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常識問題 呼喚公民社會
梁文道首次把時評與雜文結集出版,命名為《常識》,開宗明義就以書腰的宣傳語說:「本書所集,卑之無甚高論,多為常識而已。若覺可怪,是因為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說明,不僅在於用最短的話為本書「定性」,更重要的是它說明了作者的態度:這本書所結集的時評和雜文,為作者對近年中國各類熱門話題的評論和分析。綜合而言,本書的大多數文章皆圍繞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政府與媒體的關係、中國與國際的關係展開討論,這些在內地發表的文章以「常識」名之,竟恰如其分的為書中評論過的事件作出總結。也許一切問題,都是因為「常識稀缺」,因此當梁文道不卑不亢的為各種時事問題疏理出常理時,其見識和耐性都與眾多嘩眾取寵或虛張聲勢的評論者大異其趣,更讓《常識》的文章超越了時評的時效局限,變成一系列對當今各式光怪陸離現象的深刻反省。
梁文道評論時事不會有驚人的論點,也不會有誇張的筆調,他的獨到之處是所提出的觀點都很平常,但往往令讀者恍然大悟,例如他談對政府的態度:「政府不是小孩,它不需要掌聲呵護,而批判與質疑卻是評論者的天職」。讀者絕對知道自己需要質疑什麼,但放在這個時空中,卻不知為何會變得那麼艱難。梁文道的評論往往就是說出這種大家早已知道,卻又不知如何言說的心事,因此讀他的文章總會讓人搖頭嘆息:「為什麼政府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為什麼連這些基本的常識我們都不具備?」
一般的時事評論由於要快速回應當下的新聞事件,容易流於片面,甚或因事件的後續發展而顯出文章立論不夠準確,因此過了不久即被遺忘,變成「過時」的文章。對於這種時評的常見命運,本書顯然是個例外。正如梁文道在〈自序〉所言:「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覆出現。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麼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幸。」
本書的文章未必能不朽,但透過評論中日關係、政府形象、淫照風波、毒奶事件、四川地震等國人記憶猶新的事件,探求「常識」的當中的重要性,在這「江山不幸詩家幸」的年代,卻是知識分子應該堅持的理想。
在推動「常識」的背後,本書寄託著作者對「公民社會」和「公民道德」的冀望,梁文道以其在台灣受基礎教育、在香港生活的背景,審視內地近年的種種問題,「看到內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識到的內地常識,與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識」,兩岸三地的公民意識和公民參與的程度當然存在差距,梁文道所看到的「常識」,正是把這些差距減少的關鍵之處。
梁文道在台灣成長,在香港中文大學受教育,近年在電視上曝光很多,今年接連推出三本書,除了《常識》,還有私密筆記《我執》,以及隨筆《噪音太多》,掀起熱潮,也展現了這位人在香港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寂然)
——《亚洲周刊》第二十三卷三十三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 ... 2/33av.c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