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的古典文学界已渐次欣欣向荣，但就学术力量的分布而言，文章园圃的“劳作者”仍相对较少，但另一个方面也似乎学术的空白点较多，有利于选题出新，我的硕士论文以清代的阳湖文派研究为题，就享受了这个好处。王师是安徽合肥人，地属舒黄江淮之间，辞章雅健，得桐城派余韵。清季民国以降，桐城派颇遭恶谥，舆论渐成，几成定势，先生则不囿时论，于1957年撰文衡论桐城派在文学史上之地位与作用，改革开放后，此番明通之论颇受学界珍视，1985年首届桐城派国际会议召开时作为耆宿嘉宾被盛邀出席。当我自拟探究阳湖派脱逸桐城派笼罩等特点时，先生颇为优容，多番鼓励。稿成答辩时，千帆先生也是答辩委员，肯定拙文有助于破除“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研究局限[4]。其中的核心章节之一《论阳湖派的创作风格》于1986年得以刊发于《文学遗产》。又过了约十年，该书稿经过一定的扩充修订，
经程师、钱仲联先生和袁行霈先生推荐，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十种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程师赐序，用精美的古文写成，是现代学者精擅古文的典范，有古文专集《闲堂文存》行世。程师于诗学研究素来提倡研究者应体历创作甘苦。为了聊表追随典范之意，拙书后记亦用古文之体为之。
注4：程千帆先生1984年12月2日填写在“论文评阅意见表”上的学术评语指出：“自王国维、胡适等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种带有片面性的文学史观强调到不恰当的高度以来，近数十年内，许多人将文学发展史理解为文体变迁史，致使元明清时代的诗歌散文几乎无人从事研究，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不利于对我国文学的全面深入理解。作者选取阳湖文派作为自已的研究课题，对上述那种拘虚之见的纠正大有好处，不仅填补了阳湖派研究这一空白而已。”
《阳湖文派研究》
我硕士毕业即留校，成为南京大学两古专业的一员，并幸运地于1985年至1989年师从程师攻读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的在职博士研究生，以《赋论——魏晋南北朝篇》获博士学位。这篇学位论文，既探讨赋体创作实态，又审视赋体的相关理论形态。程师的一个指导思想是，
考察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时，应注意创作与理论的“同步”与否的相涉关系。通过若干的散点突破，本文在力所能及之处学习抽绎理论与创作的潜通原理。
辞赋这种介于诗文之间的文体，其骈化的活跃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突出，是了解中国文章学上“八代”范式的沃土。这个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对于更好地理解清人如阳湖派诸家不废“八代”的取径，甚有益处，其实也体现在《阳湖文派研究》扩充成书之中，并且也影响到我后来不断关注文章史上的这种跨代传承现象。程师在赐序中亲切提及晚年师生之缘曰：
程千帆先生 wrote:文学博士出余门者十人，女弟子惟曹虹；诸生多学诗或治文学史，而致力骈散文者亦惟虹。时肥东王气中先生，年尊而学醇，以古文教授。虹从之游，能传其道，旋入余门，复上追八代，究心《选》学。其所得遂合而一之，能观学术文章之会通，复笔散行之同异，阴阳刚柔之变化，其学且骎骎突过偏执拘迂不能致远之辈矣。
鼓励期勉之中，其实饶益的是因材施教的点化，更有治学轨辙的指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相比于诗词或小说戏曲，似乎确实感到文章与自己性分相近，或许也可以说，文章所相容的性分幅度较宽裕，因此钝拙如我，尚能有庇容之感。偶尔也会写与诗相涉的论文，如《佛学修养与山水文学——谢灵运综论之一》（《禅学研究》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涉及到大谢的诗篇理解；又如《“桃源犹有晋时村”——中古庐山隐风与后代遗民诗境》（《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但仍是在立基于诗文共证的论述视野中产生结论的。我的同门贤友们才大力博，常能读到他们涉足文章史和文章学的佳作，获得学术上的激励。前年外子写了《散文研究去向何方——以东西方〈孟子〉研究为视角》的论文（《复旦学报》2021年第6期），我作为第一读者，对他的学术省思就深受震憾。
曹虹、张伯伟夫妇与程千帆先生（1992年）
数十年来，我较为专意参加散文、骈文或辞赋的学术研讨会，以文会友，多有裨益。拙文《从赋体的多元特征看辩证的文体论思想的产生》在《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刊发的当年，就被万光治教授编入了《赋学研究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年）。我在1996年首届骈文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得到同仁评议切磋，后以《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为题刊发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此文还获得中国骈文学会“十年骈文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2015年秋第四届骈文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承办，我为会议编辑了论文集（《省思与突破——第四届骈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并在中国骈文学会常务理事会增补之际，当选为学会的会长。
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1995年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筹划组织编写“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一版于1999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这套教科书以追求“规范性、开放性、启发性”为工作指南，预示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的深层追求。我承担第三编内“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两章，从汇录相关原始史料与历代评论资料中，检视对“八代文章”的某些标签化的认知惯性，努力体现把文学研究对象还给文学的审美评价。在承担这一任务之际，恰好我已为星云大师监修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丛书”完成了《洛阳伽蓝记》一书的释译，深切体会到对作品通读与细读的益处，因而对该书的文学史地位有所新证，主要观点体现在《〈洛阳伽蓝记〉新探》一文，刊发于《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
《洛阳伽蓝记》
