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学师承
武先生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就读，是个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共大就学时特别喜欢追究问题，凡有疑问处总爱刨根问底，没合适的老师可问就查字典，因此把字典翻破了几本。那时同学间传说他能把每个字页码背下，同学们甚至测试他字典页码，武先生果然都答得很准。他谦虚地说：其实不是每个字，他们测试的都是常用字。
受共大一位陈老师影响，武先生很早立志走学术的路。这位陈老师，民国时做过县长，50年代后改做教师，文革中发配到共大。陈老师家中有很多文学著作，武先生常到他家借阅。他笑说陈老师个人藏书比共大图书馆藏的还多，
后来才知不是陈老师藏书多，而是学校藏书太少。认识这位老师，武先生便爱上文学。入大学时，陈老师叮咛他以后要继续深造，并告之研究生即大学毕业后深造的阶段。因此大学一、二年级大家尚无研究生概念，他便思考未来方向。他犹豫着，要么成为作家，抑或学者。他年轻时确想成为作家，听了陈老师的话后，便知
作家与学者的区别：作家创作作品，学者研究作品。自己喜欢读书，也觉得似乎没有创作才华，便决定成为一位学者。
武先生一直喜欢读书，文革时高考制度中断，但他对读书一直维持热忱。共大毕业后留校担任语文教员，教授国文。一边带学生劳动一边读书，同时一边教课。他回忆曾有一周没有上床睡觉：上午在学校教课，吃过饭后带学生劳动，晚上看书到深夜，累了就扒在桌上睡过去了，天亮又回学校教课。日复一日，甚至腿上的泥巴都没机会洗掉。这样不仅培养不怕艰苦的毅力，没时间读书更加珍惜机会，到处收集图书。
1977年高考恢复，武先生笑说高考制度救了很多人，也救了他，因为才有机会上大学并顺利走上学者的路。但即使无高考，他也照样读下去。他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深信“天才等于勤奋”。大学四年武先生毫无愧色，百位同学当中最用功，甚至读研究所也是全年级中最勤奋。
武先生觉得立志要早，大学便立志研究古典文学，选择专业时更觉古典文献适合自己。文献整理需以小学为基，他正爱好语言文字，大学对古代汉语特别下功夫。对语言文字的扎实基础，于是选择古典文献学。当时他意志坚定，不懈地追求目标，1984年如愿考入四川大学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门下，跟随杨先生校勘整理古籍。学习中仍重视基础学科，对于文字、训诂、音韵特别用心，甚至听了两次音韵学课程。考进川大时，杨先生已快70岁，武先生也帮其誊抄初稿，如参与誊抄《抱朴子外篇校正》，也是很好的学习过程。
▲1989年，杨明照先生八十大寿，与弟子吴朝义、王锺陵、曹顺庆、李建中、武秀成合影。
武先生提及杨先生是古文献非常有造诣的大家，虽其博士招生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但主要是批评史文献整理，最出色便是整理《文心雕龙》（下称《文心》）。杨先生高中始研习《文心》，大学在川大中文系师从庞石帚，毕业论文《文心》研究获得一百分。后在燕京大学读研究所及至川大服务，从没放弃对《文心》的研究，《文心》成了一生最重要的研究，取得瞩目成果。《文心》研究界称他为龙学泰斗，重要成果有《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及《补正》。
杨先生在武先生求学时便多次说到其治学方法是“滚雪球”，选择富有学术含量、开采价值的主题，之后不断开采下去，杨先生选的便是《文心》，因为很有价值，不断开采便能取得丰硕成果。杨先生认为这样的治学方式适合一般学者，因为其自谦不属于才华洋溢型。如果治学不集中，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较难有深入成就。这个方法深深影响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