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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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6日见报。

走近古人之三三九
大家学汉语

5月11日至21日,我到印尼雅加达参加东南亚国家的汉语教学课程。课程主办方是东南亚教育部长联合会(SEAMEO)属下的教师与教育人力资源品质提升委员会(QITEP)的语文组。这个小组的秘书处设在雅加达。

东盟十国都受邀参加,每个国家派两名代表,主办国四人。可惜这次新加坡、汶莱、柬埔寨、缅甸没有派人参与,名额由印尼人填补。

课程编排颇密,但主要还是传统的授课。给我们讲课的除了一位在印尼居住了十多年的中国人辛玉宝老师外,其他的都是印尼人。是道地的印尼人不是华侨。她们都是印尼国家走向21世纪更加开放后,才学习汉语,都出过国学习。有的到大陆,有的到台湾,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且能书写。学历大多是硕士,有几人在读博。

看着她们滔滔不绝地授课,我不禁想象十多二十年后的马来西亚或许也是如此。

和我同行的是古来某中学的卓越华文老师,和我同姓,其他“同学”包括老挝、越南、泰国、菲律宾各两人,余者都是印尼人。马来西亚是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依然坚持把汉语当成母语学习的唯一的国家,因此我们学习的方式以及可以达到的水平,都要高出其他区域的国家。我是师资的培训者,同时训练华小和国小的华文老师,所以还知道汉语的母语教学和作为第二语文教学的技巧和方法。最后评估我们学习的成果是要我们上一堂课给授课老师看,我当然轻易地被评为最佳表现奖。

我出席这个课程,当然不是要取经,而是交流。看看是否有机会让本地的华文老师走向区域性的平台,扩大汉语的教学层面。我给当局建议汉语教学该更重视趣味性,提升教材的内容水平,我倡导多阅读,倡议上公开课,这些都是我目前在国内积极推动着的。如果东南亚国家也是这样推动,或许我们的“汉语教学”就不只是一门外文课,我主观的意愿是如
此。

除了上课以外,我们被安排参观了一所学校,并且在那边观摩教师教学。这所学校名称是“八华”,2007年才复办。八华学校的前身是中华会馆学校,建于1901年,已有百年历史。由于中华会馆后来又在印尼其他地区兴建学校,因此这所学校称为“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简称“八华”。1996年印尼国内的政治动乱,全国禁止学习汉语,八华也就停课了。2000年苏西洛总统允许国内重新学习汉语,中华会馆便积极复校。学校是民办的,课程采用官方的,授课语言也是印尼语。汉语和英语的授课时间增加。学生大多数是印尼华人,还有华族的姓氏和名字,但是因为国家经历过三十多年的浩劫,他们都不谙华语,在学校是重新开始学习,称为“零起点”。

看着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汉语”,我不禁又想象二三十年后的马来西亚是否也是如此?我这里把“汉语”打上引号,是顺应国际间的用语。中国为了普及中文的学习,特地设立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和孔子学院,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这里的“汉语”指的是把中文当作第二语言的教学。

马来西亚华小目前依然把华文当成母语进行教学,但是已经有代表华人的政党强调马来西亚华人学习华文不必学得太好,不必走向国际水平,是不是在暗示以后的华小华语教学也采用第二语言教学的模式,把名堂也称为汉语教学?

如果有那么一天,那么我们就无法走进古人,而是让华语作为母语教学走进了古代,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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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日见报

走近古人之三四〇
叶公好龙吗?


《中国成语大会》总决赛,评委郦波教授评述了“叶公好龙”这个成语。他说:“叶公在历史上是伟大人物,是中国最早的水利专家,如今使用这样的一个成语贬低叶公,真是历史冤案啊!”

郦教授所言甚是。“叶公好龙”这个成语的故事背景是:“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故事收录在刘向的《新序•杂事五》。

其实,我们一看故事,就知道这是虚构的,怎么会有龙出现,而且还会因为有人欣赏他,所以亲自下凡拜访,还把仰慕者给吓坏?就如教授所言,历史上的叶公的确是了不起的人物,这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何会传出叶公好龙这样的一个典故?

有趣的是,很多翻案文章都写得似是而非,叫人发笑。例如有一篇《叶公好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说:“其实身为西汉大学问家的刘向也不过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把孔子弟子子张偶然编造的一则神话、寓言当作实有其事来传播,根本歪曲了叶公。”

作者肯定了刘向是“西汉大学问家”,可是对这样的“大学问家”却少了几分的尊重。刘向在汉成帝时,曾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书后写了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编成《别录》,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专书。《别录》著录图书603家,计13219卷,分为6大部类、38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还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著者生平思想,著书原委,书的性质,思想评论,学术源流剖析等。这样的学问家会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再说,《新序》这本书是刘向在校书之余,把所读到的故实汇集成篇的。该书的编撰意旨,《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采记传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 陈法戒。”可见这一部“故事书”是要劝谏皇帝的。明乎此,“叶公好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么?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这不是统治者常有的心态么?再说,谏书以劝谏为目的,读者不会去管历史事实吧?叶公好龙流传了两千余年,谁曾认真去探讨谁是叶公了?但是因为叶公的“好夫似龙而非龙”的启示,却是发人深省的。

《究竟》一文还说:“此说的始作俑者并非刘向,而是孔子著名弟子子张。……是子张为了达到讽谏的目的,施展了艺术手法和虚构才华, 既不惜歪曲他们师生的好友叶公的形象, 更想不到两千年后谬种流传至今。”这个说法也不耐推敲,欠缺文献学的知识了。

刘向其实写的整段文字是这样:“子张见鲁哀公,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这是不见于儒家典籍的“轶闻”,后世对此多批评子张好利想当官,所以才编撰故事骂人。其实“子贡、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哪里会那么坏?我怀疑《太平御览》收录这段文字,前面的三个字“庄子说”更可以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这恐怕是儒道相争时相互诋毁的文章之一。故事与子张无关。刘向见了而加以收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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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8日见报:

走近古人之三四一
到底不是陶渊明

2014年3月号的的《文史知识》收录了一篇解读杜甫《春夜喜雨》的文章——怎一个喜字了得。

作者说杜甫一生有两首“快诗”,一首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另一首就是《春夜喜雨》。这叫我颇感意外,却又难以苟同。

“快诗”之说出自杜诗专家浦起龙,他在《读杜心解》说:“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这是因为杜甫为人严肃认真,经常忧国伤时,形象难以和喜悦快乐挂钩。李白曾作《戏赠杜甫》戏谑,其诗曰:“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自己也自嘲:“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溢于言表。

《闻官军》却一反常态,诗歌情感奔放,难掩痛快欣喜之情,所以被称为“快诗”。此诗作于763年,正是安史之乱平息之时。前一年,唐军在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汴等州,叛军头领纷纷投降。翌年,又传来叛军首领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的消息,杜甫听闻后,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回乡,所以写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王嗣奭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引)确实是一语中的。

《春夜喜雨》却不至于如此。《春夜》是杜甫于761年在成都草堂居住时所作,诗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诗歌用了拟人手法,细致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和成都夜雨的景象,热情地讴歌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的确是一首传神入化的咏雨诗。陈贻焮教授说:“诗人居然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写得这样真切入微,可触可感,其艺术表现力之强,只有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差可比拟。……摩诘写夜雪,少陵写夜雨,各臻其妙,但都能在难下笔处写出水平来,足见他们功夫之深。”

可是,这并不能说明《春夜》就可以媲美《闻官军》的“快”。陈教授的《杜甫评传》说:“这年自春至夏,老杜还创作了许多以正常心理状态,常规表现手法反映生活风貌的诗篇。”诚然,如果这场及时雨就把杜甫之“快”拔高到《闻军官》的境界,那是太过的。这时期杜甫写的《遣意二首》《漫成二首》都是杜甫心情较好,愉快之下写出的作品。

陈教授概括这时期的诗作说:“处在跟陶渊明相近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容易跟陶渊明相通,作起诗来,不觉就有点五柳先生的味道和派头,超然物外,不欲与俗物为伍,这只是老杜当时村居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一个侧面。”然而,杜甫到底不是陶渊明,所以很快地又“春来常早起,幽事颇相关”(《早起》),杜甫的“幽事”并不是“采菊东篱下”的写意,而是“帖石防隤岸,开林出远山”的为民生忙碌。

因此,我觉得《春夜喜雨》虽是欣喜之作,却不能把它的意境拔高到等同欢欣战争结束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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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见报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三四二
一定要当愤青?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英国有一批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对当时西方社会的种种现象感到不满,于是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他们的批判性强,言论对于社会主流语言而言相对极端,甚至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们以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和肯斯理•亚弥斯(Kingsley Amis)为代表。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的文宣推荐奥斯本的新著时,引用了1951年出版的列斯里•保罗的书名《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an)来形容奥斯本。自此,“愤怒青年”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在网络时代开始后,“愤青”一词也流传开来。最初这个名词用在网络的论坛上发表激进文字的少数人群,随着互联网的扩展,这一小部分人招引了网民的目光,逐渐壮大了队伍,产生“网络虚拟个体”与“现实实在个体”的扩大化趋势。

网络还诞生了“中国愤青史”网站,把愤青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走上街头的行为愤青;一种是摇动笔杆的文化愤青。他们发布宣言说:“这是一个精神失语的时代。因此,愤青行为也显得尤为可贵。其实当愤青并不难,只要进入了青春期,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感到自己的幸福愿望没有满足,愤怒了,就会成为愤青。”

我国近年来也因为网络普及,以及对国事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于是在网上也诞生了不少愤青。

愤青不是贬义词,言论自由更加不是坏事,但我们还是要关心这种自由发言所衍生的问题。

六四刚过,1989年的事故再次引起讨论。我在社交网上看到几乎都是批判中国政府的,要他们道歉,更有把中共妖魔化的,如“和一个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工作多年的朋友提起我国一些华人对巫统和中共的矛盾态度,我对他说我觉得中共比巫统‘可恶’得多……云云。我不知道这样的发言,目的是什么。

老报人张木钦先生也凑热闹,他说:“又是六四,转眼25年。一个中国人挡住坦克车的照片,传遍世界,把六四事件定格。这张照片可以两边看。这里看去,那个中国人有惊人的勇气,敢以肉身挡坦克。从那边看来,军队很克制,看到有人就停车,没有碾过去。支持民运的肯定夸大,官方肯定淡化。真相什么时候才出来?”这样的言论反而让我会去思考问题。

史学家傅斯年曾说:“历史研究应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其实,岂止是历史研究该如此?我们治学也是被这样训练出来的:治学要符合科学,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可是,在言论极端自由的今天,人人都有对群众的发语权,我们是不是也该坚守“一分材料一分话”的精神?说自己经过求证的话,不说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做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的人。

说是很容易的,但误导群众,迷惑群众,哪怕是有心或无心,我想这都是一种过错。何以我们不能采取更谨慎、更科学的态度发言,让网络的言论净化?

再者,我们也该注意我们的言论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就很佩服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如何看待那凄风苦雨的文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叫做安心立命,什么叫做对自己对社会负责,更体会到学者何为!何必一定要当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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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四三
谁来当吴三桂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把林连玉先生奉为“族魂”。

马来谚语谓:“语言是民族的灵魂,没有了语言,民族也就消失。”当年董教总领导层从这个谚语取出“族魂”二字,用意非常明显,除了表彰林先生的贡献外,也提醒世世代代的马来西亚华裔要捍卫学习母语的权利。

林连玉先生一生的奋斗是为了“各民族教育以母语为媒介”,旗帜非常鲜明。

林先生奋斗的时代,中国国势疲弱,中文成了几近作古的文字。林先生的坚持学习母语,是逆境中求存之举,他不惜牺牲教师准证、乃至被褫夺公民权之举,激励了后人。被褫夺公民权时,他说:“我个人的利益早置之度外,为华文教育牺牲永不后悔!”反驳官方的政策时,他说:“争取民族的权益是神圣的任务,我们永远不会屈服的。即使不幸遇到滥用权力者辣手摧残,仍然昂起头来,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地奋斗到底!”林先生毕生的努力,使他成为国之干城,守护着华社最后的“家园”。

时过境迁,林先生作古已近30年了,族魂的精神是否还延续?华社是否依然坚持“捍卫母语学习”?

林先生去世得早,来不及看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中国的重新走向国际舞台,自然带起中文的应用价值。今天,全球各地都有人在学汉语,中文系的师资成了海外需求量最大的资源。我国也不例外。根据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林家光透露,巫统保送了6000名学生到华留学,学习汉语。

为应付全球的中文学习热,中国于2002年成立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旨在“向世界推广汉语”。这个组织的性质类似当年英国在各个区域成立的“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协调着海外一切学习汉语的事务,包括提供师资、课程培训、教材支援等。

“汉办”的成立无疑可以协助中国官方推广汉语到全球各地。可是,“汉办”推广的“汉语”实际上是采用了“第二语言教学”的模式,是作为一种目的语学习的。虽然“汉办”也强调推广中华文化,但那是有选择性地推广表层文化,例如剪纸、拳术、毛笔字、包饺子等,目的是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有这样的文化而已,与传递文化香火无关。

马来西亚是中国境外唯一还保持把中文当母语学习的国家。这一点,即使是今日众多的中国专家学者也不了解,更莫说是汉办一众汉语教师。“母语学习”和“目的语学习”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无论是在教学法上或学习目的上。我们的社会对此认识不够,当然也不会细心去考量这两者的差别了。

我在想,如果“族魂”林连玉先生还在,他会不会也抗拒把我们的“华语”也当“第二语文”来学习?他的“以母语为媒介”的“母语”的含义是什么?

在中国学习汉语回来后在学校教的是“汉语”,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它的涵盖面是否包括华小的华语学习?华小如果把华语学习的重点转移到交际层面,是否可以开拓新的一个境界?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不会回答。

谈到这里,我不自禁地想起一个人——吴三桂。当年他奉旨回北京护驾,抵达山海关时李自成已进入北京,明朝灭亡。其后,满族领袖多尔衮趁吴李多番的交涉中,将计就计攻打李自成。李自成认定吴三桂引狼入室,杀了吴三桂全家,吴因此索性开关让清兵挺进。就因此,吴三桂被视为“汉奸之祖”,被骂了三百多年!

当今之世,是否有人斗胆当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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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四四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概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来的。

1985年,邓小平会见美国一个企业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有人追问,这样岂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便引述民间谚语说:“不管是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世人对邓小平后面那句话似乎更加熟悉,认为是他的名句。其实,中国今日有这样的经济成就和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起着引导的作用。

在邓小平之前的领导,在共产思想的前提下,灌输人民“平均主义”的思想,结果造成绝大多数的人都抱着“不怕不公、只愁不均”的想法。他们宁可共同挨饿,也不愿他人比我强、比我多。这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人人有份”的思想造成社会整体劳动效率十分低下,生产力水平当然也提不上去。

邓小平的策略是让一部分有才能、有能力的人通过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再由他们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在推动这个策略时,邓小平应该知道可能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所以他强调:“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就这样,邓小平给中国的能人提供了发挥的机会。就靠着这些能人筚路蓝缕之功,短短20年后,我们看到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增强了不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这些情况是“大锅饭”,“大跃进”时代难以想象的。

近年来,我在全国各地的学校走动比较频密,接触的教师也越来越多。我发现我们的教育观也极需要建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点,积极去栽培我们的新生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把工作重点都放在后进生身上,即使是官方,也是以后进生为主要的观察对象,许多教育策略也是因他们而设。这本来是无可厚非,但是过犹不及,太过专注后进生,就会忽略了优等生。

冷战时期,有一幅漫画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画面画了五位高低不等的男士,最矮的最有笑容,旁边高的,有一把象征共产的镰刀已快要砍向他的头了。这是资本主义画家画的,是要嘲讽共产的“平均主义”是在人们高矮不齐的时候,把高人的头给切掉,以便和矮人一样高。他们不会想方设法去把矮人拔高,让他们和高人一较长短,他们走的捷径就是把高人弄矮,迁就矮人。这种表面的“平等”工程,其实是在摧毁优秀种子,让尖子也无法冒出头。

我们的教育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明白这点,请不要再为中小学华裔生的数学表现而鼓掌,因为在这样的课程之下,他们的表现还不达标才是怪事。

我国羽球坛要保持水平,是不能“公平”栽培很多杰出的球员的。只要有一个像“李宗伟”那样的能人撑着,就有希望,整体水平也可以不断保持。
在课堂教学上,教师也不该畏惧于尝试新方法。新方法最初采用,学生难以跟上是很正常的。倘若教师一味以大多数人为重,迁就他们而放弃新方法,就等于在还没有尝试之前就剥夺了学生可能学得更好的机会。新方法实行时,先带动一小批人,让他们先富起来,逐渐就可以扩大影响,带动其他的学生。

把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吧,教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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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四六
圣婴断奶图的启示

又是新生到师范学院报到的季节。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班新生,但是听说他们比过去的学生更加娇嫩,依赖性更强。有者在报到后缠着父母亲,迟迟不让他们回去;有者经常因为想家而哭泣。

这是时代使然。大陆民间谚语说“你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指的是新一代在优异的环境下成长,没有了吃苦的耐力,成了“骄”与“娇”的一群。这种情况,在我国亦然。

想到这样的新生代,我不期然想到柯勒乔(Correggio,1494-1534)的名画《圣婴断奶图》。画中的圣母玛利亚依然是一贯的慈祥形态,怀中的圣婴却露出疑惑的眼神。这是因为母亲这次不是哺乳,而是手握一只梨子。圣婴要面对抉择了:母亲的乳房,还是手上的梨子。歌德曾对此作注脚:“它追溯到人类的最早时期,也面向着人类的未来。”

人总是要成长,成长的一个最重要分水岭就是“独立”。最低层的独立就是能够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其次是起居可以不依赖他人,再上则是学会独立思考懂得自我判断,最高境界则是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提到“骄”“娇”的新生代,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一书中收录了《学风、学位和学问》一文,里头说:“身上一有‘骄娇二气’,就会‘批评不得,表扬不得’:批评了他就跳起来,表扬他就软下去。我在历史系多次跟研究生讲,我们不要把别人的鼓励当真,不要把别人的批评当假。因为,任何鼓励,既然‘鼓’字当头,必定在程度上会加码的,而只有加码才会起‘鼓’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不能全盘接受鼓励。至于不要把别人的批评当假,那是因为许多批评,为了让对方能够接受,都打了折扣。‘批评不得,表扬不得’,滋长了‘骄娇二气’。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尤其值得警惕。‘骄娇二气’,意味着弱智,智慧不够才会骄上加娇。一个人有了‘骄娇二气’,他的身上就没有任何忧患意识了。前人讲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明朝末年也有志士仁人发出呼吁,说‘都道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何不说救安救乐观世音菩萨’!过于安乐,就要出事。”

陈先生文中呼吁新生代要“戒甜”,不要一直生活在安乐中。治学更加是如此,不可以只图学习简单的、肤浅的、易学的。唯有“从难从严”,才能培养起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学生高中毕业,离家到师范学院就学,就该要“独立”。生活起居的独立不过是最基础的要求,假以时日,一定磨练得出来。学习上的独立则要靠自己不断纠正自己的态度,调整自己的步伐才做得到。

像师范学院这样的专科院校,学生学习更要独立,摆脱过去那种依靠老师、依靠教科书的学习模式,要能自学、多思考、多实践,才能积累到足够的能力与智慧,去应付未来职场上的挑战。

学院里的老师不是“保姆”,也不是“警察”,所以他们没有“全包生活起居”的职责,也没有“督促和监视”的义务。学院的老师更像是“摆渡人”,引领学生顺利过渡到对岸。

六祖慧能大师的“迷时师渡,悟时自渡”,更好的说明学习要独立的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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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日(7月20日)发布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三四七
让古人贴近今人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过:“作者水平的提高有赖于读者水平的提高。”这番话引发我思考。

过去,我一直相信“读者水平的提高有赖于作者水平的提高。”所以,我的“走近古人”写得大家看不懂,我还是很坚持。

其实,文章有多类型的。

我们写论文,是以探索大家不懂的问题为主,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是以最高程度的读者为准。一些常识性的话题,我们都当读者已经懂的,不需要再费笔墨阐述。这样的论文,是学位论文,或者是刊登在学术期刊的单篇论文。

如果著书立论,我们的文章却要通俗,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都得动笔墨加以阐述,以便读者看得懂。对做学问的人来说,不太喜欢出书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因为书本不像单篇论文那样简练,只提自己要探讨的新观念,一些旧的课题,或者老生常谈的,都要省略。书本看起来洋洋洒洒,对治学的人来说,却是过多“水份”的。多写书,自己的程度会停滞不前。

我给《星洲日报》写的文章,本来是当着我持续写学术论文的平台,不想多沾水份的,可是,逐渐的却发现不合时宜。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方卫平曾给我建议,要我捉紧这样的发表机会,给群众介绍中国古代的文化与人物;中国特级教师周益民也提过类似的说法,并且还希望我以自己的知识结构,给中国的中学生写“走近古人”。可是我却始终不想放弃自己的坚持。

可是,一边研究古代,一边研究儿童文学的我,却常常要面对矛盾,得寻求平衡点。

最近看中国省级特级教师管建刚的作品,他引述了多国的作文教学的课程纲要,例如英国这样强调:“针对写作目的和预期读者采用合适的文章体式”,“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还能西其他种类的依时间顺序的作文。为多种目的和读者,写各种类型的文章;并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为多种目的和读者,写各种类型的文章;并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美国的要求是:“明确写作目的和读者”,“选择一个你认为读者会感兴趣的主题”,“让读者看到故事的环境、人物和事件”;日本不说“读者”却说“写作的对象”,他们说:“考虑写作的对象和目的,依据对象和目的进行写作”;中国的吴忠豪教授也说:“没有读者的写作是没有生命的写作,没有读者的写作教学是没有生命的教学。” 凡此种种说法,都是在强调写作该优先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读者至上”的理论因此而建立。

中国近代教育家夏丏尊先生说:“读者意识是最大的写作技巧。”管建刚因此把“读者意识”列为作文的重要条件。

我毕竟是搞教育的,不是纯粹的学术人员。因此,我的文章也应该多考虑读者,让读者的满意度来成就我,让古人更加的贴近现代人。
上次由 老黄 在 05-11-14 周三 12:45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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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见报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三四七
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

被誉为“全美国最优秀的老师”的雷夫说:“从小我爸妈就鼓励我,要尽力对社会有所贡献,我看我自己具备的能力和热忱,教室应该是我最能贡献的地方。”

雷夫老师的父母给予孩子的指导颇有意思,灌输孩子自小就要有贡献社会的理想。这和中华民族的“三不朽”思想特质是很相似的。所谓“三不朽”是指“立德、立功、立言”。

先秦国别体史书《国语》有段记载:“鲁襄公使叔孙穆子来聘,范宣子问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子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其此之谓也?’对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 《晋语》)

这段话说鲁襄公让叔孙豹(穆子)出使晋国,晋国的范宣子问他:“古人有句话说‘死而不朽’是指什么意思?”叔孙豹没有回答。范宣子接着说:“从前我士匄的祖先,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为豕韦氏,在周朝为唐杜氏,周末落后,晋国继而代之,是范氏,古人所说的‘不朽’就是这个意思吧?”叔孙豹说:“以我叔孙豹所听说的,这叫做世世代代有官禄,而不是不朽。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死后,他所说的话世代流传,这才叫‘不朽’吧!”

《左传》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其后还有一段话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襄公二十四年》)

叔孙豹再说:“我听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能做到这样,虽死也不会被废弃,这才叫不朽。只是保存姓、接受氏,守护宗庙,世代不断绝祭祀,没有一个国家不会没有这样的家族,官禄再大也不能叫作不朽。”

我们今天就以“三不朽”作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一般上,我们解释三不朽是这样的:“立德”是指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立功”指建功立业,有功于民,有功于社会;“立言”指对后世、他人有言论贡献。

唐朝的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作这样的诠释:立德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於上代,惠泽被於无穷”;立功是“拯厄除难,功济於时”;立言则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襄公二十四年》)

我觉得孔颖达的说法比较完善可靠。我们若把“立德”当成高尚的道德修养,这是很抽象的说法。何谓高尚的道德修养?人们的道德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历经万世而不变的吗?孔颖达的“圣德立於上代,惠泽被於无穷”就深刻得多了,德行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一定要通过立功来表现,也就是给大多数人造福谋利,乃至功被于世,几代人都受到恩泽。在立功的当儿,个人又表现出光明磊落、高风亮节、耿介伟大的榜样。这样才堪称“立德”。

像美国的雷夫老师,就是在教育工作中“立功”,留下丰功伟绩,而当中他所表现的品质,就是立德;他的言论传开,就是“立言”。这与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美国人也可以如此表现,身为中华民族的你我,可有珍惜祖先留下的智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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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四九
老祖宗骗我们吗?

有人把一些对立的观点放在一起,再以醒目的标题“老祖宗在骗我们”贯穿,在网上流传。例如“量小非君子”和“无毒不丈夫”到底孰者为是?既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却又歌颂“浪子回头金不换”;一方面倡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另一方面又要我们“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谆谆善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转个头却又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导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却又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还真有见人讲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嫌疑。

其实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并不矛盾,而是我们太过执着,以为一句名言便可以走天下,放诸四海而皆准,不顾客观条件的差异,不看情境的不同。禅宗有个故事:有人问禅师:“狗子有佛性乎?”禅师说:“有!”过几天,又有人问禅师:“狗子有佛性乎?”禅师说:“没有!”两个前来询问者都高兴离去,苦了在一旁侍候禅师的小沙弥。到底狗可以不可以成佛?师父一下子说可以,一转眼又说不可以,到底哪个才是真理?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正确。“一时一样”其实是一种智慧,并非取巧。懂得审时度势,透视客观条件,才能掌握生存之道,任运自如,随意而安。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更改感恩他们给我们看到两头的极端,而不是一种权威的话语。早在先秦时期的百家思想,就突显了这样的一种智慧。

例如儒家倡导“三不朽”,勉励人要“立功、立德、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非常明显;道家却教我们“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出世思想何其浓厚?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勉励我们要勤恳向学,天天向上。可是庄子却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却告诉我们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是错的。

儒家的个人价值显现在与社会的互动上,道家的个人价值却突显在对自然生命的一种认知上。两者不但多有矛盾,而且往往更是对立的。传说是屈原所作的《渔父》,就把这种对立看得非常透彻,所以创造了一个与屈原处世观完全对立的渔父和他对话,形成一个则善固执和逍遥自在的两种品格的对立。

如果我们把这种对立看成两个点,点点一定会串成一条线,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感谢老祖宗给我们指出了那么一条宽敞的道路,让我们行在上面,游刃有余?我一向主张中庸之道必定显现在极端的后面,只有看到两头的极端(两个点),才知道中道在哪儿。中道是可以游离在两个点拉成的那一条线上,因人而异,因时而调整。看不到极端,表示我们已经落在另一头极端,五十步笑一百步,彼此彼此。从这个角度看待,发现极端何尝不是好事?

老祖宗没有骗我们,他们就是揭示两种矛盾的真理,让我们在两个对立面寻求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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