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治学经验谈

程千帆先生门下人材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广受称道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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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也存在着“无信人之言”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开始研究前,必须对文献有高度的重视。对待文献无非是两条:一是求其全。现在的同学尤其是年轻人,本科生更是如此。南大的学生考分都比较高,考进来的都是聪明的同学,太聪明了,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老师让他写一篇小论文,比如评价李白的诗歌。他根本不读《李太白全集》,他读《李白诗选》,一百来首。有的甚至就看作品选所选的几首,便下笔总结李白诗歌怎样怎样,侃侃而谈,举例也就是那几首。当我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问他:李白共九百多首诗,你现在只读了一百首,就评价他如何如何,你怎么知道其他八百首诗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刚才说过我们这个学问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仅靠聪明是不行的。你至少也要把《李太白全集》看完,现在只读这部全集已经不够了,学界已有两本今人校注的《李白全集》,又补充了一些,当然真伪难定。所以我们对待文献第一要求其全。你研究某个作家,研究某个时代的文学现象,你读到的作品是不完整的、局部的,你得出的结论也一定是片面的

我当年读王力《汉语诗律学》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说到唐诗中间的犯孤平(所谓犯孤平就是平仄格律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句诗除了押韵的那个平声字之外,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平声字),而犯孤平是唐代诗人非常忌讳的。他的结论是怎么来的?他说:“《全唐诗》里犯孤平的例子只有三例。”《全唐诗》五万多首诗,近体诗起码也有一半,两三万的样子,中间只有三例,这个比例基本可以忽略。所以同学们写律诗、写绝句,一定要注意犯孤平的问题,犯孤平就是不合格律,就要救,要在后面多用一个平声字来救。我佩服王力先生,但如果我们把他说的例子拿到今天来说,就不够全面了。现在除了《全唐诗》之外,我们又有了《全唐诗补编》,又增加了六千七百首的唐诗,如果你要排除,一定要将《补编》里的唐诗排查一遍,如果没有,那才全面,这样,分母才是一个完整的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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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宋诗选注》

同样我们再举一个宋诗的例子。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个非常有名的选本,一本有学术意义的选本。钱锺书先生看过的宋诗当然很多,他是在博览群书后才来选的,而且其眼光也非常锐利,我们相信他所选的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当然,他也会受到时代局限,没能完全真实地表达他的意愿。有些他比较喜欢的诗人没有选进去。那时强调人民性,处在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他不敢也不能选。但排除这个因素,我们看他的选本还有什么问题。《宋诗选注》里有这样一个例子:选了南北宋之交的诗人吕本中的诗,选了他的一组诗,这组诗的写作背景很特殊,他这组诗在《宋诗选注》中的标题是《兵乱后杂诗》,兵乱就是战乱,兵荒马乱的时候创作的一组诗。诗写在靖康事变后的汴京。金兵围攻汴京,后来把北宋消灭了。此时的吕本中正在围城中,他目睹了金兵怎样围城,南宋军民怎样抵抗,然后怎样城破的,等等。目睹这些情况以后,他写了一组诗。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结论。钱锺书《宋诗选注》初版时,选的是两首,都是五言律诗,他下面加了注释:原作五首。钱先生从五首中选出两首,应该是选的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分子没有问题,那么分母呢?实际上,问题就出现在分母上。如果我们追问:吕本中在围城之际写的一组诗是五首吗?我们知道,实际上不是五首,也不是六首七首,而是二十九首。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想:假如钱先生看到了二十九首,再让他从中选,他会还选两首吗?会不会选另外的两首?会不会多选几首?这些是完全可以追问的。当然,在《宋诗选注》的修订本中这个问题已解决了。因为我做博士论文时做江西诗派,吕本中是江西诗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发现吕本中的这组诗原来是二十九首。不怪钱先生当时没看到,那书实在不大容易找到,是在吕本中的《东莱先生外集》里,此集大陆没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个本子,后来北京图书馆从他们那里拍了一个缩印胶卷,放在北图,我当时就借的那个缩微胶卷看的。钱先生在做《宋诗选注》时没有这个条件,没能看到缩微胶卷,后来可能是看到了,在修订版中又补充了。即使像像钱先生这样博览群书的人,在做选本、做学术工作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着他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否全面的问题。所以,我刚才举的王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的例子,就是想说明这一点。我们要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开始的时候你先要对你搜集到的材料追问一下是否全面、是否还有遗漏。全面搜集材料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只要不怕辛苦,努力地去图书馆寻找,去看图书馆馆藏目录,问题是很快就可以解决的,没有太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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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问题,而大家又重视不够的第二点是:文献的真伪问题。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你完全相信书,相信白纸黑字,就容易被误导,因为历史留存下来的书籍中,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不可靠”也有多种:由于传抄、翻刻,由于校对不精,由于有意伪造,甚至不法书商造假书,出版非法出版物,等等。我们如果用了不可靠的材料,对我们的研究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材料不全,你的结论可能是偏颇的,如果是一个假材料,你被它误导了,你得出的结论就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材料真伪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文献是有真伪的。前几年学术界争论比较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一般认为是晚唐司空图所写,但复旦大学的陈尚君认为不是司空图所写,是明朝人伪作。后来学界反复争论,现在较多人认为是元朝人所为,也还是有人坚持是晚唐司空图所写。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文献真伪问题,它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以前所有的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在讲到唐代尤其是晚唐诗歌,总离不开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很多书都是将其单列一章,体现它的重要性。说它体现了唐人独特的审美思想,体现了唐朝人对唐诗的理论总结。问题也就在这里,从文献方面看,如果《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人所写,而是元朝人所写,它怎么能反映唐代人的审美思想呢?最多也就是后人对唐代审美思想的一种回顾。现在的问题就是,原来的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史均要改写,所以说,这个问题的影响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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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讲一个影响小的例子。当我们看闻一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时(主要是四五十年代的论文),他们在谈到唐诗出处时,一般都引用《全唐诗》,说该诗见于《全唐诗》某卷,那个时候学者们认为没有问题,只要引用了《全唐诗》,材料就是可靠的,文献就是对的。但现在我们明确知道不对、不可靠,因为《全唐诗》中问题太多,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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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

《全唐诗》卷三八有一首王绩的诗,标题是《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是一首五言古诗,写得很有趣。内容主要是王绩问乡人家乡的情况,如我家院子里的梅花开花了没有,竹子活了没有,我家的亲戚怎么样了,一口气问了十二个问题,当然都是没有答案的。这首诗的构思很像王维的短诗《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当然王绩的诗比较啰嗦,没有这么凝炼。我当时读《全唐诗》的时候,读到这首诗时,眼睛一亮,为什么呢?读初唐诗,宫廷诗比较多,读到王绩的田园诗,突然感到一股田园气息扑面而来。这首诗文字质朴,很像陶渊明的诗,在初唐很难见到这类诗,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至于如何解读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这首诗的问题所在。关于王绩诗歌的版本现在有流传下来的唐写本,确实存在这首诗,可以肯定其来源没问题,可以放过去。

那么,对于《全唐诗》卷三八我们还有什么怀疑的呢?我们所怀疑的是下面一首诗,标题是《答王无功见乡人问田园》,就是回答王绩的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就是对上面那首诗的问题一一作答,从逻辑上看,一问一答,相互衔接,是没有问题的。从文献角度看,问题就来了。由于两首诗是一问一答式,所以两个作者应该是同时代人,我们来看《答王无功见乡人问田园》的作者署名是朱仲晦,问题是唐朝哪里有朱仲晦这个人?那么朱仲晦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原来这个朱仲晦根本不是唐朝人,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我做过朱熹研究,所以对他比较熟悉。朱熹字晦庵,一字仲晦,朱熹就是朱仲晦,那么南宋的朱熹怎么会写一首诗跟初唐的王绩进行问答呢?原来这是古人的一种写作习惯。最明显的例子是屈原写了《天问》,后来中唐的柳宗元写了一篇《天对》,一一回答屈原提出的问题。异代的人进行问答,在古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朱熹就是这样写的。有什么证据这样说呢?在南宋刻的《朱文公文集》里,就存在这首诗,其文集是朱熹的儿子朱在所编的,版本绝对可靠。于是《全唐诗》里的文献错误就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研究。我曾经看到我们江苏某兄弟院校的老师集体编著的一本书,里面就有这两首诗,说这两首诗写得十分有趣,他们一问一答,语气亲切,以诗歌的形式交流,等等。那本书分析得很仔细,文字也很优美。可问题是,王绩和朱熹一个在唐,一个在宋,如何能亲切地交流?如果说该院校的老师们所编写的书仅仅作为通俗性读物,情有可原,那么我们来看学术性的书如何。山西大学的康金声先生做过《王绩集编年校注》,在为《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注释时,“乡人”就注释为朱仲晦,也是被误导了。所以文献错误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研究,影响我们的判断,影响我们对文本的解读。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是偶然搞错的话,那么《全唐诗》里还有不少是有意造假之作。《全唐诗》里有一个诗人单独编成一卷,他叫牟融,他大概有69首诗,如果用他来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数量上正好。但假如哪位同学选了牟融来作研究,那你就会很不幸,你的论文也就呜呼哀哉了,为什么呢?因为《全唐诗》里牟融这一整卷诗都是伪造的,唐代根本没有牟融这个人,那么《全唐诗》怎会有他的诗呢?假如有人研究的话,只看他的诗,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中唐人。他的诗歌里有跟朱庆馀、张籍进行问答的,乍一看,牟融应该是中唐人,是张籍的朋友,那你就上当了,因为根本没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哪里来的呢?陶敏先生用坚实的考证证明了这些诗都是明朝人的诗,是明朝的不法书商伪造的,把无名诗人的诗拿来改头换面。比如说,它原本是赠明代的某某人,把它改成赠朱庆馀的,然后说这个是牟融的诗,是新发现的唐诗孤本,然后把它刻印出来,因为明代诗坛上宗唐,诗歌创作追步盛唐,一旦有海内孤本的唐诗出现,大家都争相去买,不法书商就赚钱了。不幸的是它被编进了《全唐诗》。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唐诗,用《全唐诗》中的材料,一定要非常小心,看看它有没有问题,特别是一些罕见的版本,正如陈垣先生所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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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全唐诗》很大,加上现在的补编有五万多首诗。我想,一般的同学也没必要把它全部读一遍,我也只是通读过一遍,读得很痛苦,因为有些诗很糟糕。唐诗并不是篇篇珠玑,有些诗很差,甚至比我写的诗还要差些,(笑声)这些诗读起来没什么味道。假如有人去通读,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一般同学不会通读,所以上面说的危险离大家还很远,正如伊拉克有地雷有炸弹,我们不去伊拉克,危险就不会威胁到我们,问题不大。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身边有没有其他危险,离我们比较近的危险有没有呢?有!当你读唐诗选本的时候,有没有文献问题呢?有!每本书都有不同的版本,在翻刻、翻印的过程中,它的文本同样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以《唐诗三百首》为例。《唐诗三百首》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唐诗选本,应该说所有的唐诗选本中没有哪一个选本能像《唐诗三百首》这样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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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注本《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曾碰到过的。南大的学生很喜欢提问,尤其是本科生,我几年前给本科生上课时,遇到过这么一个问题。在讲唐诗时,我顺便讲到《唐诗三百首》,说了对该选本的一些看法。我说《唐诗三百首》选的好,初盛中晚,大家名家,包括各种诗体,选目比较有代表性。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缺陷,它没有选李贺的诗,一首都没有选。为什么不选李贺是缺陷呢?因为无论我们从哪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李贺的诗歌在唐诗中间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如果是我来选,我会选他的诗歌四到五首,这样才比较符合他的真实地位,《唐诗三百首》一首都没有选,是不对的。我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女同学站了起来:“莫老师,您说的不对!”我说:“什么不对?”她说:“《唐诗三百首》已经选了李贺的诗歌!”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已经五六年没给本科生上课了,如果今天有同学站出来说我不对,我肯定承认我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老年昏聩了,快六十岁了,头脑糊涂,记不清楚。可那是我还没有老,头发还没有白呢,头脑记得也比较清楚。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家里的《唐诗三百首》有七八个版本,我都看过的,而且看过不止一遍,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李贺的诗呀。我就怀疑地问那个学生:“有吗?”那个学生很快就从书包里抽出一本《唐诗三百首》,非常熟练地翻到那一页,拿给我看。我一看,果然是李贺的诗,一共有四到五首,像《金铜仙人辞汉歌》《梦天谣》《苏小小墓》,都是我所喜欢的,让我选我也会把这些诗选进来。翻开封面,是《唐诗三百首》啊,清蘅塘退士编,没有什么“改编、改选”的字样,前面没有前言,后面也没有后记。我当时是目瞪口呆。这可是给学生上课啊!我就对学生说:“大家停一下,我来翻翻书,找找原因。”我翻到最后一页,我恍然大悟,就把这本书还给那位同学。我说:“这个不算,你这是本伪造的《唐诗三百首》。”那个同学理直气壮地说:“这怎么会是伪造的呢?我又不是从地摊上买来的,我专门跑到新华书店去买的,出版社是华北某省的人民出版社。”我说肯定是伪造的,我有证据证明它是伪造的。这本《唐诗三百首》不但选了李贺的诗,而且它还选了另外一位诗人的两首诗,其中有一句由于张艺谋的一部电影而风靡一时:“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黄巢有两首咏菊花的诗,一首是:“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于桃花一处开。”一首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两首诗竟然选进了《唐诗三百首》,那么很显然这个版本是伪造的。为什么呢?因为《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年代我们很清楚,是在清乾隆二十九年由江苏无锡人士孙洙选编,乾隆二十九年正是文字狱最严酷的年代,满族统治者要消灭汉族人的民族意识、反抗情绪,就拼命地搞文字狱。那时有人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要被满门抄斩,居然有人编选《唐诗三百首》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编选在内,还能风行海内,这可能吗?所以我说这是一本伪书。

我当时对他说:“很幸运,你是本科生,不要写什么论文,假如你是研究生,你就要倒霉了!”因为校方对研究生有这么一个规定:要发表论文。假如哪位研究生看到了这本《唐诗三百首》,写了篇论文,写什么呢?说清乾隆年间思想非常开放,没有什么禁忌,一个唐诗选本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编选在内,不但没有遭到严禁,还风行海内,说明当时社会是多么和谐。这不是开玩笑嘛!这样写岂不荒唐!所以,错误的材料,我们要非常的警惕。事后,我搞清楚了究竟怎么回事。原来是华北某省的那个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在重印《唐诗三百首》时觉得不满意:怎么没有李贺的诗歌呢?就补几首进去。这位先生又特别喜欢黄巢,一看也没有黄巢的诗在里面,于是就补了两首进去。他补进去了,但没有作说明。像上面这样恶劣的例子,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比较常见的是诗作本身没有被偷换,但是由于校对不精或传抄的关系,他的文本发生了变化,字句发生了变异。我这里也举个例子,同样是《唐诗三百首》。

我1986年到哈佛大学访问,因为没什么事情可做(访问学者很自由),我就去旁听他们的课。当时我去听了一位美国副教授开的研究生讨论课。他讲唐诗,当时很有兴趣,也很好奇,就想听听外国人怎样用英语来讲唐诗。我是外文系出身,有一点外语基础。当时讲的是《唐诗三百首》里韦庄的《金陵图》,原诗是:“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首诗的正确标题应该是《台城》,《唐诗三百首》里叫《金陵图》,写的是南京的一个画面。美国人很能侃,这首诗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来分析去,当然了,他的话我没有完全听懂。大家上英语听力课时,肯定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某个单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你就能把它抓住。我听他的课也是这样,有一个单词的频繁出现:crow,汉语的意思是“乌鸦”。他反复讲乌鸦怎样怎样。我当时就很纳闷:这首诗跟乌鸦有什么关系?后来我搞清楚了,原来是“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中的“鸟”字被他解释为“乌鸦”。他的大意是这样的:在中国人看来,乌鸦是不好看的鸟,“乌黑”就是从“乌鸦”来的。乌鸦的叫声不好听——嘶哑。所以中国人都觉得乌鸦叫声不吉利,都很讨厌它。晚唐诗人韦庄走到南京的古城墙下,春雨霏霏,杨柳丝丝,正是鸟语花香的季节,但是六朝古都繁华衰落的城墙上,竟然只有一只乌鸦在那里叫,你想这是多么的凄凉。他说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乌”字,这是诗眼,一个“乌”字,全诗意境全显出来了。他讲完以后,看到我在旁听,回过头来问我:“莫教授,我讲得怎么样?”他大概很得意。我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据我所知,这首诗里面没有“乌”字,是“鸟”字。他不相信,马上回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唐诗三百首》,翻给我看。果然是“六朝如梦乌空啼”,是一个台湾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是繁体字,“鳥”字少了一笔变成了“烏”字。他给我看的《唐诗三百首》里确实是印的“乌”字,但是我说这肯定是印错了。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不可能是“乌”字。这是首七言绝句,又是晚唐的韦庄写的。韦庄是词人,他更是非常讲究平仄的。如果是“乌空啼”,则是三个平声字连用,变成了三平调,这是律诗的大忌,晚唐人是不可能写出三平调的。所以平声字“乌”一定是仄声字“鸟”。他听得似信非信,当时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说实话,出于维护中美人民友谊的良好愿望,我还没说另外一条呢。我本来想说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鸟”字上。清初的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过这样一个原则:“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首诗就好在韦庄的意思是自然不变、永恒,尽管南京已不是都城了,但是依然鸟语花香、杨柳依依,只有人事变迁了。如果说春雨霏霏的南京城头只有一个“乌鸦”,这首诗也就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了!上面这个例子说明:《唐诗三百首》也有一个文字的问题,流传中文字发生了讹变。

扯的太远了,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我本来是想讲这样一个问题:我在读《唐诗三百首》时读出了一首宋诗。2001年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唐诗三百首》中有一首张旭的七言绝句《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我考证了它是宋朝书法家蔡襄的诗,混进了《唐诗三百首》,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文章。

上面就是我说的第一点。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时,应该非常注意文献的问题。文献是否全面,文献是否可靠,也就是文献的真伪问题,将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研究结果,甚至会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如果是受到了一篇伪文献的影响而写就的论文,那么你的论文将可能完全被推翻。

>原载《东方丛刊》2008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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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治学经验谈:文献与史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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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先生

下面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史实。古代文学,它的发生背景是在古代,发生年代距离我们很遥远,一个文本到底有什么样的发生背景?这个作品是作家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创作而成的?作家的心态如何?他本人当时的遭遇如何?这些对我们理解文本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的新批评派非常强调文本本身的独立意义,文本是自给自足的,一个文本和作家没有关系,他们反对研究作家,反对作家评传,认为研究作家会影响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这种观点至少说在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代抒情性文学像诗词等,是不可取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搞清楚作家的生平和文本的创作背景,对于我们理解文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在解读文本时,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就是作家研究,也就是作家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史实问题。(像宋代文学,新旧党争、元祐党争等,就是作家研究中很重要的背景材料。)下面我就举一些具体的例子看一看作家生平如果搞不清楚,对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反过来说,如果搞清楚了作家生平,对我们的研究究竟有什么帮助。

上世纪80年代,李白研究界争论最多的是李白究竟几入长安的问题。南大举办唐代文学研究会是在1990年。我排代表名单时特意将那些研究李白几入长安的学者分进同一组,这样便于他们讨论时有共同的话题,也不会影响到别的学者的讨论。为什么学界那么关注李白几入长安的问题呢?旁观者如果不是研究李白,或者说研究方向距离比较远的,会很纳闷: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花那么大的力气?我们知道,我们搞清楚了李白几入长安,不仅是对李白这个人的生平经历有更详细的理解,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李白很多诗歌的解读。李白有很多诗歌是在长安写的,如果不搞清楚李白几入长安,具体到某一篇作品是哪一年在长安写的,理解时就会产生矛盾。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有研究价值的。下面再来看杜甫研究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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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甫的生平,学界研究的比较清楚。相对于李白来说,李杜同时代,同属于一流大诗人,但是李白的生平现在依然有很多谜,例如李白的婚姻情况,李白有没有婚外的性伴侣等等。杜甫则不同,他的生平经历没那么复杂,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的作品比较忠实的记录了他的生平,他的诗歌既是对时代的忠实的记录,也是自己的真实写照,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样的遭遇,都写在他的诗歌里面。所以目前对于杜甫生平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细节性的问题。请看下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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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杜甫评传》与《杜甫诗歌讲演录》

第一个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经过长安十年求官的痛苦经历后,终于有了结果,朝廷给了他一个官职:河西县尉(县尉就是我们现在的县级局长一类吧)。杜甫没有接受,他推辞了。唐代时如果授官你推辞的话,是可以改授的。朝廷就给杜甫改授了官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两个官职等级只相差一点,一个是从八品下,一个是从八品上,都是下级官员。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杜甫为什么没有接受河西尉这个官职?他自己有一首诗《官定后戏赠》,就是官职确定以后,开玩笑送给朋友的诗。《官定后戏赠》一开始就说:“不作河西尉,凄凉怕折腰。”这首诗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第一个是郭沫若。郭老说朝廷给杜甫河西尉这个官职,他不做,因为杜甫一心想做大官,不愿去穷乡僻壤接近劳动人民。(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面,凡是杜甫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凡是李白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河西尉距离长安很遥远,很偏僻,在现在的四川宜宾附近。山东大学的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的说法则完全相反,他说这是因为杜甫关心劳动人民。因为县尉这个官是直接向劳动人民催交赋税的,所以高适被任命为封丘尉时,就不愿去做(高适《封丘县》中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说杜甫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愿做河西尉。同样一句诗,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我看他们的根据都是把河西县定的距离长安很远,说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在四川宜宾附近。河西县究竟在哪里?郭沫若应该是沿袭闻一多的结论而来,闻一多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里说过,河西县在云南姚安。后来我查检了资料,原来他们都搞错了,实际上河西县既不在云南的姚安,也不在四川的宜宾,河西县就在陕西,距离长安不到两百里的地方,在黄河边上,距离京城很近。本来古代文学研究很关注历史上地名的变迁,某个地名在这个历史时期叫这个名字,到另一个时期它就变化了,变成另外一个名字。闻一多说的云南姚安的河西县,历史上是有过,公元750年,云南的河西县已经被南诏攻破占领了,就在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尉时,唐王朝正在和南诏打仗,正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战乱年代,当时该地区已经不属于唐王朝了,试问又怎能派遣官员去一个已经沦陷的地方做官?这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郭沫若说的宜宾附近的河西县,根本就不存在。我估计他是查看了《地名大词典》,《地名大词典》说河西县属于剑南道,剑南道的管辖范围包括云南,剑南道首府在宜宾,所以他才说在宜宾附近。所以说他们两人都搞错了河西县这个地名。

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要经常翻看地理志一类书籍,这方面就会比较清楚的了。所谓河西县,在杜甫的那个时代就在距离长安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后来改名夏阳县,今天改名为合阳县,在杜甫那个时代先后有六十年就叫河西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杜甫不愿去河西县做官不是嫌它是穷乡僻壤,是因为他有陶渊明的前车之鉴,他不愿意向乡里小儿折腰,杜甫不能忍受向那些低素质的长官恭恭敬敬地行礼!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细节问题,仅仅一个地名,就直接影响了我们对杜甫这一时期思想的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史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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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关于杜甫的例子。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被安史叛军俘虏到了长安,幸亏他官职太小,否则就逃脱不了,因为官职小,不会引起叛军太多的注意。于是,在第二年他从长安逃出来,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当时唐王朝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凤翔。到达凤翔后,朝廷让他做左拾遗,也就是给朝廷提意见的官。杜甫这人很老实,他真的就去拾遗了,向皇帝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完了,皇帝就不高兴了,就逐渐疏远了杜甫,最后是让杜甫回家探亲。杜甫就回老家陕北羌村探亲,此行的结果大家都比较熟悉,都读过《羌村三首》,除了《羌村三首》外还有一首《北征》诗,这也是杜甫集中最长的叙事诗。我经常劝学生一定要把杜甫的《北征》好好读一读,我认为这是杜甫最好的诗

《北征》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杜甫此行的时间记录的非常清楚:“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就是肃宗皇帝的第二年秋天(763年)闰八月的初一。这一天他离开了凤翔,去陕北老家探亲,看望他的妻儿,杜甫此行带着一位仆人(此时的杜甫官职较高,薪水多点,有条件带个仆人。)杜甫写途中的情景说“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意思是说我已到了水边,我的仆人还在树顶上。胡小石先生讲杜诗时曾经问过:“人非猿猴,怎会爬到树顶上呢?”当然,他的解释非常好:杜甫走的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地貌大家都比较熟悉,沟壑纵横,就是说杜甫已经走到了谷底的溪水边,而他的仆人还在山坡上(那时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要比现在的好,山坡上还有树),看上去就像是在树顶一样。

前人读诗读得很细。金圣叹读到此处就有疑问:为什么主人跑到前面了,而仆人还在后面?他的解释是:因为杜甫急着要回家探亲,去看望他阔别已久的妻子儿女,仆人就没有这个心态,所以就在后面逍遥自在。他的这种解释很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封建时代,仆人是受雇于主人的,是不可能落后于主人独自在后面消遥自在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来是两人的行走状态有异。杜甫是骑着马的,仆人则是步行的,还挑着一个担子,因为我们看《北征》诗,写杜甫到家后,他从行李里拿出来好多东西。除了给儿女、给妻子添置衣服和床上的铺盖外,还有化妆品。写到他的妻子本来面黄肌瘦的,化装后就容光焕发了(古代妇女化妆是给丈夫看的,《诗经》里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丈夫出征后,妻子在家里蓬头垢面的)。问题是杜甫和他的仆人一起走,杜甫骑着马,他的仆人没骑马,是步行还挑着担子,所以落在后面,这个问题也搞清楚了。如果我们大家要再追问的话,那么杜甫为什么只有一匹马?这匹马是哪里来的?我们很清楚,此时的唐王朝,物质条件非常贫乏,政府正在集结军队,所有军马都要为军队所用,准备反攻长安。所以那时候朝廷里面很多大官都是步行上班,杜甫仅是一个左拾遗,哪里来的马骑?这个问题其实不大,因为杜甫另外一首诗《徒步归行》也是这次旅途中间所写,他在里面写到了借马,写的是向一个李特进将军借的马,他说:“须公枥上追风骠。”我的妻子儿女都正在家里等着我回家,我要借一匹快马回家,这里面说的很清楚,马是借来的。那么,杜甫这匹马是怎样借到的呢?旧注说是走到半路才借的,离开凤翔时,没借到马,主仆两人都是步行,走到了邠州,他的一个朋友驻扎在这里,这样才向这位朋友借的马。在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出现之前,我们对杜甫此行的了解就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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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贻焮与《杜甫评传》

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写得很详细。陈贻焮先生对很多细节问题进行追问,这一追问,问题就出来了,他发现这匹马不是从邠州借的,而是离开凤翔前就借到的,也就是说,杜甫一离开凤翔,就是骑着马的,他的仆人就是步行的,两人就是这个状态。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杜甫离开凤翔,走到邠州,然后再走到鄜州——羌村的所在地。在凤翔和邠州之间有一个地方叫麟游,这里有唐皇帝的行宫——九成宫,杜甫有一首《九成宫》就是在此时此地所写,其中有一句“驻马更搔首”,意思是把马停下来,惆怅一番,这说明他到麟游时就是骑着马的。麟游在南边,邠州在北边,此时的杜甫心急着回家探亲,不可能到邠州借到马后又回到麟游去游览九成宫。所以他一定是在路过麟游时早已借到了马,这样的解释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杜甫的一个老朋友,是当时驻扎在邠州的李特进将军,由于时局原因被调集到凤翔,杜甫就是向他借到的马。一直到这里为止,我们对杜甫《北征》里面“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的意思解读,才算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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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举的两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当我们阅读、分析古代文学的文本时,搞清楚具体的史实,哪怕是非常细小的问题,对我们解读文本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来我今天要谈的问题是比较重大一点的——杜甫之死。杜甫是大历五年(770年)去世的,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在于杜甫的具体死亡方式,学界有三种说法:一是在这年夏天因为水灾不能走,多吃了点牛肉、多喝了点白酒死的;二是这年秋冬之际,病死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三是这年夏天在耒阳一带碰到洪水,淹死的。我本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郭沫若则持第一种说法,他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杜甫是因为牛肉白酒吃多了,因为是夏天,在唐代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冰箱,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郭沫若是学过医学的,他知道牛肉过了二十四小时是最容易变质的,肉毒素最厉害,所以他说杜甫是食物中毒而死的,这种推测实在有点居心不良!

说实话,唐人关于李白、杜甫的死亡,各有传说。关于李白的死亡传说多是浪漫性的,而杜甫则不同,甚至与之相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想可能的原因就是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吧!对于浪漫主义诗人,他活着是浪漫的,他死亡也应该是浪漫的;而杜甫太现实了,一生穷困潦倒,最后的死亡也应该是很悲惨的。这些都是民间故事编造出来的,学术上是不足为据的。关于杜甫的死亡我曾经有一篇论文《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里面详细论述了我的看法。同学们如果感兴趣,不妨去看看那篇文章。我认为,像杜甫之死这样的史实,确实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大问题。弄清楚这样的史实,有助于我们对杜甫这个人,以及杜甫的某些作品的理解,所以值得花精力去深入探讨。

今天我们关于文献与史实的问题就说到这里。总的说来,我希望同学们在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一定要对文献与史实这两个方面给予密切的关注,要使我们的整个研究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要使我们的结论具备可靠的逻辑起点。

>原载《东方丛刊》2008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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