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陵功臣非公谁——怀念陈贻焮先生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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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陵功臣非公谁——怀念陈贻焮先生
作者：莫砺锋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陈贻焮先生（1924.11.16－2000.11.19）是著名的唐诗专家，杜甫研究专家。今天是陈先生93周年诞辰，再过三天，又是先生逝世17周年的忌日。谨以莫砺锋教授的这篇文章作为纪念。

▲工作中的陈贻焮先生

[老黄]

对于古代文史研究界来说，今年（2000年）似乎是流年不利，一年中竟有好几位学界前辈离开了我们。难道因为今年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所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学界耆旧纷纷离去，以象征这个学术时代的终结？

今年6月，我痛失恩师程千帆先生。不久收到葛晓音学长的信，说陈贻焮先生病得很重，神志不清，以至于不能对程先生的谢世有所表示。到了11月，便传来了陈先生去世的讣告。半个月后，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来信，约我写一篇纪念陈先生的文字。我与陈先生交往很少，事实上只见过一面，那是在1988年秋，我到太原参加山西大学主办的唐代文学讨论会，在会上见到了闻名已久的陈先生。可惜除了在会上聆听他的发言外，竟没有能向他当面请教。这一来是由于我向来怯于与名人交谈，总觉得自己想提的问题很浅薄，怕闹以莛叩钟的笑话。二来也是由于会下总有许多人围着陈先生，我根本没有机会走近他。我只是远远地望着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学者（其实陈先生那时并不老，但我当时的感觉如此），心想这就是《杜甫评传》的作者啊。

陈先生是千帆师的好友，千帆师曾把陈先生亲笔题赠的《杜甫评传》上卷借给我读过。太原会议后不久，我又读到了由陈先生赠给千帆师的《杜甫评传》中卷，紧接着又是下卷。庆幸的是，当千帆师退休以后，因为由我接着给研究生讲“杜甫研究”的课程，又因为南京大学思想家中心约我写一本属于“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杜甫评传》，千帆师便把陈先生亲笔题署的三卷本《杜甫评传》都转送给我了。于是这三卷本的皇皇巨著便一直站立在我的书架上，而且还经常摊开在我的书桌上。每当我看到扉页上“千帆先生教正一一陈贻焮敬奉”的题署，一种亲切之感便油然而生，还常想起杜甫的诗句“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然而如今再看到这题署时，心中涌起的却是悲凉之感，想到的杜句也变成“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了。

[老黄]

我热爱杜甫，并由此而敬爱对杜诗学作出贡献的学人，陈贻焮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界前辈。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杜诗学无疑是学术积累最为丰厚的一个领域。“千家注杜”的说法虽然稍有夸张，但只要看一看《杜集书录》便可知道，历代关于杜诗的注释、评论、研究等著作确实已近千种。所以要想在杜诗学中进行新的开掘，洵非易事。当然由于杜诗是一个取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意义是永远不可穷尽的，所以当代的学人仍在对杜甫进行新的研究，但是能作出较大贡献的毕竟不多见。陈贻焮先生堪称是当代学人中研究杜甫创获最丰的一位，长达百万字的《杜甫评传》堪称是当代杜诗学中的一座丰碑。对于这部巨著，我没有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价，在一篇短文中也不可能那样做，我只想说一说自己研读此书的零星感受。


▲《杜甫评传》

首先，我惊讶于陈先生对杜诗以及相关材料的熟悉程度。在这部评传中，凡是与杜甫有关的材料，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而且总是在最恰当的地方予以运用，信手拈来，似乎全不费功夫。如果不是平时烂熟于胸，只靠临时查检，是绝对不可能如此驾轻就熟的。朱熹曾自述他读《诗经》的经过：“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这是朱熹编撰的《诗集传》成为《诗经》学上的里程碑的重要原因。我觉得陈先生对杜诗，也已达到如此精熟的程度，这是《杜甫评传》成为杜诗学史上的里程碑的重要原因。然而《诗经》毕竟只有三百篇作品，而杜诗却多达一千四百多首，再加上“千家注杜”的学术积累，要付出多大的心血才能达到如此的境界啊！

[老黄]

其次，我钦佩陈先生钻研的深度，他对杜甫的生平、时代背景、家庭背景、交游，每一首诗歌的写作背景、内容、艺术特征、影响等方面无不进行深入的思考，或平亭众说而予以折衷，或廓清旧说而另立新义，总之，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贤识小，我只举一个细微的例子：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秋，杜甫离开凤翔到鄜州的羌村去探亲，作《徒步归行》，诗中说：“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又说：“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此诗各本皆有原注云：“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州作。”历代注家对此都无疑问，并据此而认定杜甫此行走到邠州后才借到马，而在此之前的一段路程则是步行的。因为当时正值唐军准备反攻长安之际，公私马匹都集中到军中，杜甫无马可骑，故向李嗣业借马，这是很符合逻辑的。然而陈先生却敏锐地注意到，杜甫此次旅途中所作的《九成宫》一诗中已经写过“驻马更搔首”之句，而九成宫地处麟游，杜甫从凤翔往东北方向前往鄜州，应是先经麟游，再经邠州。当时兵荒马乱，杜甫又急于回家看望家人，他不可能走到邠州借马后再折回麟游去观赏九成宫。所以陈先生指出，上述“原注”有误，杜甫实际上在凤翔就己向李嗣业借到马了。应该说此处的考证并不十分重要，但一斑窥豹，我们由此可见陈先生所下的功夫之深。

第三，我推重陈先生对待学术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杜甫评传》上卷出版于1982年，问世后即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时隔六年之后，中、下两卷出版。在下卷第983页的注29中，陈先生引了秦凤岗《谈谈葵藿》一文，认为杜诗“葵藿倾太阳”一句中的“葵”系指戎葵而不是向日葵，因为后者是十七世纪才引进中国的植物，并坦承：“本书上卷二六七页也误以‘葵’为向日葵，应更正。”《杜甫评传》是一本体大思精的名著，而误解“葵”之含义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在一本四十万字的著作中出现这么一个错误，真正是白璧之微瑕。然而时隔六年之后，陈先生却对此念念不忘，并郑重其事地坦承错误。这种虚怀若谷的作风和精益求精的学风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陈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杜甫评传》将作为杜诗学中的一个里程碑而永世长存，他的高风亮节和学术贡献将永远受到后人的怀念。

2000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