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带07]专题：文学如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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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越少，是否代表難度越低？字數增多，是否代表難度也跟著提升？字數的限制，是否符合兒童的語文學習規律？其他國家的小學語文敎材，是否也同樣有著類似的字數限制？以下是一篇文本同時被選入台灣、中國和日本小學語文敎材的案例，值得參考。美國兒童文學作家艾諾·洛貝爾（Arnold Lobel）有一篇兒童故事〈等信〉，全文將近一千二百字，在台灣的敎材裡面刪成了兩百多字的〈小雨蛙等信〉，在中國的敎材裡刪成五百多字，可是日本小學語文敎材卻將它全文收入，而且三者都在小學二年級的上學期。由此可見，字數限制的背後，只是敎材編者語文觀的不同，並無絕對的理論依據支撐。

——郭史光宏〈節選與改寫：小學華文敎材的編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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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敎育寧願向著「政治正確」的目標靠攏也不以審美和趣味為依歸，實在可惜。國中語文敎育中比較能夠與文學掛鉤的「名句精華」， 則是一條又一條斷章取義式的文句摘錄，讀起來索然無味，更甚的是考核方式要求學生死記硬背，無不成為學習語文的另一負擔，以及深入文學境界的障礙，難以激起學生任何進一步探索的熱情。

——陳奕進〈階段性文學敎育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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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實記得施炳文老師深情朗讀陳之藩〈失根的蘭花〉，那低沉悲涼也許就投射了他自身的流離，雖然我對施老師的身世並不了解。但那代人，八〇年代初已年近（逾）古稀，生於上世紀初，經歷了從華僑到華人的艱難過程 —— 五〇年代的公民權爭取、國籍選擇、被迫切斷中國認同，那對祖國情懷強烈的華僑而言，確實是「一個大問題」。更何況，留下當馬來（西）亞國民的，都將面對華語文在這民族國家裡被快速邊緣化，甚至在國民中學裡退守為一門時數有限的華文課。

——黃錦樹〈文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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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五八年此後的三套中學華文課本，無論姚拓或永樂諸人本，蕭遙天在題解、註釋、分析皆是先驅，不僅是時間意義上最早，而是課本編制重視補償課文所略，專家的閱讀體驗得以再生，因此典範之作如何成為經典才是主旨，謝絕以「本社編」名義偷渡一己所好。若編者推諉自己只是聽將令式的編者，則低估了他介入文本詮釋的實際能力。比較獨立至今課本，大體上是一部六十年華敎課本退化史。

——方美富〈一九五八年的華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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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去年(2017)掀起的一波高中國文（即馬來西亞所謂「華文」）課本的文言文調降，以及背後可能連結的去中國化政治意向與意識形態的爭議（以下簡稱文白爭議），到現在似乎暫時告一段落了。在這段爭議期間經常有師友問起我的立場與選擇，我倒非刻意跳梁討巧或滑頭曖昧。首先將文言白話截然二分本身就顯得荒謬難解，再加上所謂的古文敎學也早就非鄉民覺青想像的鐵板一塊，若即便文本是古文，但敎學現場與敎師向以更現代的模式來理解處理，那麼去論斷定出一個限制的比例，反而會讓班級現場掣肘難書。

——祁立峰〈那些年，我們一起學過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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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校本評估」出現，家長覺得孩子無所事事，師生「不務正業」，對整個敎育制度沒信心，乾脆去獨中或國際學校。一如下午的課外活動，國中的一些老師不認真安排活動，徒然浪費學生的時間，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他們並不是針對華文。這是整體敎育制度問題、行政問題、敎學態度問題。

——倍佳福〈熱情洋溢，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