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介绍张舜徽先生
Posted: 02-06-20 Tue 11: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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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逐渐被人遗忘的张舜徽先生
作者:瓶子里的肖邦
来源:“ 破烂书肆”微信公众号
(本文为瓶子里的肖邦2008-05-26在豆瓣发布,若侵权请告知以删帖。)
今天偶然发现友情小组里面添加了“章开沅小组”。章先生作为华师的老校长,不仅在学界享誉盛名,而且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而我校已逝“低调的”(不知道这么说合适与否)、被学界严重低估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或许已经逐渐为华师学子所遗忘。
而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张舜徽先生的若干重要论著还未出版,著名学者曹聚仁在其《听涛声随笔》中,就已经把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同国学大师钱穆相提并论。在张舜徽先生去世后,思想史家蔡尚思著文指出:国学大师“是指旧时所谓经、史、子、集等部图书都读得多,也研究得深,而且有自己见解的。这同时也可以叫做‘通人’”。认为解放后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似乎也只有柳诒徵、钱穆和张先生等少数人。”在治学上,张舜徽先生赞赏通入之学,主张走博通之路,因而他不以专家自限,而以通人自励。
作为中国最后一批国学大师中的一员,虽然张先生已经谢世多年,但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让我们来唤起一些记忆,或是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他在华中师范大学执教40年之久,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是我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
1911年,张舜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在父亲指导下,打下了文字学的基本功,并大量诵经、读文。17岁后,他离别家乡,到外地求学。开始到长沙,后来到了北京。他的姑父余嘉锡先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四库提要辨证》的著者,当时在辅仁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任教。张舜徽住在姑父家,因此得以多识通人。当时京城名流学者,如经学家吴承仕,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钱玄同,史学家陈垣、邓之诚,金石学家马衡等人,张舜徽都曾向他们求教。几年之中,每天从早到晚,张舜徽都到北海图书馆读书,日有定程。加之有名师指点,他左右采获,受益良多。他后来回忆这几年的求学经历说:“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盖无逾于此时。”
1932年秋,张舜徽回到了离别三年的故乡,此后八年,张舜徽一直在湖南各中学任教,同时继续自己的研究。湖南人文之胜虽不及北平,但是饱学之士不乏其人。这期间张舜徽过从甚密之人有曹典球、孙文煜、杨树达、李肖聃、钱基博、席启駉、徐桢立、骆鸿凯等前辈学者。张舜徽虽然年轻,但他严谨的治学方法、扎实的学术功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硕学之士也毫不吝啬他们的褒奖之情。两相激励,张舜徽的学问又更进了一境。
张舜徽逐渐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注意,1941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聘请他为中文系讲师,从此张舜徽开始在大学任教,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1944年,李肖聃以年岁高迈辞去民国大学(校址在宁乡陶家湾)中文系讲席,力主校方以教授聘请张舜徽代任,于是张舜徽改任民国大学中文系教授。因为当时张舜徽才30出头,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1946年秋,张舜徽受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之聘任中文系教授。其时黎锦熙刚好辞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回长沙,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驰函新任院长易价聘请张舜徽兼任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49年解放后,张舜徽回武汉中原大学任教,两年之后,中原大学并入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任历史系教授,直至1992年逝世。
张舜徽治学,走的是自学之路。幼年时,由其父亲自授业,后又转益多师。从小到大,未尝到新式学堂上过一天学。 七岁时,父亲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其发蒙读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16岁后,张舜徽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17岁时撰写了《尔雅义疏跋》,这是他一生上千万字的浩博著作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张舜徽对文字和训诂的兴趣与功底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
在治学过程中,张舜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读大部头书从不畏难。二十多岁时,他有志于通读全史,就舍弃人世一切习俗之好,在涉览其他书籍外,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每天一卷,花了整整十年,全史校毕,写下几十厚册的札记。这些札记后来虽然毁于兵燹,但校读全史的过程无疑提高了他的史识,打下了学问的根基。他的体会是:“为学而不厚植其基,则无以远大。”
凭着深厚的根基,张舜徽博涉广营,在经史子集四个方面都有不少的创获。刚刚30岁,他便发表了第一部专著《广校雠略》。此后著述不辍,到1992年去世,专著出了二十多部,八百多万字。数量之高,并世学者中实不多见。并有部分遗稿,尚待整理。他曾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史,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已足以显示出他治学的求实精神、创造精神和博大的气象。
第四篇:
逐渐被人遗忘的张舜徽先生
作者:瓶子里的肖邦
来源:“ 破烂书肆”微信公众号
(本文为瓶子里的肖邦2008-05-26在豆瓣发布,若侵权请告知以删帖。)
今天偶然发现友情小组里面添加了“章开沅小组”。章先生作为华师的老校长,不仅在学界享誉盛名,而且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而我校已逝“低调的”(不知道这么说合适与否)、被学界严重低估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或许已经逐渐为华师学子所遗忘。
而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张舜徽先生的若干重要论著还未出版,著名学者曹聚仁在其《听涛声随笔》中,就已经把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同国学大师钱穆相提并论。在张舜徽先生去世后,思想史家蔡尚思著文指出:国学大师“是指旧时所谓经、史、子、集等部图书都读得多,也研究得深,而且有自己见解的。这同时也可以叫做‘通人’”。认为解放后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似乎也只有柳诒徵、钱穆和张先生等少数人。”在治学上,张舜徽先生赞赏通入之学,主张走博通之路,因而他不以专家自限,而以通人自励。
作为中国最后一批国学大师中的一员,虽然张先生已经谢世多年,但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让我们来唤起一些记忆,或是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他在华中师范大学执教40年之久,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是我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
1911年,张舜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在父亲指导下,打下了文字学的基本功,并大量诵经、读文。17岁后,他离别家乡,到外地求学。开始到长沙,后来到了北京。他的姑父余嘉锡先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四库提要辨证》的著者,当时在辅仁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任教。张舜徽住在姑父家,因此得以多识通人。当时京城名流学者,如经学家吴承仕,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钱玄同,史学家陈垣、邓之诚,金石学家马衡等人,张舜徽都曾向他们求教。几年之中,每天从早到晚,张舜徽都到北海图书馆读书,日有定程。加之有名师指点,他左右采获,受益良多。他后来回忆这几年的求学经历说:“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盖无逾于此时。”
1932年秋,张舜徽回到了离别三年的故乡,此后八年,张舜徽一直在湖南各中学任教,同时继续自己的研究。湖南人文之胜虽不及北平,但是饱学之士不乏其人。这期间张舜徽过从甚密之人有曹典球、孙文煜、杨树达、李肖聃、钱基博、席启駉、徐桢立、骆鸿凯等前辈学者。张舜徽虽然年轻,但他严谨的治学方法、扎实的学术功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硕学之士也毫不吝啬他们的褒奖之情。两相激励,张舜徽的学问又更进了一境。
张舜徽逐渐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注意,1941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聘请他为中文系讲师,从此张舜徽开始在大学任教,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1944年,李肖聃以年岁高迈辞去民国大学(校址在宁乡陶家湾)中文系讲席,力主校方以教授聘请张舜徽代任,于是张舜徽改任民国大学中文系教授。因为当时张舜徽才30出头,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1946年秋,张舜徽受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之聘任中文系教授。其时黎锦熙刚好辞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回长沙,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驰函新任院长易价聘请张舜徽兼任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49年解放后,张舜徽回武汉中原大学任教,两年之后,中原大学并入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任历史系教授,直至1992年逝世。
张舜徽治学,走的是自学之路。幼年时,由其父亲自授业,后又转益多师。从小到大,未尝到新式学堂上过一天学。 七岁时,父亲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其发蒙读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16岁后,张舜徽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17岁时撰写了《尔雅义疏跋》,这是他一生上千万字的浩博著作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张舜徽对文字和训诂的兴趣与功底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
在治学过程中,张舜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读大部头书从不畏难。二十多岁时,他有志于通读全史,就舍弃人世一切习俗之好,在涉览其他书籍外,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每天一卷,花了整整十年,全史校毕,写下几十厚册的札记。这些札记后来虽然毁于兵燹,但校读全史的过程无疑提高了他的史识,打下了学问的根基。他的体会是:“为学而不厚植其基,则无以远大。”
凭着深厚的根基,张舜徽博涉广营,在经史子集四个方面都有不少的创获。刚刚30岁,他便发表了第一部专著《广校雠略》。此后著述不辍,到1992年去世,专著出了二十多部,八百多万字。数量之高,并世学者中实不多见。并有部分遗稿,尚待整理。他曾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史,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已足以显示出他治学的求实精神、创造精神和博大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