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贺周勋初先生八十八岁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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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恭贺周勋初先生八十八岁寿辰
作者：问学君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周勋初先生近照

今天是周勋初先生88周岁生日。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又可以称为“米寿”。

自1954年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算起，周先生已经走过了60余年的学术生涯。他以极开阔的视野、极专精的研究、极沉稳的风格和极敬业的精神，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学术辉煌，成为驰誉海内外的一流文史学者。

这里所说的“文史”，不仅是文学和历史，还包括哲学、宗教、思想等多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门类。因为我们很难说周先生是研究哪一个时段、或哪一种文体、或哪一本著作、或哪一位作家的学者，他的治学范围极为广阔，举凡先秦诸子、楚辞、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近现代学术史、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古代诗歌史以及笔记小说史等，他皆有所涉猎，在《韩非子》《文选》《文心雕龙》、唐诗及文献学等领域，也都卓然成家，著述甚丰。

周先生的学术成就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卞孝萱先生曾赞扬道：“专通结合，又专又通，堪称特立独行，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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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先生语：“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人之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前人的某些观点，或是把许多他人的论点综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再增加几条材料，都算是新创，那又有什么意味？”

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周先生直到1984年才特批为教授。他先后又担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等职，又兼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及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及顾问，中国《文选》学会顾问，中国李白学会顾问，《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等。

尽管社会工作十分繁忙，但作为一名教师，周先生“摆在第一位的永远是教学”。从1959年奉命肄业留校任教至今，他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他的学生多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学者，不但是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中坚力量，在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单位也都是学术带头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周勋初先生、程千帆先生及博士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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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先生精心指导的外国留学生也遍布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如他在72岁高龄时收的“关门弟子”余历雄博士，即为马来西亚人。余历雄还将周先生的教诲纂成《师门问学录》一书出版。此书记录了周先生在循循善诱的教学过程中所发表的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学术见解，曾被媒体称为“当代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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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文集》七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自古稀之年出版七卷本《周勋初文集》之后，近20年来，周先生仍坚持研究、笔耕不辍。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先后推出了《李白研究》（2003年）、《李白评传》（2005年）、《馀波集》（2008年），而他主持编纂的《全唐五代诗》（初唐、盛唐部分）、《宋人轶事汇编》也都在2014年出版。2015年，他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完成了《文心雕龙解析》的修订增补工作，并于年底出版。2016年，他又出版了《唐诗纵横谈》。此外，还有两种自选集《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周勋初卷》和《锺山愚公拾金行踪》问世。这一切，用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顺其自然地登攀”。


▲《全唐五代诗》（初唐、盛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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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道：“您的成就来自于刻苦勤奋吗？”周先生答：“其实，我一直以来，每天工作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下苦工夫是一方面，但下苦工夫不一定会成功，需要的是眼光。看书多不一定就是知识广，关键是要方向对头，效率高。”的确，除去天资和勤奋，周先生是有其独特的治学经验的。为了嘉惠更多学子，他将自己的治学经历和心得写了出来，并在《古典文学知识》上连载，自2011年9月起，至2014年11月止，共20篇。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去年，这组文字以《艰辛与快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为名出版，内容有不少扩充。书中处处闪耀着周先生的智慧之光，以及对后来者的殷殷期盼。

据说，周先生因为身材伟岸，曾被陌生人当作将军。其实如果把学术场比作战场，说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倒也贴切。如今，这位耄耋之年的白发将军依然精神矍铄，像一颗挺拔的不老松。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在周勋初先生八十八岁寿辰之际，让我们一起敬祝他：身体健康，幸福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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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凤凰出版社，2016年出版。

有兴趣吗？定价RMB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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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治学之道——从博学与专精说起

2007年5月，我应浙江大学“东方论坛”之邀，前往讲演，他们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收在罗卫东、方志伟主编的“浙大东方论坛文集/第一辑”《听尔斯聪》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由于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书中的整理稿内夹杂着一些错误，读者如欲引用，请以此文为准。

我讲的题目是“博学与专精之争的历史考察”，我想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大家交流一下。这里的这个“博学”与“专精”，不是讲怎么样广博化、怎么样专精化，而是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是如何思考、如何践履的。

博学与专精的历史争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等许多事情，读书很艰难。到了六十年代又要整顿，中央提出个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于是好多高校慢慢稳定下来，学生可以好好坐下来读书。当时我们的校长郭影秋提出来要“坐下来，钻进去”，这就产生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的争论。

我记得当时《文汇报》上有两个老教授争得很厉害，一个是郭绍虞教授，一个是夏承焘教授。郭（绍虞）先生提出做学问要广博，夏（承焘）先生提出来要专精，他们在《文汇报》上发了很多的文章，我们看了以后深受启发。夏承焘先生虽然讲要专精，但他的学问其实很广博，我们现在都知道他在词学领域的造诣是非常深的，但我记得他在考证唐代长安曲江池时画了一张图，考证得非常清晰，这让我佩服得不得了，可见夏先生虽然主要研究宋词，但是他对唐诗也是非常熟悉的。陈寅恪先生做《长恨歌》考证时在华清池下面加了一个注，就说这是夏承焘先生首先提出来，非常感谢他。郭绍虞先生在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文学批评史本身就是很广博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王国维，各个时代的思想都要涉及到，郭绍虞先生对这些都有研究，而且他还能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觉得郭绍虞先生确实很博学，他提出要博学是和他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关的。可以说郭绍虞先生讲博确实很博，夏承焘先生讲专确实也很专，但是他们在博学与专精两个方面又都是兼而有之：专的人很博，博的人也很专，因此，“博”和“专”其实是相对的概念。

我的老师叫胡小石，郭先生的学问跟胡先生的学问，从博学的角度来讲，郭先生比不了胡先生，胡先生的学问那是真正的广博。尽管他留下来的文章不是很多。胡先生的知识面是很广的，各种学问都懂，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我读本科时他已将近70岁了，眼睛不好，让学生帮助查文献，学生念一个字胡先生跟着就能背下去，胡先生的博闻强记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和胡先生的博学相比，郭先生不能称为“博”，还是相对比较专精。胡先生也有佩服的人，他最佩服的是沈子培。沈子培是嘉兴人，一代鸿儒。王国维一共佩服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沈子培，陈寅恪提到沈子培也是佩服得不得了。但是沈先生这个人很奇怪，他不太动笔写什么东西，这牵扯到一个观念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的观念跟过去的不一样，“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过去中国人的学问叫“为己之学”，认为学问是为自己而做的，是要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但是现在人的学问是“为人之学”，你不为人，你的生活就无法维持；你不写文章，职称就无法评上去。过去中国人把“为己之学”放在第一位，认为学问用来丰富、提高自己的修养，沈子培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先生提起沈子培时说：“他的学问要是分几十块，拿出其中几块给我，我就受用不尽了。”我们很难想象沈先生的学问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现在的教授和老一辈的学者相比差距真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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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上的博学与专精

我们现代的学者和胡先生他们不能比，我们离开工具书就寸步难行。我经常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以前中国人读书，像胡先生那样，是从经书入手的，先小学，再经学，然后子学、史学等等，所以他们小时候主要是在经书上下工夫；而我们现在在经书下的功夫，与古人有很大差距。

我想这跟整个中国的学术史有关。先秦诸子时期，百家争鸣，一个老师开创一个学派。到了汉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方统一了经学。到了唐朝的时候实行科举，科举考试一定要考五经，并且是从里面抽出几句来，你要背出中间那几句话，所以必须从头到尾把书背得滚瓜烂熟。再到后来是考八股，是从一句话中抽出两个字，拼起来出一个题目，你要能够就这两个字写出一篇文章来，而且还要符合儒家根本的原理，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也一定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有人能背《汉书》，能背《资治通鉴》等，这都不奇怪。中国人是有“记诵之学”的传统的。比如顾炎武这个人，一流的大学问家，当时条件很艰苦，一天到晚在外流浪奔波，他就在马上背书，结果昏头昏脑地从马上跌下来。现在人几乎不可想象。胡先生也背书，但是胡先生成长在清朝末年，已经不像前人那样规范了。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过去的学问是综合性的，基本都是以几本经书为中心展开，所以大家集中精力读通一本经书就可以把所有学科的知识都学起来。比如说读《诗经》，孔子讲“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讲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都在这本书里面了。中国人古代的学问都讲究要博大，综合性的考虑比较多，从汉朝到清朝一直都有这个特点。明朝后期基督教进入中国，我们才发现洋人有好多知识都超过我们了，但是中国人并不不买账。你看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一些资料，经常是外国人发明什么东西中国人马上讲：这个东西我们老早就有了。甚至20世纪外国人已经发明飞机了，中国人还在讲：我们以前讲人像鸟一样从高山上飞下来，这就是飞机的雏形，只是可惜没有发展下去。清朝初年的康熙皇帝是个例外，他喜欢外国的东西，曾经非常认真地向传教士学拉丁文，当时中国的天文测算跟外国传教士的不一样，康熙就叫两方来比试一下，结果中国误差比洋人大，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已经落后于西方了。但是中国人依然不买账，一直到了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彻底失败，这对中国刺激太大了。中国人过去总认为日本是蛮夷小邦，汉朝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日本对中国也一直都很恭敬，但甲午战争中国却被日本打败了。这时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坚船利炮确实比中国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于是那个时候派了很多留学生到日本、到欧美去学习。翻开清朝末年的文献资料，那时到外国留学的人跟我们20世纪八十年代差不多，许多士大夫，比如陈三立的子嗣，都到国外去留学，这些留学生对中国影响特别大，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除了出国留学以外，中国人还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甲午战争以后开始办新学堂，结果学堂还没有办好八国联军就打进来了。那时有个办京师大学堂的人叫许景澄，我们读近代史的时候都骂这个人是汉奸，因为他与袁昶反对与八国联军作战，他晓得中国和外国差距大得不得了，因此坚决主张不能打，结果后来被慈禧太后杀掉了。但我觉得中国士大夫当中最了不起的就是这批人，他们是能真正践履道义要求的读书人。

清末光绪二十七年，京师大学堂由张百熙来续办，他听取了很多外国人的意见，其中有一个美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的学问是综合的，老是混在一起，现在一定要分科教育，比如物理学是物理学、化学是化学。所以中国人办新式学堂必须实行分科教育，京师大学堂就分7个科目。张之洞到北京以后，张百熙又请他提意见，张之洞说你们要加一个经学，因为经学是我们中国的根本，所以7个科目变成了8个。这时的经学实际上已经不能再融合一切学问了。中国实行分科教育以后，老的观念慢慢地就改变了，大家做学问开始讲究专精了。到了民国的时候，科目划分就更细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文科学还是占很大的优势，所以当时梁启超就讲知识要广博、学问要博大；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后来越分越细，受欧美影响越来越深，也就越来越提倡专精了，这也是所谓的西学东渐的一个部分。

但我觉得，西学东渐的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方面来自前苏联。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讲西学东渐，但其实也在西学东渐，因为前苏联也是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西方人。我读大学的时候更是专精得不得了，比新中国成立之前还要细，因为前苏联的教学体系就是划分得很细的。前苏联的大学分为理工科和文科两部分。他们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合在一起统称“文科”，理科跟文科合并成综合性大学，比如南京大学过去叫中央大学，中央大学解放前有8个学院、43个系，是当时全国教育体制中最完整的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大学完全被分解掉，文科只有中文、历史、外语三个系。改革开放以后，新的体系出来了，我们发现前苏联体系还不如欧美的，因为欧美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可以综合在一起互相渗透，很多学问都是互相交叉的，因此我们现在又要把分开来的学科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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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之道——从博学与专精说起

现在很多高校的老师，一辈子就教一个朝代、一个人物，比如研究李白的一辈子教李白，研究杜甫的就一辈子教杜甫，研究《文心雕龙》的一辈子教《文心雕龙》。我参加过好多学会，发现这些老师确实下过一番工夫，但是真正能写得出好文章的人不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都是比较出来的。比如说最近几年我一直做李白的研究，李白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才能回答。盛唐诗人李白、杜甫、王昌龄等彼此之间都是朋友，如果真正要做研究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李白跟他周围的几个朋友，看看他们的不同，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些不同的来源。学科分得太细，影响横向的比较，会影响研究的水平。

我认为在做学问的时候，首先要把博学和专精的关系处理好。虽然我们现在很难达到古人那样博学，但是基本的书籍一定要读通。中国近代研究哲学的人中，冯友兰先生的水平是很高的，据他的学生说，冯先生一年当中有两本书是一定是要复习的，一本是《孟子》，另一本是《庄子》，中国人过去把这叫做“温故而知新”。真正做学问的人，必须在基本的书上下功夫，不能光要求速度快。我跟胡先生做研究生的时候，他说学《楚辞》，三本书一定要读，一本是王逸的《楚辞注》，一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还有一本是戴震的《屈原赋注》，这三本书一本代表汉学，一本代表宋明理学，一本代表朴学，各有长处。

胡先生在两江师范学堂学习的时候，学校请了很多日本的一流学者来讲学，因此胡先生懂日文，他讲《九歌》，吸收了很多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他说中国古代的神分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包括太阳、月亮、星，这个全国各地都可以祭祀；人鬼，比如岳飞、关公，也是都可以祭祀的；地祇就是地方神，这是有地方性的。胡先生举了个例子，说妈祖只有在福建才有人祭，北方人是不祭的，这跟地方风俗及历史无关。我30岁时写《九歌新考》，那时候思想活跃，写出来的文章也很有些锐气。我在里面对胡先生的研究补充了一条，认为楚国位于现在的江淮流域，不是黄河流域，认为闻一多、郭沫若讲的都不对。我一直认为，做学问既需要有独创性，还应该依靠其他一些学问，比如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

再有一个例子是，我写了一本《李白评传》，里面讲的李白或许跟大家通常认为的李白不太一样。我关注到李白这个人有不同于常人的文化背景。李白在5岁的时候，其家从西域安西大都护府的碎叶迁到四川，因此我认为他受羌戎和南蛮文化的影响很深。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有些行为是跟中国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李白的一个朋友去世以后，他埋葬了那个朋友，一年以后挖开坟墓一看，尸体已经腐烂了，李白很伤心，拿起刀把朋友的骨头上的腐肉剔掉了。中国古人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高适、王昌龄等人，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以前的中国人甚至连胡子都不刮、头发都不剃，这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李白对待死人、葬礼异于传统习俗。中国最早讲葬法的文章是墨子的《节葬》篇，墨子在这篇文章中反对儒家的厚葬。儒家讲究孝敬父母，所以父母死后要享受跟活人一样的待遇，而且汉朝人信奉天人合一，所以汉墓是很豪华的。儒家还讲父母亲死了以后儿子要守丧3年，这一主张跟人的感情有关，所以在感情上很难打倒儒家。《节葬》篇中还说到“秦之西”的仪渠之国亲人死后“聚柴薪而焚之”，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的葬法，羌人到现在还是火葬，我认为这又和道教有关系，因为火葬的时候是把人化成烟的，道教里面讲成仙就是这么个升天的过程。羌人的生活区域在西部，道教就产生在肝素、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处，李白就住在这个地方，李白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李白还跟人家打架，中国过去的文人是不太崇尚武力的，因此我认为这都是他受南蛮文化、羌戎文化的表现。

所以，我的体会是我们做学问还是要讲博学的，因为学问的东西触类旁通，没有广阔的知识面是旁通不起来的。当然专精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应该在博学的基础上突破一点，再深入研究。就治学方法来讲，博学和专精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一个人要把精力的的70%用来泛读、30%用来精读，精读的书要翻来覆去地读。过去碰到好多人说自己读的书太少，这不是根本问题。只要能读书得法、有所突破，就一定可以有所成就。

[老黄]

问：您刚才说要从文献下手，采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从文献下手实际上是一种专精的方法，而比较方法则是从博学角度提出的，那么这两个很具体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答：过去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提出，要把文献学与文学结合起来，首先把文献学放在第一位。我们也的确是根据这个目标来培养学生的。但是过去情况有所不同，培养人强调要从理论出发，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讲大道理。做学问采纳一些基本的思维观念、观点作为参照和依据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还是认为应该从文献、从材料出发，不能空讲。现在好多学者都只注重理论，文章看上去写得很漂亮，但是具体看下去就会发现很多毛病。如果从文献出发，即使归纳得不好、提炼得不好，人家也不会讲你胡说八道，因为有材料依据。所以，我觉得做研究首先要从文献出发。比如说研究李白，首先就应该把李白的文献资料掌握好，要弄清楚他的生平、时代背景等等。现在有些人完全从理论出发，国外某一种理论来了以后，就马上把中国的材料硬搬上去，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不一定会很理想。

[老黄]

问：关于中国的古书，比如先秦诸子的《论语》《孟子》这些，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立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现在大家的研究都比较注重它们生成、发生的过程，周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喜欢读诸子的文章，我觉得中国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先秦诸子阶段。在先秦诸子中，我只对韩非子下过功夫，因为“文革”的时候我脱产研究法家著作，写了一本《韩非子札记》。那个时候读韩非的书是很有趣的，每天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天到晚读《韩非子》，读了以后做札记，力求写得有新意。这本书出来以后，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在美国看到了，专门跑到中国来找我。还有马来西亚大学一个系主任，以及台湾的学者等，他们看到这个书以后也来与我结交。我这个书实际上不完全是讲理论，里面涉及了很多历史、哲学的东西。王力先生讲先秦诸子的时候说韩非子主张用人唯贤，这不对，因为韩非子认为法是最重要的，用不用贤，一律用法来衡量。王力先生学问专精得很，但是他讲韩非用人唯贤，说明对先秦诸子的学派原理没有搞清。其他诸子的书我不敢多谈，因为对他们没有下过功夫，而且现在出土了很多文献资料，我也没有好好读，所以不敢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