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3日
现在研究新方法,是个好风气,否则文学研究就会像“四人帮”时那么僵化。(张宏生说叶嘉莹讲词注重各人独特之处,而国内分析作品则将个性变成共性)这是原则问题,但也是修养问题,叶嘉莹、缪钺、沈祖棻讲词都有特色,就是细。他们除了能讲,也能写,深知其中甘苦,才能讲到点子上。文学是人学,归根到底,还是要归结于情感的表现。现在杂志省级以下的,文章公式化很强,都是一个模式。每篇作品有独特的构成,分析也要各异,根据不同的作品作不同分析。
我《古诗考索》的文章讲诗,也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不同的问题。虽然解放前我从未接触马列主义,但写文章也没有模式,解放后尤其是来南京以后,我有意识地探索新方法,力图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一般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只要不是教条地对待它,不搞得僵死、那它是有可以包容一切的宽容的。只是我有个忧虑——所谓“小民之忧”,就是引进新方法,不能使文学研究变成美学和哲学的素材或工具,那就颠倒了主客关系。这里有重点所在,即不将文学搞成哲学理论(比如控制论)的印证。引理论解决文学问题和用文学来印证哲学是有不同的,要从具体的作品出发,抽象出理论,发展理论。
当今搞古典文论的人,搞来搞去是研究古人怎样批评,而不自己进行批评。只是从古书中找些名词术语加以说明,不研究它出现时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因为这就牵涉到创作,而一讲到创作,许多人便束手无策了。他们研究刘勰、钟嵘、严沧浪、王夫之,却没有人自己成为刘勰,这就是不从文学出发研究的结果,也是古代文论研究上不去的原因。写批评史,王国维以后,自己不能成为一章,比如蒋寅的文学批评。这一点胡适之就好,不管人们怎么骂他和指责他,但他确实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在批评史上应该列出一章。
念《文选》看李善注是主要的,文选学大部分是李注学。骆鸿凯的书条例不全,有名词不适当的地方,可以考虑补订它,自己琢磨一些条例。
1985年6月6日
《文史知识》约我写文章谈治学,我就自己感受说有两点。其中一点是能与知、感与知相结合。首先要熟悉作品,先有爱憎然后有好恶,熟悉作品,与作家心灵沟通,爱上他,才能进行评价。还要创作,知甘苦。
拟古和模仿首先是学习,模仿到最后总会走出来的。任何有才能又不脱离生活的作家,最终都会从模仿中走出来。当然,没有才能的作家就窒息了。如周美成词,方千里等人有和周词,但无价值。又有作步周词的,也失败。周仍然是周,但他们都不是自己的。苏东坡学杜,早期《荆州十首》显然是学《游何将军山林》,但见功力,已显示出诗人的天才,只未见风格而已,后来就不同了。拟古和模仿除诗人本身的创造外,也有时代影响,陆机和古诗,有骈偶风;不是古诗平行之式。陆机正处于单偶交变时期,诗也略见。江淹的拟古则积累了不少经验,不是像陆机一句一起,而是得其精神,但也受齐梁风气影响,显出清来。总之,模仿是必要的,朱自清有拟古诗,是黄节先生的作业,一句一拟,是下功夫的。朱先生讲诗作诗有意思,是下功夫熟悉的。(我说拟古有竞争心理)那是出于崇敬古人,要与之竞赛的善良愿望,它正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事实上大家都有意学习古人并要超过前人,杜诗多用前人句,仇注一一注出,有些嫌琐碎和无意义,但目的是为创作提供比较和借鉴,并非如今人注解之意而已。
博士论文不宜做作家。当然,像刘后村,作个论文份量足够了,但问题是水平不够。因为有现成的框子可套,不外乎编年谱、考证等,而做一段文学史需要具备各种能力。
曹虹可考虑一下南北朝文学与批评的关系问题,因为现在都各自立论,很少从两者的关系及原因着眼。(曹虹说在考虑南北文化迁移的问题)是的,这个问题要联系到当时文风的不同和地理的差异,刘申叔的文章只是开了个头,还大可研究。佛学也是重要的影响。
(问唐末江湖诗人似与南宋江湖派有共通之处)但有重大的区别你考虑过吗?前者依附于藩镇,而后者是依附于官僚的,如姜夔就依附于范成大。唐代俸禄重外轻内,宋代南宋是重内轻外,文官地位高,待遇优厚,退休后往往购庄园养老。唐人题庄院园林的诗不多,而宋人极多。
1985年6月20日
(寅告刘崇德在辑唐佚诗)辑佚补缺的工作是不断可以进行的,但注意,辑佚所得的材料常不是什么重要的。《全唐诗外编》王重民补的敦煌诗,只有《云谣曲》和《秦妇吟》是有价值的。宋本张祜集的发现是较重要的,其他零星的就不甚重要了,至多对考证有用。科研首先应该着眼于基本材料,从中发现问题。一味追求新材料,会走到“红学”考证的路子上去。
科研有三个步骤,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努力证明自己的解决不错。只说努力,因为不一定就对。
我不主张一进学校就做论文,那么除了论文之外就一窍不通,毕业后不能教书。况且只有文学教授、文学史教授,总没有唐代文学教授或大历诗教授。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面。我要让你们学课程,读几部专书,就是要你们在做论文之前写几篇各种形式的文章,打下基础。
(寅提出想做大历诗研究)大历贞元正是两个高峰之间的波谷,很少有人注意,是可以做的。但要设想个好的角度去做,要让人耳目一新。还有,我看要注意到当时文化的各个方面,像树剖开看年轮,看其横断面,也是有意思的。当时的诗和古文似乎并不相关,是各管各的发展着的。《万历十五年》可以读一下,这写法是尝试性的,很有意思。写了四个政治、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来展现晚明的腐朽。
1985年9月7日
(寅与张宏生《左传》读书报告拟作与《战国策》说辞的比较)《左传》的说辞和《国策》不同,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你们可以进行对比,写成报告。但要从社会历史上找出原因进行分析。只作一下排比和对照那是大学生也能作的,博士研究生要能深刻地分析现象,透过它揭示出本质的方面。这是训练你们的历史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能力,所以不要限于文学的范围内,眼光放远些。这些工作对你们将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
(寅问对前呈读先秦典籍的训诂札记的意见)你写的札记我看了,有些还是有点意思的。看得出你读书是细心的,也用功夫,只是有些前人已说过了,周先生已指出。当然,这不是你的专业,不可能一一涉猎许多文献。这作为读书报告是可以的,但要发表就不行了。顾炎武作《日知录》,遇有别人说过的就烧掉,只存一家之言。这是我们祖先的科学传统,是应该发扬的。
现在让你们读几部书,取不同的角度做读书报告,可以培养不同的能力。我写文论的方法也不同。这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不然总是一个框框,十篇如一篇,就可悲了。
1985年11月4日
最近看萧涤非先生研究生的论文,他的文章别具一格,很有意思。这个人有才气,只是文中搬了不少洋典,没有必要。亏得我还是教会学校毕业,读过圣经文学,不然还得查书。引进新名词概念,只是在旧有的不能满足需要才行。如果是为了炫学或是其它,就有点哗众取宠了。
刚开会回来很累,还有一大堆信件要回,回信真是一件大烦事,还不能代劳。一般的信无所谓,私信尤其是老先生的信,不仅要自己回,考虑措词什么的还要费许多时间。这些小节不注意,有时便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你们今后也要注意。既然从我学,不仅要学习治学,也包括这些为人方面的一切。
大历贞元文学确实如你所说,有个从反思社会到对文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问题。这时候的诗人有一种迷茫,既不满现实,但又不知出路在何处,只能逃遁到内心深处,等到政权稍稳固些,方镇问题稍息,白居易等人就要革新了。
1985年11月12日
(寅说《文心雕龙》下篇是具体指导写作的规律,修辞要求有针对性)艺术规律和原理是多层次的东西,有的适应面宽,有的窄。诗赋有各自不同的规律,韵文有与散文不同的规律,整个文学又有自己的规律,都是规律。我们研究就是要确定研究的层次,然后把握住它的规律。
(寅陈述《文心雕龙》属于文章学理论体系的观点及对其成因的看法)这个设想很有意思,前面的部分可以成立,后面的尚不成熟,还要进一步思考。可以先把前面写成文章。(寅说那样太简单了,还是想对成因作个初步的解释)那也好。科研本来就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成熟写出来老师可以提意见。反正是读书报告,不一定急着发表。你们现在最好的就是有老师批评指点,我现在老师都故去,有谁来指点我的不是呢?
(张伯伟开课拟涉及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佛教教义是比较深奥的,与文学的关系可以探讨。但宜先从一些较浅近的入手,如《百喻经》、佛教故事,然后再读《五灯会元》等。在课堂上讲,有些问题讲不深就老实对学生交自己的底,不必故作高深,学生也许会有兴趣去研究。“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韩退之是很懂得这些的,韩门也很大。
1985年11月15日
(寅告在戴氏宗谱中发现梁肃撰戴叔伦神道碑)家谱的材料很丰富,常会保存些世所不传的东西。但要注意其材料是否可靠,因为古人爱附会名人,防止他作伪。还有古人经常闹宗系斗争,也会影响到材料的可靠性。以前我在四川时,族中要我去修谱,我便辞却,因为也是宗系间闹矛盾。
现在家谱的材料有待发掘,这需要各方面尤其是地方文管会的努力。但有时他们很保守,总占着一点材料慢慢摸。如果公开一下,大家研究岂不好?况且地方材料有限,人出物力都不足,只会延宕科研的进展,所以科研保守材料是最坏的。
1985年12月14日
(寅问自己写文章太长,是否因文章写得太尽)有些地方已是众所公认,便不必多叙,只要提一下即可。你们现在是博士研究生,写文章的档次要高点,除了观点的新颖外,内容也是面向高层的。一般的、别人已说过的不说,只说最有意义、最新颖的,那么你的文章就精了。陈寅恪作崔张故事考,说这两个形象是出于《游仙窟》,“其它论者多矣,寅恪不复再述”。孙望先生后来考证崔莺莺故事,写成一万七千字,看到陈文,马上删了七千,只剩一万字。我论《饮中八仙歌》也只论述八个屏风,其它从略。
写文章本身就是个功夫,有新观点有新材料,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我自己在这方面是要求高的。让你们写六篇报告,严格要求从各方面训练,那么到你们做论文时便会驾轻就熟了。我看了别的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似乎这一环节比较薄弱,只是平平叙来,不懂得作为一个学术论文或博士论文要追求什么。写学术论文决不比编讲义,要落尽皮毛,独存精神。
1986年5月22日
我一辈子研究杜诗,但没写什么文章,现在老师和学生共同写成一部书,也是个创举。贯串着一个方法,就是由点上升到面,从具体分析中得到结论性的东西,要提出些别人没谈过的东西,也不是全面研究杜甫。
莫砺锋或是宏生可以再写篇回溯杜甫与历史上人物的关系的文章。杜甫受屈原的影响很深,但不是风格上,而是精神上,对政治的敏感。贾谊和绛灌的矛盾不是什么思想的不同,主要是政治上的迟钝和敏锐的矛盾。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放在一起正是这个缘故。历来只有两个人,屈原与贾谊有那种精神,后来杜甫继承了他们的精神。顺便说一句,司马迁这个人是利害的,他把老庄申韩合传也是独具眼光的。老庄的放任反转为严酷,严而少恩。
杜甫晚年用律体来写政治,这是个独创。前人总是用五言古,杜甫独用七律。后来李商隐学他就学这点。
选自《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介绍我的太老师程千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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