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刊载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三三〇
古文愈古愈难读？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华文试卷曾经选用一篇古文测试学生的阅读力，其文曰：
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
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於鲁君，与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
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得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
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
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得行其术于亶父。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魏家祥先生对此文的选用甚为不满，在某次会议中直呼我全名，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问其详。原来他觉得此文太难，考倒学生。再问何谓难易，他说近世如清代文章易，先秦则难。
上文选自《吕氏春秋》第18卷，文章流传极广，留给后世一个成语：掣肘难书。
文章叙事完整，说是宓子贱（孔子的弟子，名不齐，字子贱）受命管理亶父（鲁国地名）。他担心鲁国君王听信小人的谗言，让他无法有效管理亶父。于是他要求鲁君给他两名近身的官员随行。到了目的地之后，当地官员都来报到。于是宓子贱便让两名随行而来的官员登记大家的名字。岂知官员书写时，宓子贱却多有干扰，不时拉扯他们的手肘。两人无法书写，惶恐，请去。有趣的是，二人回去后投报于鲁君，鲁君竟然听懂宓子贱要传达的信息。于是他再次下令，明确告诉天下，亶父不再是他的，而是宓子贱的，他可以全权处理当地事务。五年后再向鲁君禀报政绩。于是，宓子贱得以安稳管理亶父。
魏先生以教育部高官身分问责，大有掣肘之嫌，就可惜身边没有宓子贱，无人告知斯举徒令出题者难书。
“先秦文章难，清代文章易”的观点也待斟酌。上文流传了两千余年，就说明有其流传价值。我们在马来西亚学习中文，应该坚持学习的是母语，而不是仅作为沟通用途的目的语。既要学习母语，其承载的内涵则不得不学。古文本就是最好的文明载体，绝非鸡肋之学。如果不能激发新一代学习古文，我们是保不住这最后一道堡垒的。
清代文章易？且录一则很有意义的清人轶事供诸君欣赏：
亭林先生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已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东海两学 士宦未显时，常从假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适至。两学士设宴，必延之上座，三爵既毕，即起还寓。学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荐，舅氏幸少需，畅饮夜阑，张灯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学士屏息肃容，不敢更置一词。陆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非习见不知其形容之确。
走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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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脱期，25日（星期二）才刊登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三三一
古人不争今人争
小学三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图画文字——甲骨文》。有人提供了附加材料，说明甲骨文是于1899年由山东的古董商人王懿荣首先发现的。
这段文字有很多错误。首先是王懿荣（1845-1900）本人并非古董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精通金石学，曾三任国子监祭酒。八国联军之役拜京师顺天团练大臣，因不愿投降洋人，自杀殉国。
有关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说法，有不少文献支持。例如刘鹗《铁云藏龟》的自序（1904）说：“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价留之。”又如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说：“1899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王懿荣）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还有汐翁的《龟甲文》：“文敏（王懿荣）病痁（疟疾），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刘鹗）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到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掘地得之。辇载衒鬻，取直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云云。”
这些文字之中，尤其受到关注的是汐翁的。该文刊印于1931年7月5日北平《华北日报》。究其内容，多有疏漏之处，出得晚却记得详，故不为后世所重视。
后来天津学者王襄在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发表的《题所录贞卜文册》提到：“前清光绪己亥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携来乡求售。”沿着这条线索人们发现早在1898年，潍县的古董商范寿轩来王襄家，提到河南汤阴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王襄友好孟广慧认为可能是古代的简策，于是促范寿轩前往收购。翌年秋，范寿轩买了一批甲骨带到天津，王襄和孟广慧各自收购了一些。其余的甲骨，范寿轩带到北京，又卖给王懿榮。王襄后来陆续在北京、天津购买到四、五千片甲骨，稍后还出版《簠室殷契类纂》。
王襄写过一段“马家店买骨”，后来收录在《王襄著作选》中，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出版，还附上王襄的真迹。按王襄的记述，他是和孟广慧、王襄的弟弟著名印家王钊（雪民）、画家马景会（嘉桐）等人前去天津老城“西门外马家店”看甲骨片。这是很珍贵的一段史料。
何以王襄20年代出版甲骨文专著不提，后来却为文回忆？南开大学教授朱彦民分析得好，20年代甲骨学的研究还不成规模，对于谁先发现甲骨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人并没有做多少追究。到了30年代，先后有一些论文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于是王襄就在这时候的一些题跋文字中将此事原委道了出来，是很自然的事。
实际上在早期的甲骨学者中，对于谁是甲骨文的发现者并没有多少在意之处，即使是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等也不立文字，而是待后人评说。郭沫若有段话甚有意义，他说：“此人（指加拿大人明义士牧师）颇以发现殷虚之第一人自负，库林（指法国人库寿龄）亦颇以甲骨之发现者自居，然事实上小屯之得以考证为‘洹水南之殷虚’是罗振玉氏，而甲骨之第一发现者则当为潍县之范商，更广义的说则当是小屯的农民。第一第二之争，殊觉是无聊的意气。”
古人不争今人争，这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
走近古人之三三一
古人不争今人争
小学三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图画文字——甲骨文》。有人提供了附加材料，说明甲骨文是于1899年由山东的古董商人王懿荣首先发现的。
这段文字有很多错误。首先是王懿荣（1845-1900）本人并非古董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精通金石学，曾三任国子监祭酒。八国联军之役拜京师顺天团练大臣，因不愿投降洋人，自杀殉国。
有关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说法，有不少文献支持。例如刘鹗《铁云藏龟》的自序（1904）说：“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价留之。”又如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说：“1899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王懿荣）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还有汐翁的《龟甲文》：“文敏（王懿荣）病痁（疟疾），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刘鹗）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到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掘地得之。辇载衒鬻，取直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云云。”
这些文字之中，尤其受到关注的是汐翁的。该文刊印于1931年7月5日北平《华北日报》。究其内容，多有疏漏之处，出得晚却记得详，故不为后世所重视。
后来天津学者王襄在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发表的《题所录贞卜文册》提到：“前清光绪己亥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携来乡求售。”沿着这条线索人们发现早在1898年，潍县的古董商范寿轩来王襄家，提到河南汤阴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王襄友好孟广慧认为可能是古代的简策，于是促范寿轩前往收购。翌年秋，范寿轩买了一批甲骨带到天津，王襄和孟广慧各自收购了一些。其余的甲骨，范寿轩带到北京，又卖给王懿榮。王襄后来陆续在北京、天津购买到四、五千片甲骨，稍后还出版《簠室殷契类纂》。
王襄写过一段“马家店买骨”，后来收录在《王襄著作选》中，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出版，还附上王襄的真迹。按王襄的记述，他是和孟广慧、王襄的弟弟著名印家王钊（雪民）、画家马景会（嘉桐）等人前去天津老城“西门外马家店”看甲骨片。这是很珍贵的一段史料。
何以王襄20年代出版甲骨文专著不提，后来却为文回忆？南开大学教授朱彦民分析得好，20年代甲骨学的研究还不成规模，对于谁先发现甲骨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人并没有做多少追究。到了30年代，先后有一些论文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于是王襄就在这时候的一些题跋文字中将此事原委道了出来，是很自然的事。
实际上在早期的甲骨学者中，对于谁是甲骨文的发现者并没有多少在意之处，即使是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等也不立文字，而是待后人评说。郭沫若有段话甚有意义，他说：“此人（指加拿大人明义士牧师）颇以发现殷虚之第一人自负，库林（指法国人库寿龄）亦颇以甲骨之发现者自居，然事实上小屯之得以考证为‘洹水南之殷虚’是罗振玉氏，而甲骨之第一发现者则当为潍县之范商，更广义的说则当是小屯的农民。第一第二之争，殊觉是无聊的意气。”
古人不争今人争，这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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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三二
甲骨文不是图画文字
看到小学三年级课文《图画文字——甲骨文》时，甚感兴趣。从题目看，这应该是一篇说明文，向读者介绍什么是甲骨文。要写好这样的说明文，难度很大，一来因为这是很专的一个课题，二来要如何作深入浅出的表达。
看了内容后，才发现文章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作者只是借题发挥，要介绍的只是汉字的造字法。结论中的一句“古人真不简单”也不是针对甲骨文的开创，而是古代汉字的发明人。
甲骨文是于1899年在河南安阳挖掘出来的龟甲或兽骨上刻的文字。被学者鉴定是殷商时候的文字后，人们不断挖掘，据甲骨文学者胡厚宣先生的统计，被发掘存世的甲骨片有十五萬四千片（《90年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数量庞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学界普遍认为那个时期社会依然迷信，无论大小事务，都会占卜，问过鬼神，然后将所问的事刻在甲骨上。就像《礼记•表记》所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那么大量的甲骨片，自然提供了众多的文字，据统计约有4500个单字，学者们通过比较猜测，解读了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字。因此，我们相信，这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之前就该有文字了。
根据学界的探讨，文字的发展规律是“图画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图画文字是历史上最原始，最古老的文字，顾名思义它是画出来的文字，如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字；表意文字在英语称ideograph，是由两个古希腊词组和，一是idea（概念），一是grapho（书写），直译就是“书写概念”。现在我们看到的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甲骨文，也是同一个系统。
文字学家梁东汉先生说：“早期的图画文字是图画形式的文字，它比后来的象形字更‘象形’，更多图画的色彩。”（《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我们看到的汉字（包括甲骨文），已经是线条式的文字，“图画形式”的文字并不多见。由于甲骨文数量多，我们因此推定它是已经接近成熟的文字，是有一套系统在运行着的。在甲骨文之前，中华民族应该还有一套或多套的文字系统，当然包括“更多图画的色彩”的“图画文字“。
把甲骨文当成是汉字的源头是不正确的，把它当成是图画文字，也有斟酌的必要。甲骨文的价值是在于它是出土的文物，加强了历史的可信度，也把中华民族使用文字的确证年份提早了近千年。
何以甲骨文那么迟才被发现？实际上，学界也提出质疑，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甲骨文应该发现得更早。例如北宋以來就不断发现商代的铜器，出土地点也在殷墟一带，因此在千百年前就有甲骨出土是有可能的。但大规模、有策略性、有系统性的发掘甲骨片，却一直到19世纪末才产生。
历史的探索是多变且有趣的，如果我们一直局限在教科书提供的资料，历史就变成了死的学问，学习的人也只能够瞎记硬背，仿佛就在咀嚼鸡肋般，既无味却又不舍得丢弃。
甲骨文不是图画文字
看到小学三年级课文《图画文字——甲骨文》时，甚感兴趣。从题目看，这应该是一篇说明文，向读者介绍什么是甲骨文。要写好这样的说明文，难度很大，一来因为这是很专的一个课题，二来要如何作深入浅出的表达。
看了内容后，才发现文章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作者只是借题发挥，要介绍的只是汉字的造字法。结论中的一句“古人真不简单”也不是针对甲骨文的开创，而是古代汉字的发明人。
甲骨文是于1899年在河南安阳挖掘出来的龟甲或兽骨上刻的文字。被学者鉴定是殷商时候的文字后，人们不断挖掘，据甲骨文学者胡厚宣先生的统计，被发掘存世的甲骨片有十五萬四千片（《90年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数量庞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学界普遍认为那个时期社会依然迷信，无论大小事务，都会占卜，问过鬼神，然后将所问的事刻在甲骨上。就像《礼记•表记》所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那么大量的甲骨片，自然提供了众多的文字，据统计约有4500个单字，学者们通过比较猜测，解读了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字。因此，我们相信，这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之前就该有文字了。
根据学界的探讨，文字的发展规律是“图画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图画文字是历史上最原始，最古老的文字，顾名思义它是画出来的文字，如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字；表意文字在英语称ideograph，是由两个古希腊词组和，一是idea（概念），一是grapho（书写），直译就是“书写概念”。现在我们看到的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甲骨文，也是同一个系统。
文字学家梁东汉先生说：“早期的图画文字是图画形式的文字，它比后来的象形字更‘象形’，更多图画的色彩。”（《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我们看到的汉字（包括甲骨文），已经是线条式的文字，“图画形式”的文字并不多见。由于甲骨文数量多，我们因此推定它是已经接近成熟的文字，是有一套系统在运行着的。在甲骨文之前，中华民族应该还有一套或多套的文字系统，当然包括“更多图画的色彩”的“图画文字“。
把甲骨文当成是汉字的源头是不正确的，把它当成是图画文字，也有斟酌的必要。甲骨文的价值是在于它是出土的文物，加强了历史的可信度，也把中华民族使用文字的确证年份提早了近千年。
何以甲骨文那么迟才被发现？实际上，学界也提出质疑，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甲骨文应该发现得更早。例如北宋以來就不断发现商代的铜器，出土地点也在殷墟一带，因此在千百年前就有甲骨出土是有可能的。但大规模、有策略性、有系统性的发掘甲骨片，却一直到19世纪末才产生。
历史的探索是多变且有趣的，如果我们一直局限在教科书提供的资料，历史就变成了死的学问，学习的人也只能够瞎记硬背，仿佛就在咀嚼鸡肋般，既无味却又不舍得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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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三三
发现儿童，也发现动物
心理学家说儿童的心理特征是以自己为主体的，他们的世界观都以自己为本位考量。当他逐渐发现身边还有他人的存在，学习如何去适应和调整时，表示他逐渐在成长。教育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儿童社会化。
用这样的观点看人类，人类最初也是以自己为主体，视外在的一切为待征服的对象。文明的进展让人类逐渐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考量，放弃以自我为本位的思考模式。17世纪，人类发现了儿童，不再把儿童当成“小大人”看待。“儿童本位”的思考模式提高了成年人对儿童的尊重，并为儿童的成长创造了更好的资源与条件。
两三百年后，人类又发现了动物。于是人们一改过去的心态，把动物当成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不再是自然界的附属品，他们也具有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 1860-1946）。
西顿更为人们熟悉的身份是“童军”的创办人。但在文学的创作上，他开创的“动物文学”至今依然稳站文坛的一个重要席位。
“动物文学”并不是童话中会说话的拟人动物故事，也不是寓言中借用动物表达哲理那样的作品。“动物文学”要求的是作品能够反映动物世界真实、不为人知的一面，它需要作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才能落实。文学评论家刘绪源老师曾说“动物小说”不仅需要内心的真，同时也离不开外在的真，他说：“它的价值，首先在极端的真实性。不仅是它的作为动物生态记录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那巨大的审美价值，正是这种真实性、客观性中升华出来的，这是动物文学一个最首要的价值基因。”
童话或寓言，乃至民间故事不过是在利用动物来传达人类生活中的现象，却无法反映出动物世界的真实。“动物文学”则细致地描写动物的真实生活，让读者感受到动物也是具有感情、思想和智慧的生命体，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除了这些条件外，西顿小说的另一个主要特色是利用了悲剧的手法来为动物立传，折射出作者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的伦理思考。
例如《春田狐的爱》写了一只母狐如何为“家庭”付出她的一生。为了孩子，她不惜多番冒着生命危险到农场偷鸡；为了丈夫，她舍命陪着丈夫与猎犬斗智；最后她为了营救被猎人活捉了的小狐狸，不惜三次闯入农场。在营救不果后，她毅然选择毒死孩子，自己伤心离去……
多年前我听学生赏析故事有点类似的《金翅雀》。这是达芬奇的作品，故事写金翅雀营救被农民捉去的小金翅雀不成后，用毒草把孩子毒死。学生因而说：“这篇寓言揭示了那些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便去剥夺他人权力的错误行为。故事中的金翅雀认为自由重要，不惜毒杀孩子，没有征求得孩子的同意，便剥夺了他们生存下去的权力，这种行为是自私的。”我对这样的思考方式深感愕然，却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想法。
而今看了西顿的故事，由于情节真实，母狐的悲剧英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因此故事的主题是轻易感受得到的。像《金翅雀》般的错误解读是不可能发生在《春田狐》身上。
西顿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通过他所塑造的动物形象，读者自然感受到动物的优秀特质。读后，人们自然地会检讨对待动物的态度！这种不说教却有办法改变人类观点的创作，散发出的正是文学的美。
发现儿童，也发现动物
心理学家说儿童的心理特征是以自己为主体的，他们的世界观都以自己为本位考量。当他逐渐发现身边还有他人的存在，学习如何去适应和调整时，表示他逐渐在成长。教育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儿童社会化。
用这样的观点看人类，人类最初也是以自己为主体，视外在的一切为待征服的对象。文明的进展让人类逐渐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考量，放弃以自我为本位的思考模式。17世纪，人类发现了儿童，不再把儿童当成“小大人”看待。“儿童本位”的思考模式提高了成年人对儿童的尊重，并为儿童的成长创造了更好的资源与条件。
两三百年后，人类又发现了动物。于是人们一改过去的心态，把动物当成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不再是自然界的附属品，他们也具有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 1860-1946）。
西顿更为人们熟悉的身份是“童军”的创办人。但在文学的创作上，他开创的“动物文学”至今依然稳站文坛的一个重要席位。
“动物文学”并不是童话中会说话的拟人动物故事，也不是寓言中借用动物表达哲理那样的作品。“动物文学”要求的是作品能够反映动物世界真实、不为人知的一面，它需要作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才能落实。文学评论家刘绪源老师曾说“动物小说”不仅需要内心的真，同时也离不开外在的真，他说：“它的价值，首先在极端的真实性。不仅是它的作为动物生态记录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那巨大的审美价值，正是这种真实性、客观性中升华出来的，这是动物文学一个最首要的价值基因。”
童话或寓言，乃至民间故事不过是在利用动物来传达人类生活中的现象，却无法反映出动物世界的真实。“动物文学”则细致地描写动物的真实生活，让读者感受到动物也是具有感情、思想和智慧的生命体，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除了这些条件外，西顿小说的另一个主要特色是利用了悲剧的手法来为动物立传，折射出作者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的伦理思考。
例如《春田狐的爱》写了一只母狐如何为“家庭”付出她的一生。为了孩子，她不惜多番冒着生命危险到农场偷鸡；为了丈夫，她舍命陪着丈夫与猎犬斗智；最后她为了营救被猎人活捉了的小狐狸，不惜三次闯入农场。在营救不果后，她毅然选择毒死孩子，自己伤心离去……
多年前我听学生赏析故事有点类似的《金翅雀》。这是达芬奇的作品，故事写金翅雀营救被农民捉去的小金翅雀不成后，用毒草把孩子毒死。学生因而说：“这篇寓言揭示了那些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便去剥夺他人权力的错误行为。故事中的金翅雀认为自由重要，不惜毒杀孩子，没有征求得孩子的同意，便剥夺了他们生存下去的权力，这种行为是自私的。”我对这样的思考方式深感愕然，却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想法。
而今看了西顿的故事，由于情节真实，母狐的悲剧英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因此故事的主题是轻易感受得到的。像《金翅雀》般的错误解读是不可能发生在《春田狐》身上。
西顿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通过他所塑造的动物形象，读者自然感受到动物的优秀特质。读后，人们自然地会检讨对待动物的态度！这种不说教却有办法改变人类观点的创作，散发出的正是文学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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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三四
基础功要扎实
某大学开设一门新课——“小学教育研究方法”。由于课时安排不当，学生还未掌握好基本的研究方法，便要开题，提出将要研究的课题，结果，师生都乱成一团。老师的“乱”是因为过去都要求学生做“行动研究”，而今却是“教育研究”，因此忽略了教育研究法之中还有“观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学生的“乱”更是因为不懂什么是“研究”，更妄论要做“教育研究”了。因此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是太大、太空、太泛，就是不科学、不明确、不重要。
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事出有因。撇开课时安排的不当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向忽略理论的学习。“不注重方法”是我们的一大弱点，基础不扎实，莫说难入门，就算完成了论文也会像沙滩上用沙推成的城堡，好看却不坚实。
我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行动研究”这个较新的方法之后，才知道原来研究可以只重视内省，不计较最终的成果。确定课题，选定方法，才能展开研究，成果也因此有立足点，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不重视方法”的高等教育，也并不是在教育研究方面才有。我在马大中文系完成硕士学位后，依然不知道何谓“研究法”。感恩我的指导老师的信任和协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位。
到南京大学学习，我接触到“文献学”这个概念，才知道古代文学的研究原来不只是纯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国内常传说的“论文就是自我表述，只要你写得四平八稳，自成一家的言论就可以”的主张。
“文献学”本来是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引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还包括了文字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对内容得失的评品及目录的编制等学问。我在南大上第一堂课，老师就给提点了一条明路：“踏入治学的道路，你们该先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提到这点 。看《四库提要》，直观的印象便是对中国的学术书籍有个认识，虽然你或许不能记下全部。此外，这也仿佛是一部中国学术史，对中国学术的分类、源流、辨证等，有个整体的介绍。你们至少得把每个部类的总序先读，然后把集部通篇详细看过。”
于是，其后的论述，都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要有凭有据的才说，不可以空口说白话。印证“文献”，同时还得注意版本的问题。一些常识如：引用书目，不可以用《四库全书》版的，因为那个不是最原始的版本，而且篡改的部分很多，影响了它的可信度；引用的书本，也要注意出版社和版次，不是所有的书本都是经过精心校对后才出版的，新版的书籍更加要小心。引述一段文字，都要翻查原文，再三核实才行。
这一些，都是很好的训练。可惜回国后，我无法延续这种严格的学术研究，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术背景还是让我们对文献异常重视。
我们也明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自然也创造不同的学习环境。今人治学与古人有异：古人治学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往往可以全身心投入；今人要兼顾的事项太多，已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这样一心一意的治学。当然，我们也不可以以这个作为借口，避开该认真做学问的时候。我们还是得立志做得最好。不严谨，我们会给学术增添许多假消息，坏文章。
基础功要扎实
某大学开设一门新课——“小学教育研究方法”。由于课时安排不当，学生还未掌握好基本的研究方法，便要开题，提出将要研究的课题，结果，师生都乱成一团。老师的“乱”是因为过去都要求学生做“行动研究”，而今却是“教育研究”，因此忽略了教育研究法之中还有“观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学生的“乱”更是因为不懂什么是“研究”，更妄论要做“教育研究”了。因此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是太大、太空、太泛，就是不科学、不明确、不重要。
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事出有因。撇开课时安排的不当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向忽略理论的学习。“不注重方法”是我们的一大弱点，基础不扎实，莫说难入门，就算完成了论文也会像沙滩上用沙推成的城堡，好看却不坚实。
我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行动研究”这个较新的方法之后，才知道原来研究可以只重视内省，不计较最终的成果。确定课题，选定方法，才能展开研究，成果也因此有立足点，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不重视方法”的高等教育，也并不是在教育研究方面才有。我在马大中文系完成硕士学位后，依然不知道何谓“研究法”。感恩我的指导老师的信任和协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位。
到南京大学学习，我接触到“文献学”这个概念，才知道古代文学的研究原来不只是纯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国内常传说的“论文就是自我表述，只要你写得四平八稳，自成一家的言论就可以”的主张。
“文献学”本来是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引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还包括了文字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对内容得失的评品及目录的编制等学问。我在南大上第一堂课，老师就给提点了一条明路：“踏入治学的道路，你们该先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提到这点 。看《四库提要》，直观的印象便是对中国的学术书籍有个认识，虽然你或许不能记下全部。此外，这也仿佛是一部中国学术史，对中国学术的分类、源流、辨证等，有个整体的介绍。你们至少得把每个部类的总序先读，然后把集部通篇详细看过。”
于是，其后的论述，都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要有凭有据的才说，不可以空口说白话。印证“文献”，同时还得注意版本的问题。一些常识如：引用书目，不可以用《四库全书》版的，因为那个不是最原始的版本，而且篡改的部分很多，影响了它的可信度；引用的书本，也要注意出版社和版次，不是所有的书本都是经过精心校对后才出版的，新版的书籍更加要小心。引述一段文字，都要翻查原文，再三核实才行。
这一些，都是很好的训练。可惜回国后，我无法延续这种严格的学术研究，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术背景还是让我们对文献异常重视。
我们也明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自然也创造不同的学习环境。今人治学与古人有异：古人治学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往往可以全身心投入；今人要兼顾的事项太多，已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这样一心一意的治学。当然，我们也不可以以这个作为借口，避开该认真做学问的时候。我们还是得立志做得最好。不严谨，我们会给学术增添许多假消息，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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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三五
小学生读什么？
谈到语文教学，我们最关心的两个课题是：一，教什么；二，怎么样教。前者是教材，后者是教学法。孰者为重？我觉得是教材。
良师难求，明师更难遇。如果没有遇上好的老师，学生面对着优秀的教材，至少还可以自学。
唐代，李翰编了一本《蒙求》，是给小学生的识字课本。编写的方式是四字一句，各带出一个典故，如：“桓温奇骨，邓艾大志。杨修捷对，罗友默记。杜康造酒，苍颉制字。”一句一个典故，信息量是过高的，儿童恐怕负荷过重。
后世论及中古童蒙书籍，《蒙求》与《千字文》往往并提，可见其重要性。李翰之后，“蒙求”的体制影响甚大，纷纷编撰的书籍有《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等等。
南宋教育更加普及，蒙书走入了村学。当时的教材除了《蒙求》以及失传的虞世南编写的《兔园册》之外，还有《杂字》《百家姓》《千字文》《太公家教》与《三字训》等。《杂字》以学习单字为主，通俗易懂；《百家姓》以姓氏编篡为主，类《蒙求》；《千字文》取材广泛，有若干历史知识；《太公家教》讲述人生哲理；《三字训》后世的《三字经》一脉相承。
到了清代，西式学堂还没有兴起之前，童蒙教育以“三百千”为主。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此外，还有为了习写诗文而学习的《千家诗》和《幼学琼林》，前者有助于帮助熟悉诗歌的格律，后者可助熟悉对仗及成语、典故。《幼学琼林》的编撰，使童蒙教育除了识字外，也注重灌输常识。
封建帝国被推翻后，教育也迎来了西式的学校式教育。这时候的语文课本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使用白话文固然是当中最主要的变化，借用教材教育儿童的用意也很明显。例如《衣服要常洗》：“我的衣服常常洗，所以很清洁。”又如《湿衣服不能穿》：“湿衣服，不能穿。穿了湿衣要生病。”《吃饭有一定的分量》：“我吃饭，有一定的分量。不多吃，也不少吃。”读起来索然无味，像《每天大便一次》就叫人发笑了：“我每天起身后，大便一次，所以身体很强健。”
不过，民国课本有好些文章写得很美的，遣词用字很讲究，读起来琅琅上口，如《秋天的野外》：“秋天的野外，杂草很多，有的开着花，有的结着果。”《秋天的鸣虫》：“翟翟翟！唧铃铃！到处有虫叫，声音很好听。”《纺纱织布》：“弹棉絮，搓棉条，纺纱、织布、做衣料。”《邮差送信》：“一个邮差，穿了绿衣，背了信袋，忙着送信。”《水和雪》：“空中的水气，遇着大冷，就变成雪。地面上的水，遇着大冷，就结成冰。”
当中有些是政治色彩过重的，如《国旗和党旗》写：“青天白日是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国旗。”又如《十一月十二日》写：“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的生日，各处都开会纪念他。”更有的是企图影响新一代的，如《都买国货》：“你也买布，我也买布。不买洋货，都买国货。”类似这些把政治带入课堂的做法是引人诟病的。
走入现代，语文教材不再只是为了识字而设。您是否满意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
小学生读什么？
谈到语文教学，我们最关心的两个课题是：一，教什么；二，怎么样教。前者是教材，后者是教学法。孰者为重？我觉得是教材。
良师难求，明师更难遇。如果没有遇上好的老师，学生面对着优秀的教材，至少还可以自学。
唐代，李翰编了一本《蒙求》，是给小学生的识字课本。编写的方式是四字一句，各带出一个典故，如：“桓温奇骨，邓艾大志。杨修捷对，罗友默记。杜康造酒，苍颉制字。”一句一个典故，信息量是过高的，儿童恐怕负荷过重。
后世论及中古童蒙书籍，《蒙求》与《千字文》往往并提，可见其重要性。李翰之后，“蒙求”的体制影响甚大，纷纷编撰的书籍有《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等等。
南宋教育更加普及，蒙书走入了村学。当时的教材除了《蒙求》以及失传的虞世南编写的《兔园册》之外，还有《杂字》《百家姓》《千字文》《太公家教》与《三字训》等。《杂字》以学习单字为主，通俗易懂；《百家姓》以姓氏编篡为主，类《蒙求》；《千字文》取材广泛，有若干历史知识；《太公家教》讲述人生哲理；《三字训》后世的《三字经》一脉相承。
到了清代，西式学堂还没有兴起之前，童蒙教育以“三百千”为主。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此外，还有为了习写诗文而学习的《千家诗》和《幼学琼林》，前者有助于帮助熟悉诗歌的格律，后者可助熟悉对仗及成语、典故。《幼学琼林》的编撰，使童蒙教育除了识字外，也注重灌输常识。
封建帝国被推翻后，教育也迎来了西式的学校式教育。这时候的语文课本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使用白话文固然是当中最主要的变化，借用教材教育儿童的用意也很明显。例如《衣服要常洗》：“我的衣服常常洗，所以很清洁。”又如《湿衣服不能穿》：“湿衣服，不能穿。穿了湿衣要生病。”《吃饭有一定的分量》：“我吃饭，有一定的分量。不多吃，也不少吃。”读起来索然无味，像《每天大便一次》就叫人发笑了：“我每天起身后，大便一次，所以身体很强健。”
不过，民国课本有好些文章写得很美的，遣词用字很讲究，读起来琅琅上口，如《秋天的野外》：“秋天的野外，杂草很多，有的开着花，有的结着果。”《秋天的鸣虫》：“翟翟翟！唧铃铃！到处有虫叫，声音很好听。”《纺纱织布》：“弹棉絮，搓棉条，纺纱、织布、做衣料。”《邮差送信》：“一个邮差，穿了绿衣，背了信袋，忙着送信。”《水和雪》：“空中的水气，遇着大冷，就变成雪。地面上的水，遇着大冷，就结成冰。”
当中有些是政治色彩过重的，如《国旗和党旗》写：“青天白日是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国旗。”又如《十一月十二日》写：“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的生日，各处都开会纪念他。”更有的是企图影响新一代的，如《都买国货》：“你也买布，我也买布。不买洋货，都买国货。”类似这些把政治带入课堂的做法是引人诟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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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三六
信息时代的另类研究
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遇上了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都很高，我绝对没有浮夸。
他们一位叫余某，一位叫黄某。他们都继承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风，对文献的辨识与采摭都有很深的造诣。不过，他们走近古人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前者靠书籍，后者用电脑。
余某对古籍的产生与流传有相当全面的认识，他常给予我指导，告诉我在哪个领域下有哪些书籍是必看的，哪些书籍是可选择性阅读的。此外，对于书籍的版本，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滥竽充数的，他也暸若指掌，给我很好的指引，少走了不少冤枉路。在他的指导下，我在南京三年，一共花了四万令吉买书。
黄某和余某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他来我房间时，总不忘讽刺我乱花钱买书，太过奢侈。请不要误会他是不读书的人，他读的书也很多，但都是电子版的。他说他从来不花钱买书，要买的话，也只买与电脑知识有关的书籍。他的电脑知识的书籍可以叠高到天花板，却没有一本学术常用书。难得的是，他肯分享，竟然乐意把他在网上获取电子版书籍的方法倾囊传授给我。
他在网上，不但可以搜索到书籍，还有办法下载。几乎是所有我们要用上的工具书，他都网罗了。例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佛教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所有佛教辞典等，都可以在电脑上浏览。他甚至可以跟我发出挑战，只要我提得出的书名，只要给他一点儿时间，他就有办法在网上搜索到。
能够拥有这些电子版本的书籍已经很“高”了，但他还有更“高”之处。因为电子版本的图书如果只是浏览阅读还是不够的，不能充分发挥电脑科技的长处。他会编写电脑程序，把这些书籍转化为另外的版本，以便可以搜索。“搜索”是电脑科技中不可或缺的程式，有了搜索引擎，我们要使用资料就便利得多。
余某研究韩愈，黄某研究苏东坡。余某把韩愈的作品和评论韩愈的书籍都看遍，黄某则把与苏东坡相关的资料都网罗在他的电脑里，以便分析。
黄某后来决定以《东坡与佛教》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两章便充分发挥了他对电脑技术的掌握：“东坡佛门交游考”和“东坡所读佛典考”。
我对黄某梳理苏东坡与佛教界人物的交游特别感兴趣。他分为两节考证，一是东坡与僧人的交往，二是列出东坡亲友中的佛教徒或对佛教有浓厚兴趣的人，并从这里衍生出去考证这些人的佛门交游。
黄某对这两项考证工作是颇为自满的，因为他几乎把所有的古籍都搜遍了。而且，他还凭着自己对文献学的知识，辨识了哪些是可信的材料，哪些是不可信的材料。这一梳理，让我们知道与东坡交游的僧人，有49人属于禅宗，11人属天台宗，一人属律宗，没有单信净土宗者。在典籍方面，东坡对《楞严经》《圆觉经》《维摩经》《金刚经》及禅宗语录最熟悉，尤其指出的是苏东坡是《维摩经》的专家。
看人家的研究，结论还不是最重要的，看人的方法尤其有趣。黄某的搜集资料的方法，独树一帜，而且是非常专业，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本来有志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在网上开发佛教与古籍的渊源，以便后来者从事研究，可是后来竟然找不到有任何佛教单位可以支持他这方面的研究。
信息时代的另类研究
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遇上了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都很高，我绝对没有浮夸。
他们一位叫余某，一位叫黄某。他们都继承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风，对文献的辨识与采摭都有很深的造诣。不过，他们走近古人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前者靠书籍，后者用电脑。
余某对古籍的产生与流传有相当全面的认识，他常给予我指导，告诉我在哪个领域下有哪些书籍是必看的，哪些书籍是可选择性阅读的。此外，对于书籍的版本，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滥竽充数的，他也暸若指掌，给我很好的指引，少走了不少冤枉路。在他的指导下，我在南京三年，一共花了四万令吉买书。
黄某和余某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他来我房间时，总不忘讽刺我乱花钱买书，太过奢侈。请不要误会他是不读书的人，他读的书也很多，但都是电子版的。他说他从来不花钱买书，要买的话，也只买与电脑知识有关的书籍。他的电脑知识的书籍可以叠高到天花板，却没有一本学术常用书。难得的是，他肯分享，竟然乐意把他在网上获取电子版书籍的方法倾囊传授给我。
他在网上，不但可以搜索到书籍，还有办法下载。几乎是所有我们要用上的工具书，他都网罗了。例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佛教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所有佛教辞典等，都可以在电脑上浏览。他甚至可以跟我发出挑战，只要我提得出的书名，只要给他一点儿时间，他就有办法在网上搜索到。
能够拥有这些电子版本的书籍已经很“高”了，但他还有更“高”之处。因为电子版本的图书如果只是浏览阅读还是不够的，不能充分发挥电脑科技的长处。他会编写电脑程序，把这些书籍转化为另外的版本，以便可以搜索。“搜索”是电脑科技中不可或缺的程式，有了搜索引擎，我们要使用资料就便利得多。
余某研究韩愈，黄某研究苏东坡。余某把韩愈的作品和评论韩愈的书籍都看遍，黄某则把与苏东坡相关的资料都网罗在他的电脑里，以便分析。
黄某后来决定以《东坡与佛教》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两章便充分发挥了他对电脑技术的掌握：“东坡佛门交游考”和“东坡所读佛典考”。
我对黄某梳理苏东坡与佛教界人物的交游特别感兴趣。他分为两节考证，一是东坡与僧人的交往，二是列出东坡亲友中的佛教徒或对佛教有浓厚兴趣的人，并从这里衍生出去考证这些人的佛门交游。
黄某对这两项考证工作是颇为自满的，因为他几乎把所有的古籍都搜遍了。而且，他还凭着自己对文献学的知识，辨识了哪些是可信的材料，哪些是不可信的材料。这一梳理，让我们知道与东坡交游的僧人，有49人属于禅宗，11人属天台宗，一人属律宗，没有单信净土宗者。在典籍方面，东坡对《楞严经》《圆觉经》《维摩经》《金刚经》及禅宗语录最熟悉，尤其指出的是苏东坡是《维摩经》的专家。
看人家的研究，结论还不是最重要的，看人的方法尤其有趣。黄某的搜集资料的方法，独树一帜，而且是非常专业，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本来有志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在网上开发佛教与古籍的渊源，以便后来者从事研究，可是后来竟然找不到有任何佛教单位可以支持他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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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三七
神话是民族的精神所在
网上流传一则则美国老师教灰姑娘的趣事：
“课堂教学结束前，老师问最后一道问题：‘这个故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学生回答：‘午夜12点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回原样，可是，辛黛瑞拉的水晶鞋沒有变回去。’老师听了高兴地说：‘天哪，你们太棒了！你们看，就是伟大的作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出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担保，如果你们当中谁将来要当作家，一定比这个作家更棒！你们相信吗？’结果孩子们雀跃欢呼。”
这固然是个性化阅读的一个生动例子，可是这样的指导就是正确的阅读教学么？按照这样的思路，学生可能会想：后羿不可能射太阳，因为太阳离开这里太远了！太阳是火球，温度很高，后羿的箭还没有到达之前已经融化了。女娲如果可以用泥土造人，为什么现在没有这样的泥土？盘古身躯哪里会高得把天地撑开？更荒谬的是盘古是“开天辟地”者，他手里抓到的斧头和凿子是哪里来的？……这种种的质疑，恐怕要没完没了。
思想极端的教师，可能要因为发现这样的思维漏洞，否决掉神话的价值与意义，不再珍惜神话这一块人类文明的瑰宝。
文本的解读，其实要带多几分的同理心去感受，也就是要站在古人的生活空间和环境去思考问题，不以今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环境去判断古人、否决古人。创世神话中说上帝要有光，世界便有了光；印度神话中提到大梵天王要造人，便有人从他的口、手、腹、脚板生出来，形成了有阶级之分的人类。凡此种种，都不能用一句荒谬，不符合科学而否定其产生的价值和意义。
对神话学有筚路蓝缕之功的中国学者袁珂说过：“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先应该了解它的神话。”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希腊神话中的浪漫，不正是有关民族的精神渊源么？中国神话的务实，不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么？
陶渊明《读山海经》第十首这么写：“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陶渊明这首诗可看出他对传统神话的价值取向。
《山海经》中记载了“精卫填海”和“刑天争神”两则神话。前者是：“……有鸟焉……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后者是：“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精卫是只鸟，因为不甘前生溺死在东海，所以不断衔树枝要填平东海。陶渊明诗中的“微木”与“沧海”显出一组强烈悬殊的对比，衬托出了小小精卫锲而不舍的精神与矢志靡它的决心。刑天是名武将，对抗黄帝被砍了头，却依然不放弃斗争，继续挥舞干戚示威。
陶渊明在精卫与刑天身上看到他们共有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因此加以赞颂讴歌。他所赞颂的，又岂仅是神话中的主角？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中华民族的神话在在表现出这种精神，实是民族的一大光辉亮点。
否决了神话，连自家的固有精神面貌也一并否决了。因此阅读和教学神话，岂能不细心谨慎，把文明的精髓代代相传下去？
神话是民族的精神所在
网上流传一则则美国老师教灰姑娘的趣事：
“课堂教学结束前，老师问最后一道问题：‘这个故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学生回答：‘午夜12点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回原样，可是，辛黛瑞拉的水晶鞋沒有变回去。’老师听了高兴地说：‘天哪，你们太棒了！你们看，就是伟大的作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出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担保，如果你们当中谁将来要当作家，一定比这个作家更棒！你们相信吗？’结果孩子们雀跃欢呼。”
这固然是个性化阅读的一个生动例子，可是这样的指导就是正确的阅读教学么？按照这样的思路，学生可能会想：后羿不可能射太阳，因为太阳离开这里太远了！太阳是火球，温度很高，后羿的箭还没有到达之前已经融化了。女娲如果可以用泥土造人，为什么现在没有这样的泥土？盘古身躯哪里会高得把天地撑开？更荒谬的是盘古是“开天辟地”者，他手里抓到的斧头和凿子是哪里来的？……这种种的质疑，恐怕要没完没了。
思想极端的教师，可能要因为发现这样的思维漏洞，否决掉神话的价值与意义，不再珍惜神话这一块人类文明的瑰宝。
文本的解读，其实要带多几分的同理心去感受，也就是要站在古人的生活空间和环境去思考问题，不以今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环境去判断古人、否决古人。创世神话中说上帝要有光，世界便有了光；印度神话中提到大梵天王要造人，便有人从他的口、手、腹、脚板生出来，形成了有阶级之分的人类。凡此种种，都不能用一句荒谬，不符合科学而否定其产生的价值和意义。
对神话学有筚路蓝缕之功的中国学者袁珂说过：“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先应该了解它的神话。”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希腊神话中的浪漫，不正是有关民族的精神渊源么？中国神话的务实，不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么？
陶渊明《读山海经》第十首这么写：“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陶渊明这首诗可看出他对传统神话的价值取向。
《山海经》中记载了“精卫填海”和“刑天争神”两则神话。前者是：“……有鸟焉……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后者是：“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精卫是只鸟，因为不甘前生溺死在东海，所以不断衔树枝要填平东海。陶渊明诗中的“微木”与“沧海”显出一组强烈悬殊的对比，衬托出了小小精卫锲而不舍的精神与矢志靡它的决心。刑天是名武将，对抗黄帝被砍了头，却依然不放弃斗争，继续挥舞干戚示威。
陶渊明在精卫与刑天身上看到他们共有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因此加以赞颂讴歌。他所赞颂的，又岂仅是神话中的主角？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中华民族的神话在在表现出这种精神，实是民族的一大光辉亮点。
否决了神话，连自家的固有精神面貌也一并否决了。因此阅读和教学神话，岂能不细心谨慎，把文明的精髓代代相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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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加达写的文章。当中不少资料是和越南华语老师交谈后写下的。2014年5月19日见报。
走近古人之三三八
越南的排华情意结
又是一个叫历史太沉重的513，越南国内排华，境内焚烧掠夺华资工厂，华资商人纷纷逃离越南。
老报人张木钦先生第一时间在社交网站搬出了越南民族英雄徵氏姐妹，轻描淡写她们在越南的崇高地位，折射出越南民族的一个情意结，可谓一语中的，点出关键之处。
徵氏姐妹的确是越南史上最著名的“抗中”英雄。徵氏姐妹，姐姐叫徵侧（Trưng Trắc），妹妹叫徵贰（Trưng Nhị），在越南同被尊为徵圣王（Trưng Thánh Vương），今日越南各地都有大量纪念二徵的祠堂、庙宇以及以她们命名的街道，教科书也记载两位女英雄。传说徵氏遇难是在阴历二月六日，这一天在越南还是国定节日。1959年，北越和南越同一天发行了一套二徵同图邮票，图案均为二徵骑象作战。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阯（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造反”。徵侧原是泠县雒将之女，嫁给朱珪人诗索为妻，非常雄勇。当时交阯太守苏定依法律处死诗索，徵侧大为气忿，便带兵造反。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纷纷响应，徵侧带兵攻下了六十五城，自立为王。汉光武帝于是诏长沙、合浦、交阯等地准备好车船，修道路、铺桥梁，储存足够的粮谷。十八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领长沙、桂阳、零陵、苍梧等地的军队万余人讨伐徵氏姐妹。第二年夏天，马援攻破交阯，斩徵氏姐妹。根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其后在当地兴修水利，安抚民心，“自后（雒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马援，我们并不陌生，成语“马革裹尸”，“老当益壮”都出自此将军。根据晋代的《广州记》，马援平乱后在都羊这个地方竖立了两个铜柱，以标示汉朝国界的最南端。在其他古籍如《隋书》《水经注》《安南志略》《大唐西域记》等都提到马援铜柱，甚至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欽定越史通鉴纲目》也提到。但，铜柱今天已不复存。
中国史书是如此记载二徵的事迹。越南史书当然不这么记载。他们声称徵侧的丈夫诗索是因为反对汉朝官吏对当地人民的汉化和欺压而被处死，徵氏姐妹因此而起义。他们也说二徵是在喝门投江自杀而死，部下也相继自杀。至于马援在交趾兴修水利，简化律法一事，则不见记载。
我们根据《东观汉记》卷十二记载，马援平交阯后曾上言：“太守苏定张眼视钱，瞸目讨贼，怯於战功，宜加切敕。”因此，我们相信光武帝是用人不当，让苏定出任交趾太守，引发当地民愤，触发了二徵的“造反”。中国史书视为“平乱”，越南史书不以为然，这是常情。马援“张眼视钱”，自然对当地民众横征暴敛，滥杀菁英，诗索或许是其中一个无辜牺牲者。二徵师出有名，所以得到广泛的支持。
1964年周恩来到河內访问，还特地到二徵夫人陵墓献花，相信是熟悉历史，知道二徵“造反有理”。可是这样的“让步”，就可以平息越南人的情绪么？在越南，马援平乱已经过了近两千年，但战争被看作是反抗中国统治的开始，是越南独立战争的源头，二徵则被视为是民族英雄。由此可见，二徵的事迹已经不是辨别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只要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一代代相传下去，“抗中”的情意结只会越积越厚，迟早爆发。
走近古人之三三八
越南的排华情意结
又是一个叫历史太沉重的513，越南国内排华，境内焚烧掠夺华资工厂，华资商人纷纷逃离越南。
老报人张木钦先生第一时间在社交网站搬出了越南民族英雄徵氏姐妹，轻描淡写她们在越南的崇高地位，折射出越南民族的一个情意结，可谓一语中的，点出关键之处。
徵氏姐妹的确是越南史上最著名的“抗中”英雄。徵氏姐妹，姐姐叫徵侧（Trưng Trắc），妹妹叫徵贰（Trưng Nhị），在越南同被尊为徵圣王（Trưng Thánh Vương），今日越南各地都有大量纪念二徵的祠堂、庙宇以及以她们命名的街道，教科书也记载两位女英雄。传说徵氏遇难是在阴历二月六日，这一天在越南还是国定节日。1959年，北越和南越同一天发行了一套二徵同图邮票，图案均为二徵骑象作战。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阯（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造反”。徵侧原是泠县雒将之女，嫁给朱珪人诗索为妻，非常雄勇。当时交阯太守苏定依法律处死诗索，徵侧大为气忿，便带兵造反。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纷纷响应，徵侧带兵攻下了六十五城，自立为王。汉光武帝于是诏长沙、合浦、交阯等地准备好车船，修道路、铺桥梁，储存足够的粮谷。十八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领长沙、桂阳、零陵、苍梧等地的军队万余人讨伐徵氏姐妹。第二年夏天，马援攻破交阯，斩徵氏姐妹。根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其后在当地兴修水利，安抚民心，“自后（雒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马援，我们并不陌生，成语“马革裹尸”，“老当益壮”都出自此将军。根据晋代的《广州记》，马援平乱后在都羊这个地方竖立了两个铜柱，以标示汉朝国界的最南端。在其他古籍如《隋书》《水经注》《安南志略》《大唐西域记》等都提到马援铜柱，甚至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欽定越史通鉴纲目》也提到。但，铜柱今天已不复存。
中国史书是如此记载二徵的事迹。越南史书当然不这么记载。他们声称徵侧的丈夫诗索是因为反对汉朝官吏对当地人民的汉化和欺压而被处死，徵氏姐妹因此而起义。他们也说二徵是在喝门投江自杀而死，部下也相继自杀。至于马援在交趾兴修水利，简化律法一事，则不见记载。
我们根据《东观汉记》卷十二记载，马援平交阯后曾上言：“太守苏定张眼视钱，瞸目讨贼，怯於战功，宜加切敕。”因此，我们相信光武帝是用人不当，让苏定出任交趾太守，引发当地民愤，触发了二徵的“造反”。中国史书视为“平乱”，越南史书不以为然，这是常情。马援“张眼视钱”，自然对当地民众横征暴敛，滥杀菁英，诗索或许是其中一个无辜牺牲者。二徵师出有名，所以得到广泛的支持。
1964年周恩来到河內访问，还特地到二徵夫人陵墓献花，相信是熟悉历史，知道二徵“造反有理”。可是这样的“让步”，就可以平息越南人的情绪么？在越南，马援平乱已经过了近两千年，但战争被看作是反抗中国统治的开始，是越南独立战争的源头，二徵则被视为是民族英雄。由此可见，二徵的事迹已经不是辨别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只要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一代代相传下去，“抗中”的情意结只会越积越厚，迟早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