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特点
作者：俞士玲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11-03-2020
1991年12月21日，相关人员讨论学科建设。左起：卞孝萱、程千帆、周勋初、郭维森、莫砺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曾以“东南学术”之名驰誉海内外，八十年代以后，连续三次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重镇之一。其主要特色如下：
俞士玲：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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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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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020
1991年12月21日，相关人员讨论学科建设。左起：卞孝萱、程千帆、周勋初、郭维森、莫砺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曾以“东南学术”之名驰誉海内外，八十年代以后，连续三次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重镇之一。其主要特色如下：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特点
作者：俞士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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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020
1991年12月21日，相关人员讨论学科建设。左起：卞孝萱、程千帆、周勋初、郭维森、莫砺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曾以“东南学术”之名驰誉海内外，八十年代以后，连续三次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重镇之一。其主要特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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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文学与史学沟通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
程千帆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呼吁运用“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来他又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这一理念，如“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两个层次相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等等。说法虽异，精神却一以贯之。考证与批评本是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双翼，古今优秀学者皆两者兼通。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长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有的甚至互相轻视。在学术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千帆先生可以说是当代第一人。幸运的是，与程千帆先生一起领导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对上述理念和研究方法也深有会心。三位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视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并亲自做文献整理工作。如程千帆先生主编《全清词》《中华大典·文学典》，与徐有富老师合作写成《校雠广义》四编，周勋初先生领导点校《册府元龟》，有《唐语林校证》《唐人轶事汇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等文献整理著作问世，卞孝萱先生点校《刘禹锡集》《十朝诗乘》，主编《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等，三位先生的文献整理工作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此外，三位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中也十分重视文献学的训练，自1979年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校雠学”课程以来，这门课程二十多年从未间断，业已成为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最重要的传统课程之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这门课程中得到了文献学方面的严格训练。
程千帆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非常重视文学与史学的沟通，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不自设藩篱。古代中国的学术本来文史哲不分家，因为古代学术文化本是一个整体，对它的研究也不宜只见一个侧面。程千帆先生平生治学，虽然重点在文学，但也很重视史学，他在《史通》研究上花费大量心血，即是明证；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等著作，可谓文史结合研究方法的经典范例。周勋初、卞孝萱两先生的研究工作也是文史兼通。七卷本的《周勋初文集》中即收入了《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两种著作，仅从书名就可知其性质是打通文史的。卞孝萱先生的著作中，关于唐代诗人的年谱和评传显然都得力于其兼通文史的学术功底。更重要的是，三位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学领域内的具体课题时也经常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他们的学术研究都具有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来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性质。
卞孝萱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在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下，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也都接受了这种学术路数，而且已有不俗的表现。张伯伟老师说：“先师闲堂针对当时各学科壁垒森严的状况，指示我从基本经典入手，并口诵‘古今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句，以示追求之鹄的。……我逐步形成了从事综合研究的兴趣，试图从各个不同方面去揭露历史真相。……尽管题旨各有不同，阐述深浅不一，但贯彻于其间的基本原则，总是试图以综合的眼光加以审视。”（张伯伟《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后记》，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王青博士说：“在这本书（指周勋初先生《九歌新考》）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第一篇略具质量的论文，而书中利用宗教学、民俗学知识研究文学问题的角度与方法深深吸引了我，决定了我以后的治学方向，至今都没有改变。说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一点都不为过。”（《〈周勋初文集〉笔谈六篇》，《中国诗学》2004年第9辑）
周勋初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已为学界所认识和肯定。程毅中先生为《周勋初文集》所作书评将周勋初先生的治学特点概括为“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香港《文汇报》载文评论卞孝萱先生《唐代政治和小说》，认为二十世纪的唐传奇研究，在鲁迅、汪辟疆等先生之外，以陈寅恪、卞孝萱先生为代表，“从唐人传奇文中，拈出政治、社会与文学的关系，以为研究的重心，别开‘文史互证’的新生面，用如今西人习用的话来说，就是所谓‘跨学科’研究，于是形成20世纪传奇文研究的‘正’与‘奇’两种风格的分流。”日本学者户川芳郎指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继承了具有黄侃先生气骨的学风”。
2007年8月，日本学者河野贵美子参加了本学科召开的“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她在日本《东方学》中撰文指出，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日本学者来自中国思想、东洋史、中国文学以及日本史、国文学、日本汉文学等不同领域，一般在日本召开的学术会议中是不太有机会见到的。日本学者水口千记也认为和研究领域的各不相同一样，发言者的出身也相当纷繁复杂。本学科之所以能举办这种跨学科的研讨会，是因为主办者认为“域外汉籍正是一个需要以综合研究法来处理的对象”，与本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思路和特点相吻合。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建构也为这一学术特点和方法的养成提供了保证。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成员来自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和古典文献研究所，他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始终是一个紧密合作的学术团体。
程千帆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呼吁运用“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来他又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这一理念，如“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两个层次相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等等。说法虽异，精神却一以贯之。考证与批评本是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双翼，古今优秀学者皆两者兼通。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长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有的甚至互相轻视。在学术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千帆先生可以说是当代第一人。幸运的是，与程千帆先生一起领导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对上述理念和研究方法也深有会心。三位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视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并亲自做文献整理工作。如程千帆先生主编《全清词》《中华大典·文学典》，与徐有富老师合作写成《校雠广义》四编，周勋初先生领导点校《册府元龟》，有《唐语林校证》《唐人轶事汇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等文献整理著作问世，卞孝萱先生点校《刘禹锡集》《十朝诗乘》，主编《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等，三位先生的文献整理工作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此外，三位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中也十分重视文献学的训练，自1979年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校雠学”课程以来，这门课程二十多年从未间断，业已成为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最重要的传统课程之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这门课程中得到了文献学方面的严格训练。
程千帆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非常重视文学与史学的沟通，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不自设藩篱。古代中国的学术本来文史哲不分家，因为古代学术文化本是一个整体，对它的研究也不宜只见一个侧面。程千帆先生平生治学，虽然重点在文学，但也很重视史学，他在《史通》研究上花费大量心血，即是明证；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等著作，可谓文史结合研究方法的经典范例。周勋初、卞孝萱两先生的研究工作也是文史兼通。七卷本的《周勋初文集》中即收入了《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两种著作，仅从书名就可知其性质是打通文史的。卞孝萱先生的著作中，关于唐代诗人的年谱和评传显然都得力于其兼通文史的学术功底。更重要的是，三位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学领域内的具体课题时也经常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他们的学术研究都具有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来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性质。
卞孝萱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在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下，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也都接受了这种学术路数，而且已有不俗的表现。张伯伟老师说：“先师闲堂针对当时各学科壁垒森严的状况，指示我从基本经典入手，并口诵‘古今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句，以示追求之鹄的。……我逐步形成了从事综合研究的兴趣，试图从各个不同方面去揭露历史真相。……尽管题旨各有不同，阐述深浅不一，但贯彻于其间的基本原则，总是试图以综合的眼光加以审视。”（张伯伟《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后记》，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王青博士说：“在这本书（指周勋初先生《九歌新考》）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第一篇略具质量的论文，而书中利用宗教学、民俗学知识研究文学问题的角度与方法深深吸引了我，决定了我以后的治学方向，至今都没有改变。说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一点都不为过。”（《〈周勋初文集〉笔谈六篇》，《中国诗学》2004年第9辑）
周勋初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已为学界所认识和肯定。程毅中先生为《周勋初文集》所作书评将周勋初先生的治学特点概括为“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香港《文汇报》载文评论卞孝萱先生《唐代政治和小说》，认为二十世纪的唐传奇研究，在鲁迅、汪辟疆等先生之外，以陈寅恪、卞孝萱先生为代表，“从唐人传奇文中，拈出政治、社会与文学的关系，以为研究的重心，别开‘文史互证’的新生面，用如今西人习用的话来说，就是所谓‘跨学科’研究，于是形成20世纪传奇文研究的‘正’与‘奇’两种风格的分流。”日本学者户川芳郎指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继承了具有黄侃先生气骨的学风”。
2007年8月，日本学者河野贵美子参加了本学科召开的“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她在日本《东方学》中撰文指出，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日本学者来自中国思想、东洋史、中国文学以及日本史、国文学、日本汉文学等不同领域，一般在日本召开的学术会议中是不太有机会见到的。日本学者水口千记也认为和研究领域的各不相同一样，发言者的出身也相当纷繁复杂。本学科之所以能举办这种跨学科的研讨会，是因为主办者认为“域外汉籍正是一个需要以综合研究法来处理的对象”，与本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思路和特点相吻合。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建构也为这一学术特点和方法的养成提供了保证。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成员来自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和古典文献研究所，他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始终是一个紧密合作的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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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并广泛开展国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程千帆致信叶嘉莹，欲了解海外学术情况
本学科的前辈学者大都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并将此学术思想传授给学生。早在1980年，程千帆先生即致信叶嘉莹先生表达希望了解北美汉学情况。他说：“谈北美汉学情况一文，对国内学人颇有参考价值。我们正企图通过各种渠道多了解一些这方面情况，以供工作上的参考。希望您继续支持我们。”（《闲堂书简》）在《师门问学录》中，周勋初先生讲述了1990年在国内学术界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如何不懈努力与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等境内外学术界沟通的情形，颇能说明本学科对广泛学术交流的看重。张宏生老师谈到程千帆先生的教诲：“先师治学授徒，一贯强调要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具体做法之一，就是特别强调重视对外语的学习，希望学生在治学时能够具有开阔的眼光，既了解汉语书写的领域，也了解非汉语书写的领域。因此，他不仅专门聘请老资格的退休外交官尹禄光先生为我们开设专业英语，而且经常给我们介绍欧美学人的有关著述。……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高瞻远瞩，特别是对全球性视野的强调，必将作为一份重要资源，写入二十世纪的学术史。”（林顺夫著、张宏生译《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张宏生老师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时，程千帆先生致信道：“访问一趟不易，除自己扩大视野外，他们的办事方法、管理条例乃至学风等，亦宜将其可为我用者，默而识之，将来可资以改进南大也。”（《致张宏生》第八书，程干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学科成员中有七人被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京都大学聘为高级访问学者，他们在文化交流中获益匪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进展有比较清晰而及时的把握。如徐兴无老师曾赴美担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其间参加了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哈佛儒学研究会”，研读郭店楚简一年，在儒学研究方面得到杜维明先生许多启蒙和教诲。又应达特慕斯学院艾兰教授与韩禄伯教授的邀请，赴该学院作学术旅行，以郭店简中的道家文献与谶纬的关系为主题进行讨论，得到了艾兰教授等学者的不少启发。此外，收藏丰富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使他对海外的谶纬研究成果有更多的了解，使其研究眼界更为开阔。自1990年以来，本学科每年举办一次国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本学科亦珍惜出国访学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开拓学术视野，与国内外学术同行建立广泛的学术交流。
1991年11月，中文系举办首届国际学术会议——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周勋初任会议主席，程千帆作主题报告。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西文、日文论著已入手颇易，译介之作亦十分可观，所以，如何进行深层的、精神的学术交流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程千帆先生曾教导学生：“听外国学者讲课，要特别注意他们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独特见解处。”（《闲堂书简》）当今的中国学界，有人以仰视的态度看待海外汉学，有人批评重视海外汉学乃“舍内求外”。对此，周勋初先生说：“所谓‘舍内求外’的说法是很含混的。”周先生以“文选学”为例对学生说：“日本学界的‘文选学’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著名的学者有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斯波六郞、冈村繁等，他们利用本邦所藏珍贵文献，如唐钞《文选集注》等，写出了很好的文章，我们的学者向他们学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内外的问题。”（周勋初、余历雄著《师门问学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因为以学术为标准，所以能以平常心对待海内外的一切研究成果，既尊重、欣赏不同文化背景和学术训练下的海外研究，并从中获益，又能坚持自己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也就能得到海内外学界的尊重。如张宏生老师即因自己的学术成果被聘为哈佛大学校外学术评审专家。
程千帆致信叶嘉莹，欲了解海外学术情况
本学科的前辈学者大都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并将此学术思想传授给学生。早在1980年，程千帆先生即致信叶嘉莹先生表达希望了解北美汉学情况。他说：“谈北美汉学情况一文，对国内学人颇有参考价值。我们正企图通过各种渠道多了解一些这方面情况，以供工作上的参考。希望您继续支持我们。”（《闲堂书简》）在《师门问学录》中，周勋初先生讲述了1990年在国内学术界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如何不懈努力与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等境内外学术界沟通的情形，颇能说明本学科对广泛学术交流的看重。张宏生老师谈到程千帆先生的教诲：“先师治学授徒，一贯强调要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具体做法之一，就是特别强调重视对外语的学习，希望学生在治学时能够具有开阔的眼光，既了解汉语书写的领域，也了解非汉语书写的领域。因此，他不仅专门聘请老资格的退休外交官尹禄光先生为我们开设专业英语，而且经常给我们介绍欧美学人的有关著述。……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高瞻远瞩，特别是对全球性视野的强调，必将作为一份重要资源，写入二十世纪的学术史。”（林顺夫著、张宏生译《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张宏生老师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时，程千帆先生致信道：“访问一趟不易，除自己扩大视野外，他们的办事方法、管理条例乃至学风等，亦宜将其可为我用者，默而识之，将来可资以改进南大也。”（《致张宏生》第八书，程干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学科成员中有七人被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京都大学聘为高级访问学者，他们在文化交流中获益匪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进展有比较清晰而及时的把握。如徐兴无老师曾赴美担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其间参加了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哈佛儒学研究会”，研读郭店楚简一年，在儒学研究方面得到杜维明先生许多启蒙和教诲。又应达特慕斯学院艾兰教授与韩禄伯教授的邀请，赴该学院作学术旅行，以郭店简中的道家文献与谶纬的关系为主题进行讨论，得到了艾兰教授等学者的不少启发。此外，收藏丰富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使他对海外的谶纬研究成果有更多的了解，使其研究眼界更为开阔。自1990年以来，本学科每年举办一次国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本学科亦珍惜出国访学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开拓学术视野，与国内外学术同行建立广泛的学术交流。
1991年11月，中文系举办首届国际学术会议——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周勋初任会议主席，程千帆作主题报告。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西文、日文论著已入手颇易，译介之作亦十分可观，所以，如何进行深层的、精神的学术交流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程千帆先生曾教导学生：“听外国学者讲课，要特别注意他们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独特见解处。”（《闲堂书简》）当今的中国学界，有人以仰视的态度看待海外汉学，有人批评重视海外汉学乃“舍内求外”。对此，周勋初先生说：“所谓‘舍内求外’的说法是很含混的。”周先生以“文选学”为例对学生说：“日本学界的‘文选学’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著名的学者有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斯波六郞、冈村繁等，他们利用本邦所藏珍贵文献，如唐钞《文选集注》等，写出了很好的文章，我们的学者向他们学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内外的问题。”（周勋初、余历雄著《师门问学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因为以学术为标准，所以能以平常心对待海内外的一切研究成果，既尊重、欣赏不同文化背景和学术训练下的海外研究，并从中获益，又能坚持自己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也就能得到海内外学界的尊重。如张宏生老师即因自己的学术成果被聘为哈佛大学校外学术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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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注学术研究与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力图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建设提供学术资源
程千帆先生阐释黄侃先生能成为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学术大师的原因：“是和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分不开的。……后来他虽一心做学问，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但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还是经常深切地关怀着。……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像王夫之、顾亭林和章太炎先生等人所做的一样，以维护并发扬祖国的传统学术、民族文化为己任。”（《黄季刚老师逸事》，《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程千帆先生也有强烈的淑世情怀。吴宓先生曾云：“昌（程千帆先生名会昌）、棻（沈祖棻先生）均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吴宓日记》第十册，1946年3月8日日记）此时程千帆先生才三十四岁，晚年，其志更坚。在教育弟子时，他强调要在古代传统中不断“发现新的、与现代相合的东西”，从而使古代传统“既是万古，又是常新”。周勋初先生亦是如此，莫砺锋老师总结周勋初先生全部工作的精神动力和终极目的为：“对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阐释，再进而实现与现代文化精神的接轨，从而让它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部分成员，左起：卞东波、张伯伟、金程宇、童岭
近年来，在本学科内部已经孕育出域外汉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新的学术生长点，淑世情怀是其中重要的动机和目的。如张伯伟老师阐述域外汉籍研究的目的时说：“作为身在汉文化发祥地的中国学者，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投身于域外汉籍研究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使命与责任。……在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如何消除对抗，平等对话，在此背景下对域外汉籍作整体研究，除了满足学问本身的兴趣之外，对于人类文明如何更加友善地相处，最终实现保持多元文明的世界，必然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域外汉籍研究答客问》，《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006年，本学科设计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课题，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并竞标获准资助。目前本学科成员投身在这一研究中，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演变过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东西文学艺术交流与传播的形式，研究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创造性转化的途径，以期发掘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现代价值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实意义。（编者按，该项目成果已于2018年1月出版）
《千年凤凰 浴火重生——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
本学科成员还运用著作、公共传媒等方式努力为普及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华传统文化作贡献。如莫砺锋老师《莫砺锋诗话》一书，即意在将古代文化与当代社会结合。莫老师在《诗话》“序”中表示：“希望它们能在同样爱好读诗的朋友那儿得到共鸣，也希望它们能在暂时还没有这种爱好的读者那儿起到推荐古诗的作用。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古典诗歌是所有说汉语、写汉字的人们的共同财富，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对这份珍贵遗产的继承权。”2007年，莫砺锋老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演唐诗十四讲，许结教授在上海电视台演说中国文化，张伯伟教授在台湾宣讲中国古代文学约三十场等，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摘自莫砺锋主编《继往开来的东南学术——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程千帆先生阐释黄侃先生能成为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学术大师的原因：“是和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分不开的。……后来他虽一心做学问，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但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还是经常深切地关怀着。……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像王夫之、顾亭林和章太炎先生等人所做的一样，以维护并发扬祖国的传统学术、民族文化为己任。”（《黄季刚老师逸事》，《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程千帆先生也有强烈的淑世情怀。吴宓先生曾云：“昌（程千帆先生名会昌）、棻（沈祖棻先生）均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吴宓日记》第十册，1946年3月8日日记）此时程千帆先生才三十四岁，晚年，其志更坚。在教育弟子时，他强调要在古代传统中不断“发现新的、与现代相合的东西”，从而使古代传统“既是万古，又是常新”。周勋初先生亦是如此，莫砺锋老师总结周勋初先生全部工作的精神动力和终极目的为：“对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阐释，再进而实现与现代文化精神的接轨，从而让它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部分成员，左起：卞东波、张伯伟、金程宇、童岭
近年来，在本学科内部已经孕育出域外汉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新的学术生长点，淑世情怀是其中重要的动机和目的。如张伯伟老师阐述域外汉籍研究的目的时说：“作为身在汉文化发祥地的中国学者，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投身于域外汉籍研究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使命与责任。……在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如何消除对抗，平等对话，在此背景下对域外汉籍作整体研究，除了满足学问本身的兴趣之外，对于人类文明如何更加友善地相处，最终实现保持多元文明的世界，必然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域外汉籍研究答客问》，《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006年，本学科设计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课题，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并竞标获准资助。目前本学科成员投身在这一研究中，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演变过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东西文学艺术交流与传播的形式，研究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创造性转化的途径，以期发掘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现代价值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实意义。（编者按，该项目成果已于2018年1月出版）
《千年凤凰 浴火重生——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
本学科成员还运用著作、公共传媒等方式努力为普及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华传统文化作贡献。如莫砺锋老师《莫砺锋诗话》一书，即意在将古代文化与当代社会结合。莫老师在《诗话》“序”中表示：“希望它们能在同样爱好读诗的朋友那儿得到共鸣，也希望它们能在暂时还没有这种爱好的读者那儿起到推荐古诗的作用。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古典诗歌是所有说汉语、写汉字的人们的共同财富，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对这份珍贵遗产的继承权。”2007年，莫砺锋老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演唐诗十四讲，许结教授在上海电视台演说中国文化，张伯伟教授在台湾宣讲中国古代文学约三十场等，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摘自莫砺锋主编《继往开来的东南学术——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