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漫谈清词研究及其他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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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清词研究及其他
作者：张宏生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张宏生先生

这几年，走了海内外不少地方，新结识的朋友总要问：“你做什么研究？”答：“中国古代文学。”接下来必然又问：“研究哪一段？”这往往使我很难回答。90年代初，我出版了《感情的多元选择——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和《被开拓的诗世界》（合撰），90年代中叶又出版了《江湖诗派研究》，另外还出版过宋代佛教方面的书，那么，我应该主要是研究唐宋文学的了。可是我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做明清文学研究，暂时的成果就是1998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词学的建构》。
　　
我1981年底大学毕业，旋即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随程千帆老师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接着随千帆师攻博，专业方向是“唐宋文学”。所以，我确实在唐宋这一段下过不少功夫。不过，我研究明清文学主要是清代的词却也并不是“转行”，早在1984年，我就已经接触这一领域了。1984年底，我拿到硕士学位后，当时的《全清词》编纂研究室急需做杂事的人手，正好我是在职攻博，于是打破寒暑假后再报到的惯例，立即就参加了这一工作：上班时间做明清，下班时间做唐宋。几年下来，虽然以抄卡片、编书目等杂事为主，间或搞些标校、采访之类，但在那一特定的氛围中，也算收获不小。可是要说真正的研究，那还要到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在南大中文系任教后。由于系里的明清文学一直比较薄弱，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都希望我向明清转。这样，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摒弃他务，专心备课，先后开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若干必修课和选修课。人生的道路充满许多偶然，我原来一直喜爱唐宋文学，现在仍然保持着这种喜爱；但延伸到明清，实是始料所未及。
　　
我从唐宋跨到明清，研究对象的许多方面都换了。但方便和不方便也是相对的。一方面，由于涉及更新知识，当然一下子不容易进去，这是不利之处；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很强的传承性，由于在前段下过功夫，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象的渊源流变，反而使得理解容易深入。其实，从念书时开始，我所接受的教育就一直是“超前”的。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是南宋江湖诗派研究，可是老师为我所安排的学位课程却是这样6门：《诗经》研究、《楚辞》研究、《论语》和《孟子》研究、《庄子》研究、《左传》和《战国策》研究、《史记》研究。古代作家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长大的，要想深入了解他们，当然对他们的精神食粮不能陌生。从这个意义上去研究明清文学，也就感到特别顺畅，因为我在曾经花过不少力气的唐宋文学方面的知识，对了解明清作家是否具有独创性和独创性有多大，可以起着重要的参照。几年前，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讨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问题。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传统国学的研究缺少重大突破，是由于研究方法太过陈旧。现代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密，因而应该更加着眼于专精细。他的看法或许在某些范围内不无道理，但研究国学，如果不能贯通，根本谈不上专精细。而且，所谓贯通，还不仅是指特定学科的前后贯通，而更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进入新的世纪，人们都在反思人文精神。抛弃传统并不一定意味着现代，最传统的东西里面也有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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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公认，在断代文学的研究中，唐代文学的研究是最有成就的。除了投入研究的力量大参加的人员多等因素之外，唐代文献整理的成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对明清文学，尤其是明清诗文词的研究，就远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明清的文献既多又杂，而且多半未经整理，诗文词没有完备的总集，选集的情况也不够明朗，还有类书、典章制度及各类工具书都比较缺乏，很多材料只能靠研究者一点一点积累。我参加《全清词》的编纂，曾亲身体会了查找文献的艰苦，有时候为了一个小传，要花上相当的时间。但掌握文献确实是研究的前提。比如明清之际的词学流变，应该作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清理，有时某些文献的发现就能解决或发现新的问题。

《倚声初集》是清初的一部大型词选，是王士祯和邹祇谟等人进行词学建设的产物。但这部二十卷的总集，自清初大冶堂刊刻过后，就再也没有重镌，以致清末词学大家况周颐都无缘一见。要想了解明末词风，了解云间词派产生的原因，乃至了解云间和浙西的关系，都不能不参考这部书。我仅仅作了初步的爬梳，就已感到它在清初词风流变中的重要性，因此甚至不嫌琐碎，把其中王士祯的词评一条一条辑录出来，就是想引起对词学文献整理的重视。今知这部选本至少在北图和上图各存一部，有兴趣的人一定还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



《清代词学的建构》附录了一个清词年表，原是为方便清理词史，还远远谈不上完备，之所以刊布出来，仍是出于对基础工作的强调。有很多文学现象，如作家酬唱，群体兴替，流派活动，作品刊刻等，都可以在一定的时空中加以追索，进而把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进行有序的排列，实际上是编年文学史的前期工作。相对而言，我甚至认为清词的文献建设在当今比理论建设更重要，没有坚实的文献基础，宏观的描述很可能是非常脆弱的，或者失之空泛，或者逻辑欠缺。当然，坐等基础雄厚以后再进行研究，也实际上不可能，比较切实的方法是两条腿走路，即在尽可能占有文献并予以准确理解的基础上，再来从事理论探讨。文献的整理也许很枯燥，但值得做，也应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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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量大面广，各种现象非常丰富，可以选择的路向也很多，我这本书其实只涉及了一点点，想解决的问题也仅仅局限在某几个方面。我觉得，学问的对象本身并无高低之分，可是如何去做学问，则大有可以讲究之处。我所努力想达到的，是不仅把清词中的某个问题提出来，解决掉、而且想探讨这一问题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意义。

比如理论和创作的关系问题，清代以前的词学理论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作家有意识地用理论指导创作，用创作反映理论的现象还不够明显。到了清朝，这一点却开始突出起来。以张惠言的《水调歌头》五首为例，张氏致力于词的创作时，己经具有了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也带有明确的改革词风的性质，所以他的词作中有着成熟的文学思考。其作品的特点有三，一是继承了杜诗的传统，有意识地以联章之法写词，使得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加强，是对词学传统的一种更新；二是以赋法入词，把柳永开创的、经过辛弃疾发展的这一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三是引进矛盾而又互补的风格概念，体现出沉郁和疏放这两个对立面的熔铸，从而展示了更为丰富的层面和更为开阔的境界。这些，都使作品所承载的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感得到了强化。以前的研究者多认为常州词派重视理论，不擅创作，张惠言的词作可以说明，常州词派不仅能词，而且有意识地以理论指导实践，有着自己的特色。另外，即使从张惠言本身来说，他的学养也充分体现在其理论和创作中，如对《周易》的研究和对赋的探讨，都以某种形式而在词中有所反映。这一事实说明，到了清代，作家的创作环境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应该更多元地去对待并加以探讨。

再如对于词和诗的关系问题，尽管清代的批评家并非不知诗词之别，但为了提高词体，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词往诗上靠，形成了清代词学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书中通过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具体探讨了这个问题。《白雨斋词话》所提出的词的最高境界是“沉郁”，这一概念来源于对杜诗的体认。杜诗忧时的情慷，温厚的性情，比兴的手法，都是沉郁风格的基本内涵。具体到词的创作中，则应该本诸儒家精神，发乎性情，用意忠厚，怨而不怒。而通过对词史的考察，陈廷焯又指出，“沉郁”之词以婉约之作更佳，但这却基本上无关乎豪放婉约的正统之争，而是从思想内蕴上立论。至于创作门径，则是以《风》《骚》为代表的儒家诗教。“沉郁”说的学术渊源虽然主要和前代遗产有关，但也有着同时代诗学建设的影响，尤其是沈德潜的格调说，阐扬“温柔敦厚”的诗学理论，几乎和陈氏之说表里一致。这就说明，清代的词学建设，除了向前代寻找借鉴外，也并不忽视同时代的资源，研究清词，要和整个清代的学术文化打通，才能取得满意的成果。陈廷焯的“沉郁”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陈廷焯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有时认为自己的词足以阐释，有时则觉得有所不足。这显然为后学树立了样板，也使人更容易入门。这种把理论和创作打通的做法，在中国文学史中其实并不少见，只是我们还缺少应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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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问题的基本思路，贯穿着全书，也可以看出，这本小书主要是采取的举例方式，书名虽然有“建构”二字，实则并不存在什么体系，那样取名是出于对所申报的课题的沿袭。在文献建设还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与其奢谈体系，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去探索一些问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探索或者解决的问题，累积起来，也就能有助于建构比较完善的体系。当宏观的条件还不具备时，就不如“中观”来得有效。

不过，与其说书中解决了什么问题，不如说它努力想提出一些问题。写作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思考的结果有的体现在书中了，有的则暂时还无法成文，因为所能掌握的文献以及由此决定的思考深度还不够。比如，人们都说到了清代，词乐已经亡佚，所以词从音乐文学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抒情文学。但是，这一判断的涵盖面到底有多大，或者说，这一判断在什么意义上才能成立，却一直缺少应有的分疏。相反，我们倒是时常能在清词中看到这样的记载，如厉鹗著名的《百字令》题为《月夜过七里滩，光景奇绝。歌此调，几令众山皆响》。他的“歌”，是“吟”的代名词，还是与传统词乐有关的曲子？从理论上讲，音乐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口耳相传、代代延续的情形并不少见。如果这一前提不致太过谬误的话则我们对清代词乐的情形还应细作审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到了清代，词中的自度曲激增，如果细加收集，可以大大增补《词谱》和《词律》。这些自度曲的创作过程如何？它们的音乐性和传统词乐有什么关系？似乎都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清代词体的演进过程也很有意思。从云间词派开始，经过浙西词派，一直到常州词派，清代词人一直在探索着“正体”的道路，其中又掺杂着正与奇、雅与俗等多种关系的互动。每一个流派，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有创造的个人，都试图把词从“小道”中解放出来，提高词的地位，但最后还是常州词派最能得到认同。如果按照张惠言“意内言外”之说，认定只有政治化才是词得到肯定的本质，未免太过简单。但常州词派怎样总结词史（实际上是整部文学史）的经验，使得词在确立自己的地位时，能够既满足社会的需要，又保存其固有的特点，仍然是未曾给出圆满说法的问题。清词中的问题往往一个牵着一个，尽管不可能完全解决，但思考的过程也是意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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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中可以探讨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远非这本小书所能包括，类似例子真是举不胜举。由此想到学术注意力的分布问题。曾与一个海外学者交谈，他的话让我很受震动。他说，治中国的学问，最好的学者在中国，最差的学者也在中国。他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学术人口很多，导致两极的发展。一方面，长期积累，又处在母语环境中，当然可以产生出类拔萃之辈；另一方面，大家都挤在一起，没有合理的评估机制，难免使一些人在低层次重复。他认为，既然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撰写一篇论文，一定要掌握前此学术界的探讨到了何种程度，即在现有成果的前提下向前发展，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除非有全面的突破，否则基本上不应该出现同题之作。一个命题的成立往往建立在有相反物参照的基础上。比如，倘若某人在一篇文章中论述一位古代诗人，指其特色为情景交融，那么，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情景交融是中国诗歌的一般特色，除非这位学者能够证明其他诗人并不情景交融，否则其出发点就无法成立。撰写一篇文章也是如此。但事实上，往往有许多文章在探讨同样的问题，而且只是在相同的范围内绕圈子，既无补充，也无商兑，那就当然毫无价值可言。这位学者的话或许太偏激了，这当另加讨论。不过，我由此想到的是，我们对学术资源的利用确实有不够合理之处。每当浏览期刊索引，看到词学部分，有时就有些感慨，因为论题往往很集中。或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或集中在某几个人，或集中在某几个问题。不必说，也能看到同题同意之作。于是不免就想：治词学的同行能否合理分配一下，下及明清词，在这片前人涉猎甚少的领域里开拓呢？开拓新领域不一定就必然做出大的成就，但至少比没有新意地一同炒旧问题好得多。多年的兴趣可能造成某种惯性，不过需要也会形成兴趣。或有人问，唐宋词研究的人多，那是由其美学价值决定的，明清词的被轻忽，是否有其必然性？我要说，唐宋词经过金元明清的理论探讨，已经确立了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由此导致人们的审美趋向。其后的词，尤其是清词，距离现在时间不远，还没有来得及很好总结，所以尤其需要通过研究，将其经典化，给出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论是有道理的，但要做出合理解释。比如说，某种样式在某一时代具有代表性，或许只是新，而不是好。

>原题《漫谈清词研究及其他——写在<清代词学的建构>出版之后》，载《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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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张宏生教授解读清词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