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梁文道的三本著作

[*小周]

后记


那年夏天，是香港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学校不再上课，或者说，每一节课都变成了历史课；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师这时都成了大演说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泪。写字楼里不再上班，大家围在收音机旁，老板不只不指责，还从房里走出来下令：“开大声点！”一室肃然，鸦雀无声，只听到纸页偶尔被风翻动。

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你却还在书房里沉吟一句诗的韵脚，琢磨最恰当的隐喻，好让诗里的每一个字都像项链上的宝石那样，精稳妥当，不可动摇。这，难道不野蛮吗？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艺术与革命之矛盾，创作自主与社会责任之优次的困境，而且是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岁，正要参与人生第一部实验剧场创作，正想把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郁闷和刚刚学到的青涩理论全部呕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长也比我成熟的伙伴却在争论这台戏还该不该演。“艺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问：“难道不就是为了回应时代，甚至呼唤那未来的世界吗？如今，世界就在这黑匣子外边，时代已然降临。我们竟然还要演戏？这岂不是太过自私！”也有人主张，如果政治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主，我们凭什么要在这巨大的热潮前隐身让步？始终不懈地实践自己的艺术追求，恐怕才是体现自由的最佳选择。毕竟，在属于斯大林的夜晚，连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就是这样，两帮人争论了几个日夜，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有人留在剧场，有人则上街寻找他们心目中更大而且更真实的舞台。那年夏天，连剧场的老观众也都不见了，他们一一隐身于街头的人海洪流。

很多年后，我在已故台湾学者吴潜诚的书里初次读到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Heaney)的《契诃夫在萨哈林岛》(ChekhoyonSakhalin)，乃能逐渐逼近这个问题的核心。契诃夫和鲁迅一样，是位医生作家。不同的是，这位短篇小说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诊治俄罗斯，而且从未放弃过行医救人。饶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于自己的失责；世间苦难深重，他却放纵自己的艺术才华，这实在无异于一种轻佻的冒犯。于是他决定走一趟萨哈林岛(也就是今天的库页岛)。那是沙俄时期的监狱岛，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乱分子”。契诃夫要为岛上的犯人写一本书，描述他们的故事，转达他们的声音。很明显，这是一趟赎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艰苦的旅程。因为从莫斯科到远东，中间是西伯利亚的苦寒荒芜，行程至少六个月。起行之前，朋友赠给他一瓶顶级法国白兰地。他就把这瓶昂贵的琼浆放进行囊，一路摇摇晃晃，在登陆岛上的第一个晚上，他才终于打开了这瓶白兰地。

希尼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兰地。在周围弥漫着迫害气息和残酷音乐当中，他品尝着浓郁的醇酒和奢华的放纵。”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礼物，也是一位艺术家的“天赋”(gift)。契诃夫在脚铐撞击的声音中，尽情享受创作的欢愉，释放自己天纵的才情。因为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赎罪之旅已然结束(却也同时开启)。在两座险峻悬崖之间的铁索上，他找到了几不可得的精巧平衡。

大概从那年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个作家；而且由于荒废日久，也必将失去艺术创作的想望与能力。因为我的旅程没有尽头，完美的平衡始终未达；在艺术与赎罪之间，我严重倾斜，摇摇欲坠。
于是这本小书，不妨看作是途中偷偷舔舐酒瓶的结果。路上太过颠簸，天气阴晴不定，再好的酒也难免走味；就更不要说我深深珍重的，也许只不过是一把破敝的扫帚。

再直接点说，这里收录的全是我在评论(以及“类评论”)之外的副产品。它们全凭外缘而生，如果没有人约稿，我自己根本不会无端动手。
例如，《我执》那些看似日记的虚构散文习作，本是香港文坛前辈叶辉约我在他主编的报纸上所开的专栏；他在位多久，这个专栏就有多短寿。所以这堆东西的数量也就只有这么多。说起来，那还是我写作量最大的时候，本来每天就要交出一篇以上的评论，可是叶先生的面子我真是不能不给。问题在于该写什么好呢？时事、饮食、电影、音乐、书评和文化评论，能写的我都在其他报刊上写了。想了半天，才决定仿效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弄一批看起来很“感性抒情”的思考笔记，因为叶先生说我还未发表过“感性的散文”。
又如，《我的病历》，它是应老友胡思威所邀，为剧团“进念•二十面体”的《断章记》场刊所作。时值1995年年尾，张爱玲几个月前去世，《断章记》是献给她的剧场悼文。可是《我的病历》与张爱玲根本无关；如果有关，顶多就是背后那种冷酷的态度。
剩下的全是即兴活动，有时是自己的评论专栏快要断稿，苦无素材下的应急文章；又有时是香港文学杂志《字花》催促出来的凑合游戏。悉小道耳，并不足观。
对了，为我撰序的邓小桦正是《字花》的编辑，香港文化界的新锐一代(这代人颇成气象，他们将来一定会踩着我的背脊前进)。由于我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形容这本书，只好请她提出她的诠释。多谢她在最后一刻交来这篇文章，看得我十分惭愧。

[*小周]

http://www.chinanews.com.cn/hb/news/200 ... 6164.shtml

梁文道在这几个月期间，出版了三本主题不一的文集，《常识》、《噪音》和《我执》。如果书本是反映了作者的意识的话，同时又能用颜色作总结的话，《常识》辑录的是梁氏近年的时事政治评论文章，打造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意识该是代表冷静睿智的蓝色；《噪音》，属文化性，内里的文章正如梁氏所说，可能只是针对小众口味，如摇滚音乐、电影等，品味生活是书的核心，应是使人心神放松的绿色。至于第三本书《我执》，又会如读者心目中，扫上代表什么形象的颜色？

“星辰也有忧郁的影子”出自邓小桦的序。透过这句话，可以猜想《我执》的主题，正是写出了自己的梁文道。可是星辰擦亮了无边际黑暗，光芒背后的影子在辽阔的夜空会投向何处？更使人好奇的是，星辰为甚么忧郁。神秘如星辰，《我执》究竟为谁而坚持呢？

《我执》辑录的是梁氏的散文，他的文字风格，相信不用多花笔墨去形容，因为对文化时事有留意的朋友定必已经看过他的文章，试过从文字中感受过他冷静却又不失热情、正义却又不走偏激的文字，总是能够恰恰拿捏最佳的平衡点的威力，用文字打开读者的思考空间。

至于主题，则围绕着他的生活，贯通于过去与未来的幻想，骤眼看似是零散的文章随时间的延伸组成，记录了作者从8月到12月，近半年上百篇的生活所思所想。

读者随着写作时间前挪后退地阅读，可以看到梁文道写作时的心态转换，比如在11月7日到11月10日的文章说幻想和儿子相处的事情，往前移动是儿子由精子成为推着坐在轮椅上晚年的冷漠男人，相反往后阅读则是解释了儿子冷漠得像陌生人一样的原因，无论往前移后，都能够读出作者对这个孩子的忏悔，以及借文字的赎罪之情。

除了上述与虚构儿子的对话外，书中亦有时间与距离掉失的困惑、文字的不信任、自我的放逐与归来、朋友的剃度等，可是这些主题却很大程度是源自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一个影响梁氏生命很深的人。

《我执》就是说梁文道对于这个神秘的“他”的难以忘怀以及执着。但“他”是谁呢？即使读者能够综合全书的线索，这“他”的身影依然神秘非常，朦胧得使人猜不透究竟是“他”还是“她”，作者似乎在写出对“他”的思念同时也在一切可能泄露“他”身份的地方有意无意间盖上一层轻纱似的。

这是出自下意识的保护，还是希望以这本书，筑起和“他”沟通的桥梁？所以这本书与其说是散文集，倒不如说是日记，只有作者和“他”才有能力从文字中译码出当时的情怀的日记。

对于神秘的“他”，局外人的读者，唯一可肯定的就是这个“他”已经从梁文道的生活中脱离、消失，即使是在现实或是梦中重遇，也回避着，甚至恨他。“他”的脱离，其实是更深地进入了作者的世界，使得他彷佛成了那些在突然中丧失挚爱的人一样，落叶飞花，陌生人的一言一语，甚至是翻倒衣箱时找到的一张旧戏票、一张废纸也顿时勾起无数片段。

可是现实中“他”已离去，梁文道只能透过过去与幻想与“他”相会。极端的爱衍生极端的感情，“他”衍生出的是恨，而梁文道的却是对缺乏了“他”的恐惧，以至他一次又一次反刍昔日的甜蜜。

随着文章时间的过去，读者不难发觉梁文道正在透过审视自身来作灵魂的升华，透过用他自称不能信任的文字，一字一段地刻画了这段试炼之路及历炼过程。最后，他最终在12月28日的晚上，将“他”离去后的恐惧提炼出至最真诚的爱。

读毕，发现梁氏除了是洞悉力强的评论员、对生活有要求的人外，更是一个柔情似水的男人。这一份柔情，有别于很多时下的有病无病也呻吟一番的滥情文体，感情在字里行间自然得像最淡的绿茶，透明得不存感情，但若静心观看则见淡绿浮光。这种轻柔淡逸，俨如小桦笔下的星辰，影子只能在没有光害的夜空才能觉察。

如果滥情的文字、煽情的故事再不能触动你麻木了的心房，我向你推介梁文道的《我执》，一种象征过去，也代表年华老去的淡黄意识。希望读完，会知道原来爱除了不用长相厮守外，也可以如此的温柔恬静。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行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