项四郎》）从这个角度看，“马到功成”和“马到成功”并用便不足为奇了。

其二，我建议我们看看古人怎么用，从成语的来源处辨真伪。我从《四部丛刊》电子版中找不到古籍使用“马到功成”的。至于“马到成功”则有这么二则：“又有一刀，刀鞘口有‘马到成功’四字，周遭刻之，盖宋南渡初物。考《宋史•舆服志》云：南渡之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此诸印所以加建炎字歟。”（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人如猛兽，马似狻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论英雄端的谁？”（明•郭勋辑《雍熙乐府》）

以上两个例子均有代表性。钱大昕的谈经史小学金石的著作《潜言堂文集》，被认为是“考证翔实，剖析精微”之作。若我们相信钱大昕的考证，则“马到成功”或许在南宋已经有人使用。郭勋辑的《雍熙乐府》把“马到成功”和“旗开得胜”放在一起，更加说明这两个结构相同的成语是可以并用的。

因此，我认为“马到成功”和“马到功成”两个成语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可只从成语中的并列结构判断“马到功成”才是正确的，因为古籍中更普遍的用法是“马到成功”，它与“旗开得胜”是同一结构可以并用的成语。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五
马年话马

中国赵云涛老师从汉代的《说文解字》整理出古代中国的“马文化”，甚有意思。

《说文》共收录了115个马部字，这反映出汉代以前的中国人的生活与马已经拥有密切的关系。从猎马食肉到把多余的活马驯服、饲养再到骑乘、劳作、运输、战争、通讯、科技等运用， 都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衍生开来的还有“相马文化”，“马政文化”等。

甲骨文已经有“马”字出现，徐仲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里，“马”共有牲畜名、职官名、人名、方国名四个义项。《说文解字》收录与“马”有关的字，名称十分复杂，并根据性别、形状、毛色、行走及行走的速度、优劣等特征对马进行分类。这反映出汉以前的古人对马的观察已经非常细致，同时也反映马与人类社会及其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谓“相马文化”，是指观察和品评马的优劣。《诗经•鲁颂•驷》中依据毛色区别马有16 种之多，这种细致的观察应该是相马术的萌芽。稍后还有“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庄子•徐无鬼》），“古之善相马者，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吕氏春秋•观表》）等。

赵老师从《说文》中总结出马部115个字中，名词有73个；这其中又有53个与相马之术有关。例如，依据毛色之别可以区分出20多种不同的马（如：骊，马深黑色；騩，马浅黑色；驑，赤马黑毛尾也；驔，骊马黄脊等）；表示马的年龄的有4个（马一岁馵，二岁曰驹，三岁曰駣，八岁曰‘马八’）；表示马的大小有3字（马高六尺为骄，七尺曰騋，八尺曰龙騊）；表示马的优劣有8字（千里马叫骥，马之良才叫骏，（草名）良马是骁，北野之良马是駼等）；表示马的性别有2字（公马叫骘，母马叫騇）。如此细密详尽的分类，足见当时社会对马的重视程度之高，也反映当时相马术的完备与精密。

“马政文化”指的是历朝历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周朝马政已有一个系统，校人、马质、巫马直至蛮隶、夷隶，层层设官，各司其职，组成一个严密的掌管马政的官署及宫吏体系。古书中常用的与马政有关的词语如“驺，养马人名”（《玉篇》）；“大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养马三十万匹”（《汉仪》）等。

马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极高，具一系列的象征和寓意。马是能力、圣贤、人才、有作为的象征，古人常常以“千里马”为喻（骥，千里马也，孙阳所相者）。相传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八骏在《说文》中都与专字记录），这个传说是在暗喻才华卓具、本领非凡的人才。“千金买骨”的典故以马喻示人的典范，展示了求贤若渴的寓意。正因为马象征着人才，所以善相马的人又被喻为善识才、善举才者。人才的埋没或缺乏表现的沉闷局面就被叫“万马齐暗”。

古代的马文化，表明中华文化底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同马有关系的。明乎此，我们才知道为何马一直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深具象征意义的代名词。

按：此文基本资料出自赵云涛《试论<说文·马部>反映的古代马文化》一文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六
诗经中的马

再引用中国郝思瑾、胡政两位老师的文章，说明马在《诗经》中的多重涵义。

根据两人的统计：在《诗经》中，“马”字共出现四十九次，提及各种马近二十种，描写马的诗句上百首。概括起来，《诗经》中提到的马，除了作为“牲畜”的基本之外，还常以马喻人，特别是比喻为君子贤人。再有，马有时还用来代指财富和战争。

作为“牲畜”，马最大的功能是作为交通工具。例如《诗经•周南•卷耳》写的是妇人想念远行的丈夫，里头便多次提到马：“我马虺隤”、“我马玄黄”、“我马瘏矣”，都说马不胜远行，都疲惫而病了。《诗经•郑风•叔于田》是赞美男子的诗篇，里头提到“乘乘马”、“乘乘黄”、“乘乘鸨”，所乘的都是四匹马拉的车。第一个乘是动词，乘坐的意思；第二个乘读盛，是量词，是四马的意思。“黄”是黄马，“鸨”是黑马发白而有杂毛的马。把马当交通工具看待的，在《诗经》中出现了十四次。

作为“牲畜”，马还可以当成上阵打战的坐骑。例如《诗经•邶风•击鼓》写的是军人思归的内容，提到“爰丧其马”，这是武士慷慨之词，慨叹不知道战马将死在何处。中国古代军事与田猎活动关系密切，田猎是军事活动中的演练。在田猎过程中用马亦多，如《诗经•秦风•驷鐵》写田猎活动说：“驷鐵孔阜，六辔在手。” “鐵”一作“马”字旁，毛《传》：“鐵，骊。”朱熹《诗集传》：“驷鐵，四马皆黑色如铁也。”

《诗经》 时代四季祭祀马神，“ 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例如《诗经•小雅•吉日》写：“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所说的就是春天田猎前祭马祖的事。

第二是把马比喻为某些人的特质。《论语•宪问》记载孔子的一段话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千里马值得称赞的不是它的气力，而是它的品德。”这明显是借马来比喻君子。孔子以《诗》作教材，他的说法在《诗经》有迹可寻。例如《诗经•小雅•白驹》写：“皎皎白驹，贲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金玉尔音，而有遐心。”《毛诗序》说：“（这首诗是）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贤也。”朱熹注曰：“为此诗者，以贤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托以其所乘之驹。”可见，诗中白驹不仅是贤者的坐骑，更是贤者的代称。

马匹在交通、军事、田猎等方面的广泛用途也使到它成为《诗经》时代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论语•先进》载子路的话“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就表示国家的大小和贫富，体现在“百乘”、“千乘”等词语上。

《诗经•鲁颂》中罗列十六种马名，写出了鲁僖公牧马之盛，也说明僖公在位时国力之富裕和强大。同样的例子还有《诗经•鄘风•定之方中》的“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就是以马的多寡来算诸侯的财富。《毛诗序》说此诗为“美卫文公也……国家殷富焉。”这就是说明当时候的人将马匹众多看成是国家殷富的象征。

近日来一直在看古人的马文化，由衷钦佩古人。他们自从懂得马的用途之后，对马是恭敬虔诚的，没用将之视为“三牲”之一，也没有将之饱口福。在利用马之余，也对马加以歌颂，并将之喻为君子贤人。知道这样的背景，要解读韩愈的《马说》就容易了。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七
古人如何看待儿童

朱自强教授在《儿童文学与儿童观》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成人对待儿童的观念。

朱教授首先引述了两则古文记载的事件：

第一则出自《搜神记》，记载的是有关孝子郭巨的故事。原来郭巨与两个弟弟分家时，自己不取分文，反而挑起奉养母亲的责任。后来太太生了儿子，郭巨一来感觉照顾儿子会妨碍侍奉母亲，二来看到老人家有食物时竟然分给孙子吃，减少了他对母亲的奉养。于是竟然要活埋儿子以尽孝。可是皇天有眼，在他凿地时竟然挖出一釜黄金，不但解决了贫穷的问题，还“名振天下”。

第二则是唐代传奇《杜子春》，说的是杜子春转生后为王家一哑女，嫁给进士卢珪，并生一男儿。男儿两岁时，卢抱着他与妻子说话，妻子没有回应，卢大怒，觉得妻子这是在鄙视他，于是“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声而碎，血溅数步”。

对于这两则故事，朱教授评说：“原来活埋自己的儿子，不仅可以发大财，而且还可以‘名振天下’，可见父亲对儿子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已为当时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了一种‘公理’。尤其像郭巨这样，‘埋儿’是为了敬老，还可以被奉为‘美德’。”对于杜子春的故事，朱教授则感慨地说：“郭巨之儿被埋，毕竟还因其妨事亲，使老人减馔，可叹卢生之子何‘过’之有，竟成了父亲大人对妻子发怒时的牺牲品。”

朱教授因此总结：“可见，儿童自古以来就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整整沉睡了两千多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风景，需要被一双特殊的‘眼睛’来发现。”

我觉得这种“眼睛”并不需要等到十七世纪卢梭出现才擦亮，中国古代对儿童持有较清楚的认识的，还是大有人在。只可惜就像中国人最早发明火药、罗盘一样，虽是创始人，却无法将之普及到社会各阶层那样。中国有科学么？有，但却是零星的科学家的伟大发明和发现，没有落实到生活里头去。

例如宋代的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写到一位叫方仲永的神童，五岁能作诗题字，秀才来考他，“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可惜的是父亲违反自然，不让仲永学习，而把他当摇钱树，处处炫耀其才华挣钱，结果十多年后，仲永与普通人无异，再没有什么特殊才华。王安石无限感慨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人材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可见，在王安石心目中，儿童有儿童成长的规律，那是属于自然之道（天），不该违逆。这是正确的儿童观。

用这样的观点往前推，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虽然谈的是种树之道，并明言“吾问养树，得养人术”，养人，即“养民”，也就是治民的方法。如果我们细看郭橐驼的那番“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养树之道，那种“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的方法，不正是顺应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成长的教育原理么？强加妄为，破坏树的成长规律，只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柳宗元还强调了种树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精心，而纵观其植树的理论，岂不正是一套符合后世儿童观原理的教育方法么？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八
给中学生上古文课

怡保师范学院华文科主任陈肇强讲师退休后，转任霹雳州非伊斯兰事务局的协调官员。本着关心教育的理念，他上任后便号召州内督学、师范学院讲师、多所华小校长、教师联谊会等单位，联手炮制一项“中小学华文教学公开课”的活动。

我很荣幸地受邀主持这个活动，并给中学生上了一堂公开课。

所谓“公开课”，指的是上课给老师们观摩，并接受大家的评点和意见，以探讨教学的有效性。这一次的公开课，怡保区约有150名教师参与。

公开课并不只是上一堂课给大家看那么简单，还要给老师看到一些不同的教学概念，并通过实际的教学验证成果。

我这一次上课的对象是深斋独立中学的初中二学生，共十六人。

我采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教学法——让学生通过自学读通一篇古文。

在导入时，我单刀直入地让学生知道宋人好发议论的写作风格。我通过李白和苏轼的两首诗歌——《望庐山瀑布》和《题西林壁》来说明这个特点。然后，我要学生想象宋人写“游记”会怎么样写？由此而切入课文——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为了试验我的教学概念的可行度，我故意挑了一篇难度较高的课文。在中国，此文收录在高三的语文课本。现在我面对的却是中二的学生。

具体的教学时，我先朗读课文，让学生有个初步印象，知道王安石此文有叙也有议。

下来，我派给学生一份习题。这份习题是理解题，学生通过课文和我提供的简单注释尝试回答六道与课文内容有关的问题。例如褒禅山和慧褒禅师有什么关系，答案有四个选项。学生先自行作答，然后再组合四人一组，在小组中核对答案，并寻求共识。最后，我与他们讨论正确的答案。除了一题出现不同答案外，其他的学生都能够正确回答。

第二回合，我再派给每名学生两张卡片，卡上写有四个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说法。这四个说法中，有一个是错误的。我把这个错误的答案也圈了起来。拿到卡片的同学要在组别中大声读出卡片的内容，然后让同学们猜猜哪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一回合，我完全抽身，不与他们讨论内容，而由他们自行交流讨论。因为已经提供了答案，所以他们可以很有信心地作交流。一组四人，每人两张卡片，本来是该设计八道题的，但是我故意留下一个空白页，让学生自行根据课文内容写下四个句子，其中一个句子的说法是错误的。书写时，不可以抄原文，要用白话文来表达。

完成了这两个回合的交流和讨论，学生基本上理解了课文的内容。这个过程中，没有进行挨章逐句的讲解，也没有进行翻译的工作。学生尝试阅读文章，陌生的词语我都提供注释，他们通过问题的引导，自行尝试捕捉课文的内容。

初步理解过后，我才和学生探讨课文内容。重点是王安石如何通过游记发表议论，以及议论些什么。学生都能够说出要成功，必须要“有物、有力和有志”。再对比之下，他们也能够说出三者之中“志”最为重要；没有“志”，有物和有力也是徒然，就像王安石游褒禅山一样。

最后，我再让学生说说生活中哪些事项的学习也牵涉这三个条件。

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都跟得上我的构思，最终完成任务——读懂《游褒禅山记》。一旁观摩的老师也纷纷认同这种方法。

原来古文并不是那么难读。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二九
师心也要师古

学生主动办一个座谈会，探讨灵异事件，分别由四名同学找资料作报告。他们从四个角度探讨——宗教、民间传说、科学、心理学。

由于做好准备，报告过程还是颇精彩的，尤其是一些视频，还真满足听众的好奇。

不过，我对这样的讨论还是持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他们所探讨的课题。庄子在《养生主》开篇就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意思是说：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垠广阔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会很疲困。知道了还要汲汲追求，就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

庄子这番话，有两种极端的解读，一是断章取义，只取“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鼓励人们要努力追求学问，莫要辜负青春；另一是庄子否决学问，劝人不要浪费青春去追逐无边无际的学问。

我觉得庄子这番话是要我们懂得取舍，如果什么都要知，什么都要追逐，那肯定是很疲惫的。三千年前的人就洞悉这样的生活智慧，实在叫人赞叹！

类似的观点，在佛教也有。藏经里头收录了《佛说箭喻经》，内容大意是有人向佛陀询问“世间有常还是无常，世间有边还是无边”等问题，因为自觉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使他不能快乐。于是，佛陀打了一个譬喻说：“若有人身中毒箭，彼亲属慈愍之，欲令安隐；欲饶益之，求索除毒箭师”，可是这人却坚持不肯治疗，因为他先要知道射他的是谁，“要知彼人己姓是字是像是，若长若短若中，若黑若白，若刹利姓，若婆罗门姓，若居士姓，若工师姓，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谁以箭中我。”此外还要知道弓是用什么制成的，箭是什么制成的……显然，当他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后，名都不保了。所以对于一些问题，佛陀是选择不答的。

我想释迦和庄子的这些观点，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如果不懂衡量轻重缓急，不知取舍主次，我们的确会很累。世间学问何其多，岂能尽学？取舍才是智慧。

第二，虽说学生用这样的方式自学，可以增长知识，起着积累学问的效果。但是稍加不慎，会起着反效果。他们被分配到一个任务，就从那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现在科技昌明，信息丰富易取，要找到相关的资料并不困难。于是学生往往随着信息跑，只抱着“拿来”的观点，有就用，自己反而不能筛选信息的真伪和主次了。一叶尚且障目，何况自己搜索到那么多的信息。

有论据支持自己，会造成自我的肯定。这种学习方式是比较偏向“师心”的，也就是以自己所思所想为依据，并作创意之说。这种学习方式很快会走到一个瓶颈，最终不是自我否决就是停滞不进了。

所以，我常鼓励学生在学习时不要只懂“师心”，也要“师古”，也就是要宏观的看待全局，以宽广的视野参考更多人所思所考的成果，在敬畏传统之中，消化古人的智慧，继往而开来。这样承续古人的智慧，才不致于固步自封，自我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