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遇到程先生，真是三生有缘！当年程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他前去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很贵，而中文系的学费却相当低廉，于是家境清寒的他临时改上中文系。而我在高中时也是一心想当工程师，遭遇了“文革”才弃理从文。更有意思的是，程先生曾在农村放牛饲鸡十八载，而我也在陇亩度过了十年青春。于是当程先生说玄武湖边的一块草地够五头牛吃一天时，我从心底里觉得那是内行话。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刚直不阿的品性使我深感钦佩。我与同窗徐有富、张三夕第一次到程先生家去见他，先生说今年共有四十多人报考他的研究生，许多考生事先写信来联系，还寄文章或读书笔记来请教，甚至有人带了礼物上门求见，可是我们三人连一封信也没给他写过，我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微笑起来，说：“这很好！”我现在也不欢迎考生事先前来联络，便是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
在程千帆先生的指导下读书
能跟随程先生读研，当然是人生的福分。但说实话，那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我，一开学就感到汲深绠短，左支右绌。徐有富师兄是“文革”前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张三夕师弟则已在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完了本科，他们的基础都比我好。只有我从未在中文系读过一天书。还好我被学校里批准免修英语，得以一头扎进李白、杜甫的古典世界，埋头苦读。程先生亲自为我们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是杜诗研究。他老人家亲自登台讲课，可容四五十人的教室人满为患，听众中有南大和南师的研究生，也有两校的中青年教师。但这两门课其实是程先生专为我们三人开设的，所以我们总是坐在第一排听讲。当然，我们除了听讲还要录音，以便课后整理讲稿。煌煌四册的《校雠广义》便是以当年的记录稿为蓝本的。那年头的录音机体积巨大，还得用接线板从墙上接通电源，第一排课桌的中间部分便属我们专用，即使我们较迟走进教室，也绝对无人抢占。
没课的日子里，我们都习惯在宿舍里看书。我与张三夕同住一个房间，两张床靠着窗口对面铺开，中间放着两张小书桌，连放张凳子的剩余空间都没有，我们便坐在床上、趴在桌上看书。房间里没有书柜，每人的床上都沿墙码着一排书，颇有“年年岁岁一床书”的古风。同宿舍的其他同学有的爱上图书馆，有的家在南京不常到校，经常呆在宿舍里看书的便是我们两人。我俩的作息时间完全重合：黎明即起，晚上11时熄灯。除了一日三餐前往食堂，我们便面对面地坐着读书，其间基本不交一言，直到熄灯上床后才说几句闲话。那时宿舍里连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缩头袖手，都是常态。我们惟一的运动项目是晚饭后的散步，在校园内外走上二三十分钟。因为散步时间过短，曾被同年级的学长讥讽为“散步抄近路”。至于娱乐，只是偶尔看一场电影。那时新片不多，电影票也不好买，看电影常是全班的集体活动。
时光迅速，1981年底，我们便毕业了。此时学位制度已经建立，我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紧接着南大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共有二十多位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认定资格的老教授。学校里考虑到这是首次培养博士生，不可草草，于是挑选了10位导师，每人从刚毕业的硕士生中试招一人，程先生便在这份导师名单中。1982年初，我成为全系惟一的博士生。直到1984年我毕业以后，系里才开始招收第二批博士生。于是在那三年里，我便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开始攻博以后，程先生为我设计了一份培养规划。他认为不必为我一人专门开课，于是所有的课程都采取专书研读的方式。程先生开列的必读书目如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程先生向我解释过确定这份书单的理由：虽然我的研究方向是唐宋文学，但是要想具备研究唐宋文学的功底，就必须对先唐典籍下一番功夫。况且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我根据这份书单埋头苦读起来。程先生觉得由他一人来指导我还嫌不够，就聘请了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做他的助手，四人一起来向我“施加友善的压力”（这是程先生的原话）。说实话，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被压得九死一生，1984年夏天写完学位论文初稿后便发了几天高烧。不过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那段岁月，仍然由衷地感谢四位老师对我所施加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把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