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毕业了的研究生，他也要“扶上马，送一程”
程先生惜别了本科生的讲台，但他的心并没有离开，除了像上述和本科生的接触外，他还把很多心思放在了我们这些即将走上讲台、或刚刚走上讲台的学生身上。他曾经说过，对于毕业了的研究生，他要“扶上马，送一程”。这不仅体现在研究上，也体现在教学上。
1984年底，我硕士论文答辩结束，已经确定留校任教，按照程序，需要试讲，试讲的篇目是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程先生非常重视，不仅推荐参考资料给我，而且试讲时还专门到学校来坐在下面听，听完后又和其他老师一起细加点评。我正式走上讲台后，他对我说：“一个老师，要能够在讲台上站稳，这样才算真正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有一次程先生说想到我课堂上去听听课，不过他后来想了想，怕年轻人这样更紧张了，最后终于还是没去。
▲1991年程千帆和他的第二届博士生（右二为本文作者）
程先生这样注重对年轻教师教学初体验的引导，其中有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四川乐山，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教语文，当时武汉大学也在那里，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和程家是世交，对他非常赏识，就推荐他到武大任职，教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刘先生素以严格著称，从来不轻易推荐人，所以对于所推荐者，也非常负责。当时程先生才28岁，很年轻，经验少，考虑到这个情况，程先生讲课时，刘先生就悄悄地在隔壁听，一连听了一个星期，觉得讲得不错，这才放心。但两人共事之时，刘先生始终没有提起过此事，一直到数年之后，偶然的情况下，程先生才从师母处得知。对这位学问渊博精深、人格伟岸高峻的世丈，程先生是衷心钦服的。这种精神，程先生也继承下来了。只是现在的教室，都是水泥混凝土结构的墙壁，在隔壁恐怕听不清楚，况且，也无法保证隔壁教室没有其他课，因此，程先生才说要进教室来听的吧。
我刚开始教书时，至少有两门课程先生是亲自把关的，一门是必修课中国文学史，一门是选修课明清文学专题研究。我写的教案他都要过目，而且就像对待我们的学术论文一样，在上面详细作批，提示重点，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他指导得非常具体，曾特别提到在讲课时，要掌握所讲授的内容的分量和讲授的速度之间的关系。他说，根据自己的经验，课堂讲授一个小时，需要写大约2500字，这样才能互相对应。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进一步要从教学效果上去检验，即了解同学的反馈。我刚开始走上讲坛，虽然态度比较认真，准备也还充分，但在分寸的把握、难易的程度、教学节奏的处理、教材内外的关系等具体层面，不免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程先生认为这都是正常的，但需要及时总结。
有一次，他了解到学生的一些反馈，就专门将我找到家里，和我讨论教科书和讲授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教课，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对教科书的书里书外之间关系的拿捏。讲文学史，基本史实不能虚构，在这方面，大家肯定都是差不多的，因此，无法也不能离开教科书，但是，怎样去讲教科书上已有的知识，每个人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处理。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要会“填空”。所谓“填空”，就是前后勾连，内外贯通，对书中省略的，要能够指出；对学术界的动态，要能够更新；对相关结论的形成，要能够还原……他特别提出，要加深自己的学养，并充分体现在教学中，这样就能随时联想生发，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既能入又能出。“填空”这两个字，是程先生非常精彩的表述，既是大原则，又有可操作性，我一直念念不忘，而且受益无穷。
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和上课之前的状态有关。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如果要上课，前一天晚上就其他什么也不做，完全沉浸在要教的内容中，并且要精心设计，以便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
当然，这种表述，体现的是程先生对上课的重视和认真，是对一种教学态度的强调，也不可拘泥看待。事实上，程先生天分既高，学养也厚。即以诗词而言，他对不少作品都能背诵，平时谈话信口而出，非常精彩，甚至有些诗话、词话，他也能背诵出来。这是我们师兄弟共同所见，也一致印象非常深刻。
▲1999年程千帆获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优秀学科带头人称号，时任校长蒋树声为其颁奖。
对于教学，程先生还非常强调的一点是，人无完人。在课堂上，任何一位老师都不能保证自己没有一点错误，他叮嘱我：一旦发现自己出了错误，一定要及时告诉学生，加以纠正。事实上，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说自己来到南京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有时不小心还会讲错。他曾和同教研室的吴翠芬老师交流过某些讲课内容，吴老师了解程先生的气度，有不同意见，当时就会提出。而程先生也虚怀若谷，第二天在课堂上，就将自己和吴老师的这番沟通告诉学生，说上一次的某些讲法有不妥，应该更正。在程先生看来，对于老师来说，这也就是敬业。他经常对我说，我这么大年龄了，人们也不好意思提不同意见，所以，对那些能够给我提意见的人，我都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